张学良晚年为什么不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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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 09:33

    张学良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可谓一身而系天下安危。在他身上值得探讨的事情很多——譬如，晚年的他为什么不回大陆（尤其是东北）看看？

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的一些行状：1990年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从1990年他获得自由到2001年他在美国逝世，他有10年的机会可以回大陆回东北看看，可他就硬没回来，这对一个曾经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少帅而言，的确是非同寻常，甚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事实上，如果张是真的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自己的黑土地，要回去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大陆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张学良没有选择回到他的祖国，他自然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用当年天津办教案的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区区万把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攻占了东北军在沈阳的北大营，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张学良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整个东北三省供手让给了日本人，沦陷区千千万万的国人成了亡国奴，千千万万的同胞横尸山野，关里关外一片悲哀的哭声。直到晚年，离开国民党控制范围旅居美国的张学良，回忆自己在1931年至1935年间的作为时，有过相当的悔意。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曾引用过使徒保罗的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知道，东北的失守有他无法逃避的责任，他也深感自己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事实上，作为一个根在东北的张学良，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是很想回到祖国大陆的，甚至回到家乡的黑土地。因为，异乡的中国梦是空洞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异邦他乡是找不到故乡的感觉的！只不过，他不愿触景生情，不愿在屈指可数的晚年生涯中，每天有自责和悔恨的内容。

关于张学良不抵抗放弃东北，一直以来，都引用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的说法：9.18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还说，蒋介石不抵抗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由于郭维城的特殊地位，这种说法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普遍看法。然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因为，首先，传说中的蒋介石不抵抗电文，至今未见，不能作为证据。其次，就是有这样的电文，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张学良也完全可以对其置之不理，担负其自己作为边疆大吏守土抗敌的责任。

就后来当事人的表态似乎也可以证明把不抵抗的责任推给老蒋是“冤假错案”。

先看蒋介石。最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是这样的： 9.18当天蒋介石不在南京。9月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日记中有如下文字：“雪耻，余所持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9月20日日记：“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9月21日日记：“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根本读不出蒋介石当时有“不抵抗”的心思——须知，这是1931年的事，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没有虚伪造作的必要，反映的应当是他的真实心情。

再看张学良。张学良在世时，日本广播协会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等，先后访问过张学良。张学良的回答是（1）9.18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和平解决。（2）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3）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而当问到：张学良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

张学良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

事实上，在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但是，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有人也许会说：“虽然东北军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然而，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这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问题还是出在张学良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有人评价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不回东北时有云：“但是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话虽刻薄，却一语中的。 网友评论蔣介石日记也未必是他真心写照。虽说他当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或许不须造假，但也不排除他为摆脱后世对他不抵抗的骂名，而在日记中惺惺作态的可能。如果他真的想抗日，就不会让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抗日不予施援。如果张学良真的在东北抗日，恐怕也只会落得十九路军一样的下场。丢失东北张学良是有过，但是，逼蔣抗日却有千秋之功。南方古猿 到底真相如何，很难得知。但以张学良的性格，好像不抵抗是不可能的。但蒋的内心是很明白的，他要先安内再抗日，先搞定红军再说。如果中日全面打起来，内外夹击他，他受不了。所以猜测蒋的电报内容：即不会明确让张拱手把东北相让，也不会明确让张抗日，多半是一个模疑两可的·电文。从张的角度去读电文，是不要轻易开战；从蒋的角度读电文，多半是与日周旋，相机行事。
不过张怯日本的可能性是有的，怕被日本一窝端，也是可能的。客观来讲，仅靠东北军是顶不住日本的。但若东北军和日本人拼光，日本对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野心就会收敛得多。日本轻松占领东北后，野心膨胀很快，叫嚣三个月搞定中国。如果在东北死几万人才得手，他就不会那么猖狂。
所以不管原因如何，东北不抵抗，纵容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很高的,说张是千古功臣.周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为红军(中共)解了围,是救了红军的功臣.国军虽然战斗力比较差,40多万人的大军围不住几万人的红军,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减员比较严重,按蒋介石的说法,他是想趁红军的战斗力将要处于强弩之末的时候,亲自督阵,最后收网于西北,作最后一搏,而天佑中共,西安事变爆发,免遭于难. 

我的看法：

关于抗战问题：张学良与蒋委员长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余以为起码没有大的分歧，下面的蒋言论就是明显例证：

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江西的抚州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讲"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他说，"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 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 这段话载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七十五页至七十七页。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他说："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全力来准备国防，拼命的来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呢？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再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 这段讲演有单行本，民国二十七年曾遍载全国各国 民党报纸，并收入委员长侍从宽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见于该书第一册四三一至四三二页。



民国二十四年九月，蒋介石在日本的杂志"经济往来"上发表一篇《中日关系的转回》，他说："中日两国，无论自那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协 力，以图亚细亚的繁荣。今日虽在严重的困难之中，我们顾念中日关系在过去的悠久历史，确信今日所发生的纠纷，结局必能依两国国民的诫意与努力而获解决 ，实现我们所不断理想的中日间的真正提携亲善。" 这段话故在上海国泰书局出 版的《蒋委员长全集》第三编第六十九至七十页。 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在抗战以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演《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他说："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这段话，载在委员长侍从室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五册第十六页。培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