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往事----摘自《无声的群落·续集》

本帖最后由 田野青青 于 2009-12-17 18:07 编辑
流年往事
作者:黄晓龙
一、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
1963年8月中旬，一个阴霾的早晨，从俩三个绝望难眠的日夜中平静下来的我，以－种近乎“壮士－去兮不复返”般的断决和平静，随同120个赴大竹云雾山茶场的知青，登上了6辆军车。没有日后为知青送行时夸张喜气的锣鼓，没有写满豪言壮语的横幅标语，甚至没有亲人送别时的千叮万嘱，难分难舍，悲悲切切。在－种近乎凄凉`萧杀的气氛中缓缓驶离重庆两路口公寓。开始了我们这批知青长达数10年之久，充满苦难与抗争，迷茫与求索，彷惶与追求，放弃与坚守的人生之旅 。
其他知青或者怀揣少男少女的玫瑰色梦想，以为前面将像电影、歌舞中那样，是—片充满阳光、花香，希望，爱情，友谊的乐土。或者背负先天的罪孽，以为真诚和汗水可以洗净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或者信以为真的以为，那真的是－片施展才能，抱负，实现理想的“广阔天地”······。而我则不同：刚刚才将户口从水产校和长寿湖渔场办回重庆。在这座“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城市，三个“右派”亲人的家庭里，政治运动中屡被触及，已成惊弓之鸟的母亲和姐姐眼中，我这个被长寿湖农场党委点名称为“被右派拉过去了的小青年”，并且拒绝同右派断绝往来的儿子，弟弟，是随时可能给家庭招来灭顶之灾的“祸根”。处于惊恐中无可奈何的亲人，只能用令人心酸的沉默明确的告诉我：这个曾经温暖幸福的家，已容不得我继续呆在重庆从容的寻找一个满意的工作了······
我已明白：这座熟悉亲切的，曾将做人的要义，人生的价值，植进了我血液的城市，此时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她不属于我。除了去到比长寿湖更远的农场，我别无选择。
我是1959年考入重庆水产校的首批学生，曾以无时不在的飢饿和迷茫，完整地经历了那场“三年自然灾害”。我曾亲眼目睹过刚刚还在校门前蝺蝺而行的农民，突然缓缓曲膝，象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倒下断气的可怕过程；也无奈的体味过用同一块面团蒸出的馒头，领导一两一个的馒头竟比学生二两一个还大，解释为“领导的馒头发得泡一些”的黑色幽默；更领味过，仅仅因为无意中发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的牢骚，被校领导斥为“攻击三面红旗”，逻辑推理为：水产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攻击水产校就是``````。也许更可能是“阶级出身”的缘故（除十几名农村同学外，几乎所有来自重庆的同学家庭出身都有问题）。尽管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数一数二，但1961年夏季学校压缩时，我竟有幸成为了“暂时休学”的17名学生之一。并被安排在长寿湖劳动，“等待复学”。
那时的长寿依然沿用着几千年前的工具和方式从事着效率低下的劳动。我最初所在的捕鱼队更是如此，在纵横两百多里，近千个湾岔的湖上，在冬日的雨雪霜雾，夏日的烈日暴雨中，仅仅凭藉技巧和体力，或者两三只，或者形单影只的一艘“双飞燕”（一人划两桅的捕鱼船），从事着方式原始，所获菲薄的劳动。在这近乎于原始状态的水天之间，必须依靠配合协作才有效率，热汗淋淋的劳动间歇，我接受到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教育和熏陶。晚炊之后，三五支“双飞燕”系在一起，在水天澄沏的月影星辉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浩渺空阔“冯虚御风”般的飘飘然中，听老捕渔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张文澄，李南力，陈孟汀，陆光铁，孙静轩，吕琳，这些当年的富家子弟，满怀社会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新中国建立过卓越的甚至传奇般的功勋，解放后的高级干部，诗人，艺术家。至今一直不承认“错误”的“死硬右派”们。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时所持有的坚贞，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的坚定从容。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升起强烈的尊崇和向往。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介。他们传教的那些《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忧郁与悲沧，使我们迷惘中飘泊的心，得到些许暂时的籍慰。
那时，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可以说是将被改造者推到一般人很难承受的，接近生命消失边沿，或生理心理承受极限，在令其丧失人格尊严，失去思考能力的状况下进行的。至今只要一想起长寿湖那段岁月，眼前就会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在狮子滩泥泞的公路上，那些脸色灰暗，面部浮肿，肩挎黄挂包，穿着开花棉枖，吸着沾满泥浆的长统靴，一边走，一边用大木勺贪婪的在脸盆般大的饭盆中舀着清似米汤的稀饭。
更忘不了那年参加农场的“双抢”时，在工区办公室门前，我站在水田中隔着7，8根田坎，突然听见工区主任钱正华（此人后被提拔为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大喝一声：“给我打！”，只见几个身着齐腰防水裤捕捞队的彪形大汉围拢过去，噼噼啪啪，脚尖锭子加耳光把一个右派份子打翻在地，“我没有装病呀！我、我……”。几个壮汉将这个“装病”的右派打得连连惨叫，最后没有声音了，我看见他们把已经没有气息的他从地上拖进了工区办公室。我战战兢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改造右派思想的现场，半天回不过神来。后来听说这个右派在同心岛“病死”了。当时，右派要摆脱这种非人的待遇，除了“认罪”，除了认真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之外，别无它途。其中“认罪”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承认“有罪”，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都将面对漫长而无止境的非人境遇。
在和一些正直的老场员私下摆谈中，我获知多数右派获罪的原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党”，而是或因自持清高开罪了领导同事。或因“木秀于林”，或因真诚的为党整风，提过善意的意见被无限上纲，或干脆就是平时不听话而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总之，多是源于些私人间的恩怨纠葛，而非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些右派也不过是被某些处心积虑向上爬的品质败坏者，于运动中顺手当成了垫脚石而已。在水产校、长寿湖那些年我所见到的右派中，也不乏萎靡不振，神情颓唐乃至猥琐者。他们或者是担忧罪加一等再牵联家人而唯唯诺诺；或者为当年冲动失去自由地位名誉沦为罪人而低头作人；或者为了表示“悔罪”而卑躬屈节讨好世人。尽管好多右派都是正直和饱学之士，但当时阶级斗争“痛打落水狗”社会氛围却使人们对他们罕有尊敬。
也许正是因为潜意识中的敬重和理解，使我对那些因言获罪后还敢于对“自然灾害”私下称为“人祸”“瞎话”的右派，油然的产生了一种信赖，亲近感。并因此同一些性格开朗的右派们有了密切的交往。我从小就爱写诗读诗，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影响的诗人，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当偶然认识大名鼎鼎的诗人孙静轩，并忐忑不安的将几首习作寄给他请教后，仅仅三天就收到热情洋溢的回信。这个以《海洋抒情诗》在青年中颇具影响，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著名诗人，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肯定。这对当年一直对未来，对前途深感迷惘的我，无疑是一道明亮的曙光。于是我开始拼命的阅读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和艾青，聂鲁达，普希金的诗，以充实自己。那些诗赋中美好动人的情感，那些博大精深，充满睿智的思想，意境，迷人的文字，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打渔时默诵，念念有词，休息时手不释卷的沉醉于先贤们留下的思想文字中，且经常到深夜。这就引来那些一心想立功，借以高升的人注视。一位原水产校的总务老师，时任捕捞队付大队长。几次看似偶然，非常亲热的找我聊天，懵懂天真的我以为是老师的关心，竟将对诗的热爱向往，对孙静轩老师的崇敬和感激，似朋友般倾其告之。不久，这位我信任的老师，在捕捞队的社教动员会上“补充两句”时，竟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培养的是普通劳动者，不要精神贵族，更不允许喊右派为老师，这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万万没想到，几次同这个“老师”的聊天竟使我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
不久，我被调到水研所，同毕业后在长寿湖“等待分配”的水产校的同学们一起，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草鲢鱼人工繁殖作前期准备。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我的宿舍竟被单独安排在右派学习班宿舍的外间。对此浑然未覚的我，依然保持着上班默诵诗赋名篇，晚上看书到深夜的习惯。并因紧邻之便，同一个名为聂云岚，前《民间文学》编委的右派作家结成了朋友加师生似的情谊。
63年春，正当我为“雷锋日记”大受感动时，一度暂缓的“社教”重新启动。我突然被调去搞基建，干重体力活。当我发现原来十分亲密的同学突然有意和我疏远时，方才知道又是水产校的那个“老师”在作祟。在即将降临的灾难前，尽管心中充满愤怒，屈辱，不平，但个人又岂能与强大的“政治”抗衡。绝望惶恐中 ，为了躲避灾难，经一个不知名的右派暗示，我以在水产校时腰椎受过伤旧病复发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职报告”。不久就获得场部人事科以“只能自动离职”为条件的批准。并以派出所无人，办不了户口为由，让我先回重庆等待。
回到重庆后，我四处借来高中二三年级的文，史，地，数和政治课本，复习备考。但直到5月上旬，长寿湖答应寄回的户口却了无音讯，在重庆40中学作音乐教师的母亲着急了，只身赶赴长寿湖，为我索要户口。当得知我和右派交往密切，被党委高度关注气极败坏时，碰巧收到孙静轩老师寄给我的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吓成惊弓之鸟的母亲，第二天下午就将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妹招集在家中，召开紧急家庭会。先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给我下达了最后通谍：必须马上向长寿湖写捡查和揭发，并交出孙老师的信，争取主动把户口要回来。并同时断绝同右派的来往。如此，家里可以全力支持我复习参考。如果不接受以上条件，家里将拒绝接收我。
我清楚，如果回长寿湖不去“揭发”那些右派老师，必然会被打成反面典型，我这个风雨中支离破碎的家庭，将有灭顶之灾。但是，从小受的教育，又不允许我无中生有地按“组织意图”去牺牲他人保全自己。更何况我敬重那些右派恩师，他们让我在迷茫中看到希望，在苦难中有了追求。我坚信只有心地坦荡磊落，有担待，有胆识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我以林哥哥，三舅，四伯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事例说服他们，希望求得他们的同情。然而，在家庭的现实安全面前，平时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作人的家长，此时已顾不上那些于现实威胁毫无补益的道义原则。尽管他们对我的反驳无言以对，甚至面有愧色。但无论怎样都要我同右派老师们断绝往来，并向长寿湖写检查和揭发。我坚不从命，以至僵持到不欢而散。
自此开始，家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焦虑惊恐的母亲下班回家后，就是厉声苛斥，逼我就范，保全全家。由于长寿湖扣着户口，在重庆没有粮食定量，家中兄妹多，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我也“争饿气”，早上出门，深夜方才归家睡覚。靠黄珏，严中和，武辉夏等朋友和聂云岚老师的接济，几天才能吃上顿饭或一个烧饼。在这样有一顿没一顿中坚持了近一个月。高考报名期一天天逼近，户口还不见影。据从长寿湖回来的同事讲，社教运动已经开始，在长寿湖的知青中，一些同右派交往密切的肖顺伟，莫德仲，先后被冠以不同罪名被捕判刑，其中莫德仲险些被判死刑。在社教动员报告中，党委负责人已将我称为“被右派拉过去的小青年”。回去，不仅拿不到户口，那些想将我作垫脚石的人，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正当惶惶不安、心存侥幸时，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告诉我，母亲又去过一次长寿湖，仍没拿到户口。最后的稻草失去了，绝望怨愤中走投无路的我，一连几天在储奇门河边呆望江流，以泪洗面，几次都想一死了之。然而我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
长寿湖不给我户口，是想逼我回去当“反面典型”，我不敢回去。我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就去聂老师家，或者探讨欣赏唐诗宋词，元曲，或者听他讲《基督山伯嚼》《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玉娇龙》等。至今我依然无怨无悔，当年我和右派老师的交往是值得的，虽然我这一生与金钱和权利无缘，那些人文思想对一个少年的启蒙，却使我受益终生，我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充实和愉悦的。
我本想在重庆谋一份工作，继续做我的文学梦。但母亲知道我已被农场领导当成反面典型，终日惶惶不安，我实在不忍心母亲在惊恐焦虑中受煎熬。1963年8月初，适逢大竹云雾茶场到街道办事处招工，当时，“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故乡之城，曾经温暖的家，已使我已感到阴冷可怖，我没有考虑太多就报了名。
时隔多年后，每当母亲提起当年逼我重新下乡的往事，一直愧疚不已。但在那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一旦遇到相似情况到底又有多少人能够免俗？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个别子女保全全家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接上页.
二 艰难求索中的迷惘和省悟
初到大竹，命运竟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抵达云雾茶场没几天，曾经被长寿湖打入予备“另册”的我，竟出人意料的被任命为付大队长。刚干了一个月左右，还没从以往的角色中转过来，又被县里直接调至乌木渔场。几天后又同渔场的其他三个知青一起，参加由省农业厅举办的水产技术干部训练班，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回到乌木渔场后，又受命在渔场的150个知青中挑选了30多人，组建为繁殖队，任命我为队长。随后又代表渔场参加省渔场工作会。戏剧般的从“危险人物”转变为被寄予希望和信任的骨干。社会角色的巨大落差，使我竟以为真的到了“大有作为”的天地。虽然我并不喜欢水产，以我在水产校学习时的了解，淡水养殖最多是一门工艺而不是科学。但命运注定我要和水产相伴终生，至力于水产业的技术进步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现实能够给予我施展抱负，实现生命价值的唯一空间。
乌木水库是一座拥有7千余亩水面的浅丘水库，它象一方绿绸，宛蜒飘逸在大巴山余脉的东山脚下。烟雨晨昏中，黛青色的山影若隐若现，大坝一带的十余个小岛，静如处子，焕发出一种梦一般摄人心魄的美。朝晖夕阳下的浩渺烟波，浮耀着膦膦金光，令人通体都仿佛浴满春风阳光。而当风雨大作时，那虎啸龙吟般低沉的涛声，使人远在数里之外也能感到血在沸腾。然而，风光再美毕竟不能当饭吃。从64年初到文革初的近三年时间，除草鲢鱼繁殖季节的劳动强度稍低之外，挖土，挑土，打夯，抬石头，下水拉鱼苗，在冷得令人发抖的凌晨冷雨中给亲鱼注射催情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体力消耗，每个人的饭量都大得惊人。每月15到17元的工资，扣除伙食费后仅剩一两块甚至几角钱。买了必备的肥皂，邮票就可谓囊空如洗。这不仅使“烟屁股”在吸烟的知青中成了稀缺资源，也使得数年间多数人都无力添置在劳动中不断破损的衣服。那些年，从5月到国庆的数月期间，几乎所有男知青无论上下班，都是青一色的赤脚赤膊，或穿渔场统一下发的劳保裤。冬季则大多是开花棉袄加破裤和露出大脚趾的破胶鞋。每次休息进城，饥肠辘辘地算计着包里仅有的几角钱，能买几碗仅有盐醋的小面充饥。如果哪个月要买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就必须这个月不买邮票，不烟抽。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清贫，工资如此菲薄，劳动方式如此原始，但在我们的汗水中，却硬是出现了一座初具规模，功能齐全的中型渔场。分布在场部和三个捕捞点上的十余栋办公室，宿舍和食堂。三十余艘用原木改成木板，然后一锤一斧打制的双飞燕。足以在全库进行栏，赶，张，刺大型捕捞作业的近百付三层刺网和张网。土石方工程量上万立方的全套草鲢鱼人工繁殖设施，都出自于我们始而布满血泡，随之磨成老茧的手中。其中，达县地区第一付三层刺网，第一付张网，第一批人工繁殖的鲢鳙鱼苗，水库捕捞的最高网次单量，都是由我们所创造。作为渔场当时的技术责任人，这更是我在那段生活的泥沼中，背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十字架，于苦苦求索中所创造的，值得骄傲的物化的自我。
时隔四十多年后，尽管社会环境，生活水准，劳动条件同当年相比已是天上人间。但只要想起当年那些岁月就会激动不已。不仅仅因为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被沉没在荒山野水间的岁月。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年轻时，为理想信仰而燃烧的创造热情的留恋。出于对那段在艰难中单纯，真诚，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的眷恋。出于为当年那段不甘沉沦和平庸，在苦难和不公前奋起抗争的人生历程而骄傲。没有在苦难中沉沦。不管现在是成功或平庸，毕竟我们奋斗过。
那些年，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晚间音乐会”。用一排搪磁碗倒上水，调成音阶，用筷子敲出旋律，加上笛子和敲门声的伴奏。我们兴之所至，全身心投入的，一遍又一遍的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是一个兵》《人民海军向前进》和《共青团之歌》《在乌克兰原野》《学习雷锋好榜样》直唱得热血沸腾，身心飞扬。忘掉了明天饭票就会用完，忘了明天又将踏着结满严霜的泥浆，用布满血口的双手去挖土，打夯，筑坝。忘记了有人会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在那些令人热血偾张的旋律和节奏中，我们随时都感到肩上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和使命。正是这种近乎神圣的内心感受，支撑着我们跌跌撞撞的走过了那段苦难的青春。现在想来，在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山区农村。在“政治”的阴影若隐若现的盘恒于头顶之上，天天重复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单调生活中。唱歌，拉琴，读书，写笔记，写诗，是当年的知青们不至在平庸的生活中陷入麻木，冷漠和短视，不至于失去青春，朝气，敏锐，热情，理想和希望，不至使单调的生活变得象破抹布般，猥琐暗淡和酸腐的唯一亮色。尽管事隔四十多年，那些年所历经的几次屈辱，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64年9月之前，水库捕鱼一直是用一种名为“刮网”的原始网具，效率极低。运气好，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捕得三四百斤，运气差则只有几十斤。对此，我一直想将一种名为三层刺网的新型网具引进渔场，以提高捕鱼效率。恰好7月中，省农业厅寄来一封附有尼龙线样品的产品征订信，在我一再请求下，场里通过邮局购进了十八公斤，并同意由我利用业余时间指导网具队装配成三层刺网。但当时我对这种网的缩结系数尚不甚清楚。问长寿湖，省农业厅，都对此都讳莫如深，三憾其口。只好在装了折，折了装的反复试验中测算。为了尽快拿出样品，一连7，8天，傍晚下班吃完饭后就到网具队装网，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天天如此，双手被尼龙线勒出了十几条血口。而白天还得照样在繁殖队从事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一天傍晚，正当我在大坝上趁着落日的余辉，按照最终测算的缩结系数装网时，不知听了谁的小报告，渔场的最高领导熊书记怒气冲冲赶到网前前，叉腰怒目，不问缘由，劈头就是一顿大骂“黄晓龙，你日天冒鼓，天上知一半，地下全晓得，把恁个贵的尼龙线弄烂了，搞不好，小心老子把你送进鸡圈”说完根本不听解释，不听辩白就杨长而去。在场的几个网具队女知青见状，都悄悄丢下网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咬牙强忍着屈辱的怒火，任尼龙线在本已布满血口的手上勒出新的伤口，发疯般的装着网。几天后，这付网一下水，两个人，一只船，三小时就捕得900多斤鱼。熊书记招待我吃小面以示表彰，这个心地善良脾气暴躁没有文化，但又颇有心计的农村汉子，对前几天为何突然冒出“鸡圈”一词却避而不谈。无论我怎样试探，总是三憾其口。而此前，我已得知，我在长寿湖的一个名为肖顺伟的朋友，响应党委号召搞技术革新，无意中毁坏了几个平方米的香叶苗，竟被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被送劳教。这场有惊无险的历险，令我在庆幸、后怕之余，更有一种难言的悲凉。为何真诚的奉献，探索，明明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发展生产，却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应该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吗？
65年7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鲢鳙鱼人工繁殖终于首次成功，孵出数百万尾鱼苗。在这两个月中，作为技术负责人和繁殖队长，为了解决繁殖生产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谓全身心投入，自己都记不清经历过多少不曾合眼的日夜。而在此之前，又曾有过多少次失败挫折之后痛苦难眠，苦苦思考，总结，探求的日夜。虽然我根本没有奢望过入党，提干，当先进之类的好事。甚至也没想过要证明什么。只是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凭着应当无愧无悔的度过一生的信念和追求，为实现把将渔场建成达县地区最大的“活鱼库”的愿望，在不断努力。除了在取得成绩后有一种满自己是一个社会所需要，于社会有益的人，并隐隐为之骄傲之外，没有更多的想法。更惶论当先进，入党，提干之类的愿望。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在长寿湖的经历，注定了这一切都没有可能。同时，从渔场那些党员身上，也罕见“先锋队”的形象，很难在精神上对我产生足够的向往和引力。
1965年7月，一场暴雨将繁殖队7号池的防洪坝冲塌了大半，危及到池内的近百尾亲鱼。其修复工作量达数百立方。经长达两个月的在鲢鳙鱼人工繁殖中的昼夜奔忙，早已疲乏不堪的我，面临着本不该发生的无效劳动，仅仅抱怨了几句当初熊书记没听从我力主用水泥沙浆和条石护坡的建议，方才导致这种劳民伤财后果的牢骚。不知又被谁打了小报告。不到二十分钟，背着手，板着脸的熊书记来到现场，脸上板筋暴突的对我一通“日天死冲”的大骂，随之宣布了对我“暂时停职检查”，带队上山烧石灰的“组织决定”。尽管心里颇为愤怒不平，我还是平静的接受了这一决定。毕竟这种处处被人监视，打小报告。又必须处处带头，且得时常替人擦屁股，还不得有怨言的日子已令我心力交悴。不堪忍受。
烧石灰的土窑是在一座名为狮子峰的石灰岩质的孤峰脚下，在其近于垂直的峰脚，是一条水清得发蓝的小溪，其对面就是石灰窑。距渔场有8里水路加18里山路。每天从场部登船，划船1小时，上岸后走6里山路，到达一座小煤窑后，再每人装上120斤煤炭，气揣如牛般的经12里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笔陡山路方能到窑边。每天早上6点半出发，抵达石灰窑多在11点之后，出发时所带的三四个二两一个的馒头或窝窝头，早已被肚皮大得象无底洞般的我们，一路上就着凉水吃光。此时再由几个人，将咋天就点火烧熟的石灰撤出窑膛。另外几个人则从狮子峰后侧爬上山顶，用粗麻索捆在腰间，下坠到位于半山间一个几平方米的突出平台上，打炮眼，装炸箹。点火后必须在几分钟内沿着麻绳迅速攀到山顶。躲在一方大石头后，等炮响过再重新下吊到半山，将炸开的石头用钢钎撬下山底。然后再碎矿，洗煤，装窑，点火。结束后每人再挑170斤石灰下山，登船。到达场部后多已在6点前后。此时，每个人都已是饥畅雷鸣，精疲力竭，瘫软如泥了。但还得挣扎着将石灰挑到6，7百米之外的鱼池工地。
1966年前夕，场领导终于找我谈话，称我已通过了“组织考验”。随之恢复了我的工资和队长职务。大约一两天后，地区和县科委来人，招集我和繁殖队其它几人开会，称繁殖队已被县里评为群众科研先进集体。希望我们报一份材料，以便出席三月在地区召开的科技工作表彰会。当时在场的熊书记立即指定由我起草材料并出席会议。但当会议召开前，却悄悄指派了另一根红苗正的青年出席。  当时强调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官僚耍特权，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1966年元旦前一个上午，熊书记突然派人将我从鱼池上叫到办公室，称县委办公室要渔场在两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送一条20斤以上的大草鱼去招待所。而当时渔场20斤以上的鱼只有7号池那尾。那尾亲鱼，是繁殖队唯一有把握在当年成熟产卵的雌草鱼，一旦顺利产卵孵化当有近百万鱼苗，价值好几千元。我要通了县委办公室电话，刚说了几句，就被一阵凌厉霸气的训斥喝断，对方称“你是哪个，你有甚么权力和我说这些、这是政治任务，不执行就是政治事故。叫你的领导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轰得我好一阵都回不过神来。熊书记唯唯诺诺的听完对方的训斥，只得安排我们下鱼池捕鱼。当时7号池水深两米多，放浅池水根本来不及，只好由我和张卫国两人赤膊下水。在水温仅7度，针刺般的冰水中，在7、8个人的配合下，拉了两个网次，用了40多分钟才将那条草鱼捕获。而我们两人却冻得全身僵直，连手脚都不听使唤，不得不由几人半抬半背的送回宿舍，在三四床棉被下整整抖了两三个小时。事后，从县农业局一干部口中，我们才知道这条其潜在价值每年高达数千元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草鱼，是为了招待一位过路的杨姓省委付书记。我曾于1963年底，听过这位颇有水平的杨书记的报告。后来，领导、造反派头子等来渔场要吃鱼的事情就经常发生了。
1965年初繁殖队一个瘦小，名为赵永富的知青，在修建溢洪道抬石头时被砸伤右脚，一小时后就红肿到踝骨。按惯例回寝室休息。第二天上午熊书记突然找到我，声色具厉的责问我凭什么同意赵永富休息，并严令马上将他叫回工地劳动，走不动爬也要爬到工地。不明就里的我还没来得及问清到底是为什么，满脸怒气的他已转身走开。中午休息时，我颇有些不忍的向赵永富转达了熊书记的意思，问他是怎么回事，赵永富竟哭了起来。据他讲，是因赵远在蚕桑队的女友黄昭芸，于他受伤后的当天下午，未经队长批准就离队赶到场部探望，引来熊的大怒。当时渔场曾三令五申不准恋爱，所有知青间的恋爱都在地下进行，尽管我和他住在同一寝室，也是此时才得知他两的关系。此时赵永富的右脚已肿到小腿，令人实在不忍，本准备硬顶着让他继续休息。但赵永富竟不顾我一再劝阻，硬是先单脚跳着，后来又是爬着去找熊书记。据赵事后讲，熊书记当时正在吃饭，听了他的讲述后根本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甚至向熊跪下，而熊竟嘣地将门狠狠关上。自此，每当赵永富讲起这事，总是咬牙切齿眼喷怒火，一再声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果然，1967年4月，赵永富借口清查“黑材料”，将熊书记饱以一顿毒打，令其在病床上躺了近一个月。1970年清队时，熊则借口赵永富有“投机倒把”嫌疑，组织“群专队”对赵永富白天大会批斗，晚上轮番审问，迫使其“交待问题”。一连折磨了四天。以为再无生路的赵永富，在第四天中午，挣脱“群专”看守，高呼着“他们搞逼，供，信”，从十几米高的右干渠闸门上跳水自杀。丢下每月只有22元工资的新寡黄昭芸，和两个一岁两岁的孩子，独自面对今后漫长艰难的岁月。记得赵永富入殓时，尽管“革委会”专门为此召开全场大会，称赵的死系“畏罪自杀”，一再强调不准参加他的葬礼。但仍有数十个男女知青默默地伫立两边为他送行。见到这些或眼含泪水，或满脸悲愤的知青，熊和那几个群专队的打手没敢出来制止。
1965年初，张敦信{人称张眼镜}在重庆的爱人生孩子，接到电报后三次请假均未获准。他就自行跑回了重庆。结果被渔场派人到重庆，请当地派出所协助，将他从家里强行带回渔场。并在回场当晚就召开了批判会，宣布撤消他永兴捕鱼队付队长的职务。安排在繁殖队劳动。几过月后，心头颇为不服的他，籍一次喝醉酒，指着熊书记大骂：“姓熊的，你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小人，既无能又无德，凭啥子整我。”酒醒后已近晚上9点，熊还是马上召开批判会，将张敦信宣布为“内部管制”。当时很多知青都颇为不服，其中一个名为蔡庆华的大龄“社青”，非常聪明的引用了那段“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的著名语录表示反对。结果又被狠批了一顿。
“文革”开始，乌木渔场和大竹县你斗我来我斗你，我登台来你下场，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朋友们多有叙述，我就不累赘了。
——————摘自《无声的群落·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