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步步紧逼

谢无愿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摊开在那里，真难以想像不少事情可以到达如此地步，尽管我们大体都麻木了：在这样一个多少人还在勉强求温饱的国家，油价居然比美国贵，城市房价则赶上了日本东京；还有公然要求律师抛开法律的司法部门首长。而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则光天化日之下，竟有那么些与匪帮行事方式相媲美的暴力拆迁，抢尸事件；有那样的工厂在排毒祸害大群的儿童，而检验居然合格……
显然，经历了这么些年的社会变迁之后，中国社会已形成了大大小小、交错纵横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个发展与混乱复杂纠葛的历史转型期，这些利益集团除了它们在现体制下高踞的“合法性地位”之外，更充分利用这个社会政经、文化和传统的一切负面因素，尤其是宪政民主制度无法建立的根本社会缺失，为了高效榨取包括财富、权力在内的社会利益，越来越嚣张地朝大多数与民生有关的政策、资源和生活空间步步进逼。
在此基础上，这些利益集团的很大部分，已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这个社会的反动力量，对社会的深入变革和进步，构成了无比巨大的阻力。
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的逼迫例子不胜枚举，其中凝聚众多社会资源和利益关系的房地产业，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个产业近年的演进轨迹，及其导致的结果，一般民众原先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堂堂一个党国政府，一个号称大体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竟会在这样有形无形的逼迫下，偃旗息鼓，节节败退！
由2003年开始，多次为愚蠢的主流媒体所欢呼的“地产新政”，很轻易就在各种势力的阻击下消于无形，暂且不说。单就前一段时间地产市场的某些环节而言，实在已够惊人。当一年多以前城市房价已高不可攀，广大房奴与准房奴哀号连天，当局也出了一些调控的政策试图降降房价。全球金融危机一来，正当百姓们幻象着可以喘口气，期望房价可以借势略为向下之际（这是正常神经的正常“幻想”），在“保增长”的幌子下，地产商及其奴才们一叫苦，再以“地产救国论”这类无耻借口作武器，一翻逼迫，当局赶忙打倒前不久的自己，居然就急忙“救市”（当然幕后的演出更多，这不难想像），在银行风险原来就很高的情况下，开发商本已严重偏低的15%比率的规定项目资本金下限，哗啦又让降了，土地出让金可以缓缴了，投机者用来火中取栗的二套房按揭也随之放开；而为“保增长”而支付的钱，不足半年就有8000亿进入楼市上下其手，致使城市房价在民众本已完全不堪忍受之际，又风助火势，继续狂飙！自然，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把酒狂欢，而房奴与民众则更心如死灰。
类似的政策、社会运行机制可以被牵制到如此程度，实在匪夷所思。当然，利益权贵胁迫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民生。而它们为何轻易成功，则因多少社会管治者与它们就是利益共同体。
虽然地产开发确能带动着不少产业，但如郎咸平教授近来在多个场合所说，国内制造业产业环境几年来大幅度恶化，所导致的恶果包括民众大量失业、减薪，内需因此根本无法拉动，这些才是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现时的关键症结。想来高瞻远瞩的领导们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但当局为何对地产市场如此倾心，“救市”奋不顾身，为何不想办法稍微救一救也是它治下子民的房奴准房奴，为何要如此逆民生之要求而动？利益集团在其中用上了何等的推力，是不言自明的。
更让人不忿的是，如果说一般楼市的乱象，还多少能找个“市场化”的借口，一些纯粹有利基本民生、作为一个政府份当所为的政策诉求，更在类似的逼迫下直接、粗暴地被践踏，被消灭：经适房被逼小了、逼乱了，小产权房被逼退了，自建房被逼没了（连试一试都不行）。利益权贵们功力之巨大，更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呈现在百姓面前的是油价涨了，水、电、气价又要涨了，且多数涨得让民众瞠目结舌，没有丝毫余地。除了经济领域之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这样的现象也普遍袒露在人们面前：既然97%的被调查官员反对财产公开，那便不公开；既然GDP是地方官员政绩所爱，卫生部的专家组便赫然证明上千名住院者是“心因性”原因，吉林那家有重大毒气污染嫌疑的化工厂也就平安无事；既然开名车的都是富人，杭州警方便能弄出“欺实码”、“消失的29秒”，等等。
至今，既得利益集团如此的进逼，大体呈现出如下4个特点：
1、如上所说，这些集团已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由于它们利用几乎一切的负面因素，并经常以非公正的黑箱共谋方式行事，形成巨大的灰色能量，极大地阻碍社会的进步，走向了社会变革的反面。正是由于它们，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深化改革”至今裹足不前，甚至完全无功，依法治国的理念愈来愈苍白，国家的发展方向一片迷茫。
2、其对社会、对政策机制的逼迫是全方位的，尤其在体制层面上，对于种种与民生有关的政策乃至法规，它们已具备了极强的消解、扭曲和异化能力（如上述地产调控政策在压力下的变异，如多位学者对上半年7.4万亿元信贷资金去向的质疑等），并且极富成效。在一般经济生活尤其是供需关系上，是共谋、忽悠，哄抬价格，强买强卖；在社会管治上，则是合伙对基层民众普遍的欺瞒、压制等。
3、在这样的进逼中，既得利益集团蚕食的，当然不是既有权力体制的“传统利益”，而是在各种政经强势力量新旧结合的情况下，攫取这30年来在有限改革之下，中国社会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所发掘的、绝大部分应属于基层民间的社会资源（如农村土地的巨量流失），因而大大挤压、威胁民生空间。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些明显的劣法（如逼使张海超开胸验肺的两个职防病法规）、劣政（严重畸变了的“维稳”），便只得保留下来。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行为实质。
4、既得利益集团至今已建立了一种较完善的进逼机制，简单而言，就是通过官商、官学或商学之间，或官、商、学三位一体，或明或暗地进行多维度互动，其能量之大，使不同层级的管治当局很多时候只能迎合它们的节拍，一步步在其进逼下鞠躬、让路，并在很多时候一起分肥，政策、管治失灵的现象日益严重。这让既得利益集团为刀俎，以亿万百姓为鱼肉。这样的逼迫机制越有效，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沉痛，社会矛盾就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