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德里达与解构批评

王宁：德里达与解构批评：重新思考
● 王宁
内容摘要：本文较为全面地在回顾了当代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学术道路的同时，着重论述了他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作者认为，德里达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遗产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写作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意义的差异与延缓，意义的播撒和中心的分解。正是通过斯皮瓦克、卡勒和米勒三位美国批评家的阐释和推广，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才得以发展为70、80年代北美批评理论的主要力量。此外，本文还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了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成为一种经典意义的批评原则和研究方法。 ( http://www.tecn.cn )
关键词：德里达，结构，解构，文学批评，后德里达时代，后理论时代
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们和人文知识分子都不为这位对当代人类思想和学术研究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不管人们对他的理论和思想持何种看法，德里达的英名终将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我们今天在中国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尤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思想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了难以替代的影响。他生前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和语言，对中国近二十多年内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作为一位学者，他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热情支持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和不少中国学者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学术交流关系。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大批仍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批评家正是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启迪下成长起来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 http://www.tecn.cn )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的德里达
德里达所生活和著述的时代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代，也就是说，这两种思潮曾在那时交替占据着当代思想的主导地位，而他本人则是从结构主义过渡到后结构主义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仍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理论家当首推德里达。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diaspora) 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后裔，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堪称当代众多理论家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最终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典范。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教授哲学，自1965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他曾经创立了巴黎国际哲学院并首任院长，逝世前长期担任法国高级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德里达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崇高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对他的解构理论的推广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法国的影响。德里达曾于1975－1985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认为是美国的解构批评“耶鲁学派”(Yale School)的主将和领袖人物。解构理论在北美失势后他随即被聘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并曾先后兼任康乃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继续频繁地往返欧美两大陆，不断地传播自己的批评理论思想。 ( http://www.tecn.cn )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解构主义哲学又称“后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达的后哲学的理论穿透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即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它的意义决不在于“摧毁”或“破坏”任何东西，而是起到对结构的消解作用，但结果这种尝试仍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响。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是最激烈地批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西方学者之一，但对德里达去世后所遭遇到的“冷漠”之礼遇，也是最先拍案而起为其辩护者之一。[1] 当然，后期的德里达也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受到后者的深刻启迪和影响，试图从中发现可与之进行对话的东西。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加以评述。 ( http://www.tecn.cn )
不可否认，德里达的理论建树体现在诸多学科领域中，我们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早年曾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挑战和质疑，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但他的解构尝试也正是由此而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从而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 ( http://www.tecn.cn )
虽然解构主义被认为是反历史的，但我们仍可将德里达及其理论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德里达崛起的时代正是法国思想界经历着从存在主义向结构主义过渡的时代，而曾经是结构主义中坚分子的德里达等人则迅速地摆脱了结构主义思维定势的束缚，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坚定的后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顾名思义，自然与结构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它实际上就是结构主义内部的反叛力量。德里达生前曾对把他列为后结构主义者表示不满，但实际上，这旨在说明他与结构主义的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应该说，他对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在1966年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结构主义的研讨会上，德里达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的报告，后收入大会论文集时，人们显然已看出会议的结果与组织者的初衷有了较大的差距，结构主义的一些教义已受到德里达的批判和质疑乃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构主义的中心被全然消解了，结构主义的大厦也发生了动摇，探讨文学的另一种方法已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由于他的这种挑战是在结构主义阵营内部发起的，故被人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反叛力量。尽管德里达本人并不承认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相同，他甚至认为，后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结构主义的衰落而出现的，在时间上后于结构主义，而解构的尝试则早在结构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解构主义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与作为现代主义的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的出现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后结构主义出现于结构主义之后，它冲破了结构主义的牢笼，有着反结构主义的宽泛的文化哲学含义，因而后结构主义运动一旦崛起，便将同样有着反结构主义倾向的解构主义当作其中坚力量。而解构主义，则如同德里达本人所描述的，其踪迹确实早已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就存在，只是在结构主义发展到全盛时期便作为其对立面而崭露了头角。由此看来，考察解构主义，就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其斥责为“虚无主义”而一概否定，而应当透过其含糊不清的现象，究其本质特征和历史渊源。 ( http://www.tecn.cn )
重访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
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传统，而是将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德里达倾毕业之精力致力于解构的工作，出版了大量著述，而且几乎所有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进入了英语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评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重要著述：《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写作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言语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1967）、《播撒》(La Dissémination, 1972)、《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丧钟》（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学的法则》（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和《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1993）《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1996) 等。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但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溶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经院哲学界的地位始终受到质疑。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去世所受到的“礼遇”中见出。[2] ( http://www.tecn.cn )
一般认为，德里达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和他的许多同时代法国学人相比，德里达应该算是十分幸运的，他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地跟踪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及时地将其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阅读上。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批评界的翻译和阐释使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变了形，但若仔细考察始终受到德里达本人鼓励和支持的“耶鲁学派”批评家们的实践，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变形”恰恰是德里达本人所认可并希望的。当解构主义完成了对结构主义的中心意识的拆解时，解构的宗师所关心的恐怕主要是如何将其广为应用的其他的相关学科领域内。既然经院哲学的领地封闭得难以使人驻足，那么涉足文学的领地还是比较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正是由于德里达对文学批评的涉足和他那一篇篇闪烁着哲学家睿智火花的批评文章，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最终仍未能如愿以偿。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批评阐释，德里达早期的那些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哲学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 ( http://www.tecn.cn )
对于德里达早期的解构主义学说的意义和源头，斯皮瓦克把握得比较准确。在她看来，德里达及其解构学术思想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这个源头至少可以追溯至康德。通过对德里达与其先驱者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比较，斯皮瓦克总结道，自康德以来，哲学已经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的话语负责，“如果为自己的话语负责这一假想可导致这一结论的话，也即所有的结论都实实在在地是临时凑成的并且具有包容性，那么所有的原文也同样缺乏独创性，责任必定与轻佻浮躁相共存，它没有必要成为阴郁的原因。”[3] 这就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为其合法性予以了解释和辩护。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行文风格的哲学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学究式文风，以一种介于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诗化”的文风来阐释他的解构思想。对德里达的这种批评方式和行文风格，斯皮瓦克尤其有着自己的见解，并大受其益，但她同时也对解构主义中隐藏着的问题有所洞察。通过对解构主义的特征的仔细考察，她总结道，“我们应当注意道，德里达的批评是放在两个问题的框架内来表达的，而不是一系列宣言。然而，即使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文段中提取单单属于宣言性的句子，也会很明显地标明，德里达之所以批评尼采，准确地说来是因为尼采仅仅解释他认为可解释的东西，同时也因为大大扩展了意义的隐喻（象征）只能成为表义过程的名称，而非对那一过程的批判。”[4] 毫无疑问，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先驱者中，最重要的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前者的诗化哲学风格为德里达消解哲学与文学界线的尝试铺平了道路，而后者则直接对解构主义的所隐含的破坏性和批判性有所启示。而德里达则是这两位解构先驱者们在当代的传人。但正如斯皮瓦克所洞察到的，同时也是德里达本人所认同的，这三位思想家的解构策略各有自己的特色：海德格尔“介于德里达和尼采之间。几乎在每一场合，德里达都要写到尼采，而这时，海德格尔的阅读总要被引发出来。似乎德里达通过反对海德格尔而发现了尼采。”[5] 对于德里达与弗洛伊德和拉康这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关系，国内学者很少有所论及，而斯皮瓦克也早就有所窥见，并尤其强调了德里达所受到的弗洛伊德理论的启迪：“德里达同时也从弗洛伊德那里接受了一种侠义的解释方法”，海德格尔的“破坏性”（destruction）方法与德里达的“解构性”（deconstruction）方法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后者的注意力放在文本的细节上，并不是放在句法上，而是放在句法中的词的形状上。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梦可以把‘词’看成是‘物’这一观念颇为着迷”。[6]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论文字学》第二部分对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构式阅读，德里达发展了自己的以解构为特征的元批评风格。 ( http://www.tecn.cn )
当然，即使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德里达的学术思想，仍需更多的篇幅来展开论述。我这里仅基于自己过去对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的研究，[7] 再次对德里达早期的批评理论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或从英文的语境中来理解德里达及其早期理论的学者来说，斯皮瓦克的研究无疑是打开德里达的幽闭解构理论王国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将德里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放到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背景下来考察，或者从他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着眼，便可看出他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主要创新。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http://www.tecn.cn )
（一）写作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德里达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颠倒写作与口语的等级序列从而实现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即反对所谓的词语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曰词语中心，而这个中心实际上又以语音中心为其核心和基础。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言语优先于写作（即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特权就是词语中心主义的经典性特征。词语中心主义曾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那里被奉为至宝，因此，作为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德里达就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因为，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对语言的解读是永无止境的，是由无数个替换意义的差异所构成。德里达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抓住一部作品中某个次要的东西，例如注解或引喻，加以仔细的琢磨，试图透过词语表层的现象，发现隐于其中的东西，最终把这个由一系列词语构成的文本分解。至于（诉诸书写的）写作与（诉诸声音的）言语的关系，德里达不是将写作视为口头表达的一种“寄生性”派生物，而是故意将这二者的位置颠倒过来，将言语视为写作的派生物。他评述道，“如果‘写作’意味着记入并且尤其是符号的持久性设立（这是写作这个概念的唯一不可还原的概念之核心），那么，写作从总体上说来就涵盖了语言符号的整个领地……设立这个观念，也就是符号的任意性这一观念，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优先于或外在于写作的地平线的。”[8] 因此，在德里达看来，写作从总体上说来，是一种“首要的写作”（arch-écriture), 或者说是一种原初的写作，而从狭义来说，它则是言语和写作的条件。这种观点和方法对阅读历史文本和从事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从文本中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首先通过声音实现的，而是首先从前人写下的文本的书面语中获得意义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大厦。 ( http://www.tecn.cn )
（二）差异与延缓。德里达虽然是一位思辩性极强的哲学家，但他也没有忘记语言本身的作用。他在《写作与差异》等文集和专著中，反复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戏，其中一个颇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érance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不存在，但根据这两种语言的构词法（即有时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相互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德里达自创了这个蕴含丰富的新词。但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的目的并不在于单单创造一个新词，而是借这个多重含义的词来表达自己的不确定的玄学假想。有的批评家认为，différance这个词含义太多，难以充分加以解释，因此在英译本《写作与差异》中，这个词就故意未译成英文，意在让读者知道在英文中尚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9] 我们若是也使用德里达本人的惯用阅读方法，将这个词的结构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这个词实际上既非主动、又非被动地将动词différer的含义的暗合性结合了起来：第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érence), 主要是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缓（différé)，主要是诉诸时间。德里达认为，语言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因而对文本的阐释就形成一种“阐释的循环”。那么différance这个词究竟有何内在含义呢？德里达对之的解释是： ( http://www.tecn.cn )
（différance)是一个结构，一种运动，它不能基于对立显在/未在来设想。différance 是各种差异及其踪迹的系统游戏，是各种元素据以相互关联的空间（espacement)游戏。这一空间是既主动又被动的间隔的产物（différance 一词中的 a表明了这种不确定性与主动和被动都有关，它至今仍不可能受到对立的制约和组织），而没有那些间隔，“含义充分的”词语就不能指义，不能产生功能。[10] ( http://www.tecn.cn )
由此可见，正是这些差异和延缓导致了解构式阅读的多元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之后德里达又将这一文本阅读的策略用于翻译，从而开启了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11] 而这一思想用于文学批评，实际上也为批评家寻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释的新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翻译确立了合法性。 ( http://www.tecn.cn )
（三）播撒和分解。继《写作与差异》之后，德里达于1972年又出版了《播撒》，在这本书中，他将différance这个词的含义又扩大了，即由原来的差异—延缓，发展到播撒（dissémination)。由于文本间有着差异和间隔，因而造成了延缓，对于信息的传达就不能是直接的，而应当像撒种子一样，将信息“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12] 不形成任何中心地带。这实际上是他一贯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继续和“去中心化”尝试的另一种方法。所谓“播撒”就是要“颠倒所有这些恢复了的主宰姿态。它试图挫败这样一种企图：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义或知识，它也想通过某种无法控制的过度或失落来打破意图或希望的巡回。”[13] 显而易见，有了“差异—延缓—播撒”作为武器，德里达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自己的“解构式阅读”了。毫无疑问，这种“去中心化”的解构思想始终是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消解中心、批判现代主义等级秩序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德里达在定义自己的阅读策略时曾这样写道： ( http://www.tecn.cn )
阅读必须始终针对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作者未察觉到的，居于他驾驭和没有驾驭所作用的语言形式之间。这种关系并不是阴影和光亮、虚弱和力量的某种数量上的分布，而是批评性阅读所应当产生的一种指义结构。[14] ( http://www.tecn.cn )
也就是说，解构式阅读的目的是发现一种关系（结构），在将其推向极端或突出地位时将其中心消解，同时也将其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播撒和分化。在德里达看来，这种阅读没有一个出发点，也没有终极点；它不想指出作品的力量和缺陷所在，也无意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它与其说是一种目的，倒不如说是一种“破坏性的”和“去中心的”手段，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