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与德里达关于消化力的局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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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与德里达关于消化力的局限的对话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on the Limits of Digestion

 

Daniel Birnbaum and Anders Olsson

 

与德里达关于消化力的局限的对话

丹尼?毕尔包曼  安德斯?奥尔森

 

 

Working in the early 1990s on the book As a Weasel Sucks Eggs: An Essay on Melancholy and Cannibalism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8 by Sternberg Press), we exchanged a few letters with the late Jacques Derrida, who was then working on what he referred to as the “cannibalistic tropes” in hermeneutics and German Idealism. He was grateful for a little fragment by Novalis that we had sent him:

All enjoyment, all taking in and assimilation, is eating, or rather: eating is nothing other than assimilation. All spiritual pleasure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eating. In friendship, one really eats of the friend, or feeds on him. It is a genuine trope to substitute the body for the spirit—and, at a commemorative dinner for a friend, to enjoy, with bold, supersensual imagination, his flesh in every bite, and his blood in every gulp. This certainly seems barbaric to the taste of our time—but who forces us to think of precisely the raw, rotting flesh and blood? The physical assimilation is mysterious enough to be a beautiful image of the spiritual meaning—and are blood and flesh really so loathsome and ignoble? In truth, there is more here than gold and diamonds, and the time is soon at hand when we will have a higher conception of the organic body.

Who knows how sublime a symbol blood is? It is precisely that which is disgusting in the organic components that points to something very lofty in them. We recoil from them, as if from ghosts, and sense with childish terror a mysterious world in this mix, perhaps an old acquaintance. But to return to the commemorative dinner—can’t it be imagined that our friend has turned into a being whose body has now become bread, and whose blood has become wine?1

Noval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and tran. Margaret Mahony Stoliar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90年代早期,在准备《如黄鼠狼吞蛋:一篇关于忧郁及同类相食的文章》一书时我们与晚年的德里达有过一些书信往来。

那时他正在研究他所说的诠释学与德国唯心论中的“同类相食的比喻”。

他很感激我们提供给他的一些诺瓦利斯残篇。

一切的愉悦,理解和消化,都是摄食。或者毋宁说,摄食就是消化。一切精神上的愉悦都可以通过摄食表现出来。在友谊中,一方正是在吞噬他的朋友,或以他为食。

用肉体来代替精神,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比喻——在为一个朋友举行的纪念晚餐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超常地?}想象自己在咬其肉的每一口、饮其血的每一呷中享用他。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品味,这显然是野蛮的。然而又是谁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些血淋淋的生生烂肉?身体的消化是如此神秘,以至于它就像一幅美丽的关于精神意义的图像。肉体和鲜血真的那么令人厌恶和可耻么?老实说,这其中有比黄金宝石更宝贵的东西,而我们很快也将迎来一个时代,那时我们将会有关于有机身体的更高级观念。

谁能知道鲜血是一个多么庄严的象征?而正是器官组织中的令人作呕之处,向我们指出这些组织里有着某种极为崇高的东西。我们害怕接近它们,正如害怕接近鬼魂。我们以孩童式的恐惧,感到这个混合物中有一个神秘世界,也许还有一个老朋友。当我们回到那场纪念晚餐时,难道我们不能想象我们朋友的身体变成了面包,他的血变成了酒?

他说诺瓦利斯的残篇对他而言具有相当的意义,他以其为多场研讨会的出发点。德里达邀请我们到巴黎郊区他的家中与他见面,下面这篇首次用英文出版的访谈正是我们那次愉快会面的结果。

                                     ——丹尼?毕尔包曼  安德斯?奥尔森

 

您今年的讲座题目为“同类相食的比喻”,能说说这个讲座的基本概念吗?

在论黑格尔的著作《丧钟》中,我已经对思辨思想中的综合比喻感兴趣——就是把理解视作某种整合这一观念。 “回忆”( Erinnerung,或纪念)这个观念,不仅意味着记忆,也意味着使某种观念内在化。这个概念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锁钥。精神通过消化和回忆自身的过去而整合历史。这种消化就像一种高尚的摄食——精神吞噬一切外在的,异己的东西,从而将其内在化,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一切东西都被结合进这个巨大的消化系统中,在黑格尔式的无穷代谢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吞食。

在诠释学和思辨哲学中的这种整合比喻就是我称为“同类相食的比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黑格尔那里表现最明显,也在西方的思想中随处可见。

摄食毕竟正是基督教的一个伟大的秘密,圣餐变体就发生在整合行为里面:面包和血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鲜血。然而不仅仅是上帝的身体,也包括他的话语都通过这种神秘的摄食被结合了。

那么你是否认为对《圣经》的阐释——也就是圣经诠释学——也是一种纯净高尚的摄食呢?

通过圣餐礼对基督身体之吸收的类比,你可以这么说。我要描绘的,正是这类总体性的比喻与关联。摄食上帝的话语和圣餐礼有类似之处,在这里同样发生了神秘的变体。当代诠释学受到它的影响,因为当代诠释学的发源之一就是对圣经的阐释:难怪伽达默尔哲学显著地充满了从消化而来的术语,以至于可以说他是一个饕餮般的思想者。他的诠释学正是谈论如何消化异己的东西。他者之中极为异己的东西根本无处可逃,它会被消化,被融入巨大的传统中,被无情地大口吞噬掉。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种理解与摄食之间的关系绝不是西方思想中人为性的一面,倒不如被理解为先天性的文化要素。

在何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的摄食与动物的摄食区别又在哪儿呢?

黑格尔区分了人类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与动物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视其为两种不同形式的摄食。动物只是因为简单地吞噬一个客体而和它有了否定性联系,但是,人类对客体的否定乃是反思性的:事实上,人类并不是简单地吞噬客体,而是抽象地结合它,从而创造出一个内在空间也就是主体。这是早期人文主义老调的一个变音。

我日益对人与动物间的哲学界限,也就是考察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传统界限感兴趣。我选择了两位似乎对人文主义的自负有着最深刻批判的哲学家即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通过他们来处理这些问题。尽管他们批判了传统的主体观念,但他们仍然是坚持人与动物之间有本质区别的人文主义者。人类特权的建立,需要以动物为祭献、被吞食。甚至连列维纳斯都不愿意舍弃献祭。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阐释并不是针对内在化或结合,不是吗?

的确,它不是简单地针对内在化或结合的。因为它消解了主体的内在领域这个概念。然而自我与异己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理解仍被视为一种消化。然而海德格尔不是黑格尔那样大胃口的哲学家,对他而言,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消化的。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的差异”(这当然正是海氏哲学的本质),昭示出了这种局限性。存在永远是无法企及的。存在从来都不能被看成某个存在者,或某个可以被命名、可以在“什么”之追问中被把捉的东西。存在超越了存在者,语言命名抓不住它。

所以,你将海德格尔这种存在论上的差异当做能食与不能食的分界?

正是如此。存在论差异正是可被消化的东西与在所有的消化中已然预设但自身却无法企及的东西之间的界限。这是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概念中最深奥难解的运动。存在使存在者在世界中可以被企及,而它自己却退居幕后。这种运动被海德格尔称为 “自在发生”(das Ereignis)。

至于海德格尔有所保留的人文主义,它将人的特质从人的内在性转到了人的双手,但人与动物间的界限,仍然是某种不可质问的东西。这不是一种传统的人文主义,而是一种关于地点即处所(“此在”)——意义得以被接受的地方——的决断。这种处所并未被明确地说成就是人,然而海德格尔关于这个处所的描述排除了动物。海德格尔说,只有人类有双手,通过手,他才得以进入有意义的行动世界。然而猿只拥有 “抓取器官”,因而不属于人类。这一关于手与抓取器官间的区分并不是海德格尔在黑森林里通过研究猿得出的,而纯粹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在这里,与以往一样,人文主义仍旧建基于对动物的牺牲和内在吞食。

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摄食是否仍是一种不可见的思想前提?还是,这种暗喻在某些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显明?

当然。我最近看了彼得·格林纳威的一部关于厨师和窃贼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我发现了一种我在别处可见的同类相食的牺牲结构。这是一部极为犀利的电影。此外,我的最近三场研讨会致力于讨论诺瓦利斯残篇,人们可以在诺瓦利斯那里找到一切。诺瓦利斯将吃朋友的肉这种最卑贱方式的同类相食,与基督教圣餐礼的崇高秘密联结在了一起。关键在于, “我们可以大胆地超常地想象自己在咬其肉的每一口、饮其血的每一呷中享用他”人们在克莱斯特的《彭忒西勒亚》中也会看到这种同样令人惊奇的,明确表达出来的洞见,在这部作品中同类相食的渴望随处可见。相爱而没有吞噬的渴望,这肯定是得了“厌食症”。

那么你最近的研究是什么?

我目前在集中研究礼仪实践中那些能够表现某一文化的食物观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不同文化对于排泄物的不同观点——排泄仪式——当然也属于这一问题。我目前正仰仗大量人类学材料来进行研究,同时阅读那些有关摄食与排泄的{感觉?}的理论著作,如弗雷泽,弗洛伊德,巴塔耶等等。

较之我之前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对象是更为具体的文化现象。此前,我极为详尽地引证了黑格尔的论述中关于整合的比喻。我说过,在《丧钟》一书中我正是做这样的工作。沃纳·哈马契尔在《丰盛》中也做同样的工作,你们兴许熟悉这部书。(Pleroma希腊语πλ?ρωμα,意为丰盛,圆满。诺斯替主义所崇尚的最高境界。译者注)我也在其他哲学和理论论述中寻找类似的比喻。在玛利亚·图洛克与尼古拉斯·亚伯拉罕关于狼人的研究著作的前言中,我分析了弗洛伊德关于悲伤和忧郁的理论中的摄取。在我的一篇名为《经济模仿》的文章中,我尝试解释从消化而来的经济概念是如何主导着康德美学中关于美的论述。美这个词用来指一种平衡的、和谐的新陈代谢,然而闭关型的经济却仍然在内部受到由恶心而来的威胁。当触及恶心和呕吐时,这一经济就面临着那些绝对不可被同化的事物而显其为有限,而上述关于美的分析亦将土崩瓦解。

你瞧,对思辨哲学中有关消化力的比喻的兴趣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之物,它就是20年前我在《丧钟》里所写的东西。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将研究领域从哲学的,思辨的拓宽至更加普遍的文化。

我们的对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德里达接完电话,脸上带着微笑回来。那是他的朋友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还是老样子。他总怕我在结束谈话前就挂掉电话,不断焦虑地的问候:你好啊,你好啊!而他论述的是对他者的信仰……

[德里达开始谈论起他与列维纳斯的关系。他强调了列维纳斯深刻的创造力,但仍然指出其人文主义中的问题。]

列维纳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调他者至上的不可接近性质。他人永远都不能被理解为在场,只能被理解为类似于痕迹、外在性这样的概念。他彻底与在场的现象学的形而上学相决裂——永远不可能在一种理论的行为上理解他者,只能依靠一种伦理责任:我为他者负责。然而这种责任只适用于人类,列维纳斯的人文主义与海德格尔一样都是基于对动物的排斥。《圣经》十诫中说:“不可杀人”,但没有说不可杀动物。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一种祭献结构上的。我们是在一种对真实的或象征的肉体的摄食中结合起来的。过去我曾指出西方的***式的 “逻各斯中心主义”,现在我要拓宽这个概念,给它加上一个前缀“carno”(肉体):肉体***逻各斯中心主义(carnophallogocentrism)。在象征意义上,我们,包括素食主义者,都是食肉动物。

这个有关摄食的庞大研究计划与解构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理解可以被等同于一种摄食,那么对一个文本的解构性解读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意味着尊重那些不能被摄食的东西,那些在文本中不能被消化的东西。我关于摄食的局限性的思想,以及关于文本的模糊性和不可传译性的理论,有着同样的框架。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不可被阅读的,必须保持其异己身份的剩余物。这些余物永远不能被当做同一之物来拷问,必须不断地被寻找,不断地被书写。

以上对话是在1990年10月25日。对话的一部分已先行在瑞典报纸

Expressen1991年2月15日)上发表。

由布莱恩·迈宁·德莱尼从瑞典语翻译成英语。

英翻中:戴章伦

审校:余亮

版权:e-flux 2009

 中文版权由胡昉协助取得,刊发于《当代艺术与投资》第三期

原文见http://www.e-flux.com/journal/view/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