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媒体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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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学术 ■顾土
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五四时期，学术大家更是多以媒体载道。在《新青年》中频频亮相的大手笔都是教授和学者。近几年，电视等媒体又将教授、学者们引入新型传播方式，谈历史、谈文学、谈诸子百家等，不过，这与传统媒体和学术的那种结合，并不是一回事。他们被媒体看好的前提，是专业与口才，讲什么、推广什么，必须以观众目前的市场需求为前提，供需关系非常明确
学术，原本被认为是象牙之塔，后来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渐渐扩大，但也还是小圈子内的事情。媒体呢，则大都是面向大众，直面社会的。
近些年，媒体与学术出现了相互参与或者说互相干涉的情形。一方面，大学教授纷纷走上媒体，或设席开坛，或担当评委，或评点时事。这不但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从此关注历史、文学、财经、军事、国际政治，而且兴趣也深入到了专业领域。“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些教授顿时成为公众人物，其形象影响甚至超出表演明星，带动出丰厚的经济效益和万众的瞩目。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干预学术，既揭露腐败，抨击造假，又胡编学术，乱造大师，从而使一系列学术公案浮出了水面。
对这样的渗透或者说干涉，反对者认为，学术原本面向小众，大众媒介的参与，显得不伦不类，教授风光于现代媒体只能说明学问不好，而媒介干涉学术更是帮倒忙；支持者认为，将学术专业化解为大众话语，可以普及文化，推广知识，提高学术的社会地位，干预则有利于监督。这两种意见显然各有道理。
其实，学术与媒体互相参与或是相互干涉，其得失在于人。人强则成，人弱则败。
所谓人，指的就是媒体人或学者。
所谓强弱，指的就是媒体人有无学术根基或是学者对媒体有无驾驭能力。
媒体与学术的密切关系在中外可谓由来已久，并且都是靠记者、编辑、学者的才学兼擅而达到融会贯通。
1974年，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了内部发行的四卷本《第三帝国的兴亡》，不但被内容所吸引，还惊讶于这部历史著作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居然是个记者，曾在美国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驻德多年，不但有亲身的经历，而且阅读了大量相关档案和日记。等到改革开放以后，眼界打开，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很多知名文学家、史学家甚至哲学家都在媒体当过记者、编辑、主编，或是经常在报刊开辟专栏，为电视台、广播电台做特约评论员，像法国的萨特、加缪、阿拉贡等。特别是萨特，他通过文艺与媒体，让哲学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呼声。当然，上个世纪50-70年代，我们的一些学者也在报刊撰写所谓学术文字，比如参与评法批儒等，但那实质是大批判；媒体也曾干预学术，但那依然类似大批判，既无法称之为学术，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媒体。
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早期著名报人如林白水、邵飘萍等人的学术根基都不浅；后来比较出名的主笔、主编如王芸生、邓拓等，本身就有学者的经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备读物；邓拓早年写下的《中国救荒史》则是他学术历练的最好证明。梁启超的学术著述等身，但他同时自己办报并撰写大量报刊文字，影响了一个时代。五四时期，学术大家更是多以媒体载道。《新青年》是传播新文化的著名刊物，其中频频亮相的大手笔都是大学教授和学者，文字所涉既为学术研究也为社会生活，而反对新文化的《甲寅》也是学术名人的聚集地。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中期，像吴晗等人就常年坚持为报刊写作，形成了一种风气，也是报刊一景。
中国报纸的副刊，应该说是学术与媒体沟通的最好渠道。翻阅百年副刊史，不难发现，许多知名副刊，主其事者和经常露面的作者，不仅有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许多人还是大学教授，学术根底厚实。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报纸开辟理论版，这也让一批具备学术素养和思辨能力的学者加入报纸编辑的行列，加深了学术与媒体的关系。
学术与媒体相融合，尤其是学者与媒体人合二为一，媒体因此提高了文化品位和理性鉴赏力，学术也由此转变为社会生活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学术底气和思辨训练更成为新闻厚度和力度的基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报纸副刊纷纷萎缩，文化版纷纷转型为娱乐，理论版也所剩无几。这让传统媒体的学术见识大为减弱，降低了思辨能力，也令学术与社会渐离渐远。直到近几年，电视等媒体才又相继开设大讲堂，将教授、学者引入新型传播方式，谈历史、谈文学、谈诸子百家，化学术叙述为大众话题，向社会推广了学问，重新构筑起学术与媒体的一道桥梁。不过，这与传统媒体和学术的那种结合，并不是一回事。
从前的学者大多是通才，埋头可以做学问，出门可以闹革命，聚在一起可以办报刊，提笔可以写社评、散文、小说、诗歌。学术是他们的根基和兴趣，革命是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报刊是他们的心声，文学是他们的爱好（有时也是表达方式），社会是他们启蒙和改革的对象。可以说，主动发言是他们的特征。今天媒体与学者的结合，重要的是媒体在文化饥渴的大众面前需要新的传播效应，而能说会道的一些大学教师则应一时之选。他们被媒体看好的前提，是专业与口才，讲什么、推广什么，必须以观众目前的市场需求为前提，供需关系非常明确，带有很大的被动性。
文笔是过去学者介入媒体的基础，在学术底气的映照下，优美晓畅通达的文字带给读者的是思想和情趣；现在的学者进入电视和广播，首先需要讲解故事的能力、编排故事的技巧，“三分钟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高潮”。有人将他们比作说书人也不无道理，因为只有好听的故事、精彩的情节才足以吸引听众或观众。过去的学者运用文字在媒体传播自己的观点和认知，灵性的表述、理性的潜质、尖锐的诘问、厚重的积淀、广博的见识、学贯中西的背景，令他们的思想感染了大量具有基本文化素养的读者。如今的学者需要熟稔专业内容，但无须博达通识；注重情节，而不必较真思想。他们针对的观众，即便是文化的白丁、思辨的弱者、知识储备的空囊也无妨。阅读、比较、思索是今天的弱项，盯住屏幕接受给予才是主流，而屏幕里最容易传播的是现成的结论、起伏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拍案惊奇的形象、且听下回分解的期待。
时代不同，媒体人、学者、观众、环境截然不同，媒体与学术互相参与的结果自然也完全不一样。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思想换作故事，启蒙改为娱乐。现在的人们需要的是解闷、填空、打发，所以，学术与文化一样，必须具备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基本要素才可以进入媒体。——丧失学术独立，这就是准入证。
而许多媒体参与学术，是用“眼球效应”替代社会效应，并将其放在了第一位。——学术价值从属于新闻价值，这也是通行证。
今天，在电视里讲故事不能不说一口流畅的普通话，不然，编导和观众的兴致就会大打折扣。但我也奇怪，过去的那些学问大家，大多地方口音浓重，却依然可以四处设帐授徒，桃李满天下，是不是那时的人们更尊崇思想与文化，其他无足轻重；现在，是否一切都系于表演和口齿，别的或许只是一种附属装饰而已？文汇报2009年6月8日第十一版
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五四时期，学术大家更是多以媒体载道。在《新青年》中频频亮相的大手笔都是教授和学者。近几年，电视等媒体又将教授、学者们引入新型传播方式，谈历史、谈文学、谈诸子百家等，不过，这与传统媒体和学术的那种结合，并不是一回事。他们被媒体看好的前提，是专业与口才，讲什么、推广什么，必须以观众目前的市场需求为前提，供需关系非常明确
学术，原本被认为是象牙之塔，后来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渐渐扩大，但也还是小圈子内的事情。媒体呢，则大都是面向大众，直面社会的。
近些年，媒体与学术出现了相互参与或者说互相干涉的情形。一方面，大学教授纷纷走上媒体，或设席开坛，或担当评委，或评点时事。这不但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从此关注历史、文学、财经、军事、国际政治，而且兴趣也深入到了专业领域。“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些教授顿时成为公众人物，其形象影响甚至超出表演明星，带动出丰厚的经济效益和万众的瞩目。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干预学术，既揭露腐败，抨击造假，又胡编学术，乱造大师，从而使一系列学术公案浮出了水面。
对这样的渗透或者说干涉，反对者认为，学术原本面向小众，大众媒介的参与，显得不伦不类，教授风光于现代媒体只能说明学问不好，而媒介干涉学术更是帮倒忙；支持者认为，将学术专业化解为大众话语，可以普及文化，推广知识，提高学术的社会地位，干预则有利于监督。这两种意见显然各有道理。
其实，学术与媒体互相参与或是相互干涉，其得失在于人。人强则成，人弱则败。
所谓人，指的就是媒体人或学者。
所谓强弱，指的就是媒体人有无学术根基或是学者对媒体有无驾驭能力。
媒体与学术的密切关系在中外可谓由来已久，并且都是靠记者、编辑、学者的才学兼擅而达到融会贯通。
1974年，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了内部发行的四卷本《第三帝国的兴亡》，不但被内容所吸引，还惊讶于这部历史著作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居然是个记者，曾在美国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驻德多年，不但有亲身的经历，而且阅读了大量相关档案和日记。等到改革开放以后，眼界打开，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很多知名文学家、史学家甚至哲学家都在媒体当过记者、编辑、主编，或是经常在报刊开辟专栏，为电视台、广播电台做特约评论员，像法国的萨特、加缪、阿拉贡等。特别是萨特，他通过文艺与媒体，让哲学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呼声。当然，上个世纪50-70年代，我们的一些学者也在报刊撰写所谓学术文字，比如参与评法批儒等，但那实质是大批判；媒体也曾干预学术，但那依然类似大批判，既无法称之为学术，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媒体。
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早期著名报人如林白水、邵飘萍等人的学术根基都不浅；后来比较出名的主笔、主编如王芸生、邓拓等，本身就有学者的经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备读物；邓拓早年写下的《中国救荒史》则是他学术历练的最好证明。梁启超的学术著述等身，但他同时自己办报并撰写大量报刊文字，影响了一个时代。五四时期，学术大家更是多以媒体载道。《新青年》是传播新文化的著名刊物，其中频频亮相的大手笔都是大学教授和学者，文字所涉既为学术研究也为社会生活，而反对新文化的《甲寅》也是学术名人的聚集地。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中期，像吴晗等人就常年坚持为报刊写作，形成了一种风气，也是报刊一景。
中国报纸的副刊，应该说是学术与媒体沟通的最好渠道。翻阅百年副刊史，不难发现，许多知名副刊，主其事者和经常露面的作者，不仅有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许多人还是大学教授，学术根底厚实。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报纸开辟理论版，这也让一批具备学术素养和思辨能力的学者加入报纸编辑的行列，加深了学术与媒体的关系。
学术与媒体相融合，尤其是学者与媒体人合二为一，媒体因此提高了文化品位和理性鉴赏力，学术也由此转变为社会生活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学术底气和思辨训练更成为新闻厚度和力度的基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报纸副刊纷纷萎缩，文化版纷纷转型为娱乐，理论版也所剩无几。这让传统媒体的学术见识大为减弱，降低了思辨能力，也令学术与社会渐离渐远。直到近几年，电视等媒体才又相继开设大讲堂，将教授、学者引入新型传播方式，谈历史、谈文学、谈诸子百家，化学术叙述为大众话题，向社会推广了学问，重新构筑起学术与媒体的一道桥梁。不过，这与传统媒体和学术的那种结合，并不是一回事。
从前的学者大多是通才，埋头可以做学问，出门可以闹革命，聚在一起可以办报刊，提笔可以写社评、散文、小说、诗歌。学术是他们的根基和兴趣，革命是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报刊是他们的心声，文学是他们的爱好（有时也是表达方式），社会是他们启蒙和改革的对象。可以说，主动发言是他们的特征。今天媒体与学者的结合，重要的是媒体在文化饥渴的大众面前需要新的传播效应，而能说会道的一些大学教师则应一时之选。他们被媒体看好的前提，是专业与口才，讲什么、推广什么，必须以观众目前的市场需求为前提，供需关系非常明确，带有很大的被动性。
文笔是过去学者介入媒体的基础，在学术底气的映照下，优美晓畅通达的文字带给读者的是思想和情趣；现在的学者进入电视和广播，首先需要讲解故事的能力、编排故事的技巧，“三分钟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高潮”。有人将他们比作说书人也不无道理，因为只有好听的故事、精彩的情节才足以吸引听众或观众。过去的学者运用文字在媒体传播自己的观点和认知，灵性的表述、理性的潜质、尖锐的诘问、厚重的积淀、广博的见识、学贯中西的背景，令他们的思想感染了大量具有基本文化素养的读者。如今的学者需要熟稔专业内容，但无须博达通识；注重情节，而不必较真思想。他们针对的观众，即便是文化的白丁、思辨的弱者、知识储备的空囊也无妨。阅读、比较、思索是今天的弱项，盯住屏幕接受给予才是主流，而屏幕里最容易传播的是现成的结论、起伏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拍案惊奇的形象、且听下回分解的期待。
时代不同，媒体人、学者、观众、环境截然不同，媒体与学术互相参与的结果自然也完全不一样。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思想换作故事，启蒙改为娱乐。现在的人们需要的是解闷、填空、打发，所以，学术与文化一样，必须具备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基本要素才可以进入媒体。——丧失学术独立，这就是准入证。
而许多媒体参与学术，是用“眼球效应”替代社会效应，并将其放在了第一位。——学术价值从属于新闻价值，这也是通行证。
今天，在电视里讲故事不能不说一口流畅的普通话，不然，编导和观众的兴致就会大打折扣。但我也奇怪，过去的那些学问大家，大多地方口音浓重，却依然可以四处设帐授徒，桃李满天下，是不是那时的人们更尊崇思想与文化，其他无足轻重；现在，是否一切都系于表演和口齿，别的或许只是一种附属装饰而已？文汇报2009年6月8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