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当代学术思潮的感性论趋向

刘少杰:当代学术思潮的感性论趋向 日期：2008-07-14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h1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刘少杰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当代社会理论突破了传统学科划分的界限，超越了传统社会学和传统社会理论的理性化追求，展开了对感性意识、感性行为、感性存在和感性秩序的丰富多彩的感性论研究，代表了当代学术思潮限制理性、提升感性的感性论转向。

　　从感性至上到理性至上

　　正像拿破仑过高估计了法国军队的征战能力一样，黑格尔也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没有什么现象能够超越辩证理性的普遍联系，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违背永恒的发展。

　　

　　感性论转向是对社会理性化追求的超越，而社会理性化追求则是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性论的分化。

　　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一切都被神学控制的世界中发现了人，肯定了人的存在与价值。人文主义者高举以人性替代神性的旗帜，在向顽固的宗教堡垒发起激烈冲击的斗争中，为被神学压抑了一千多年的欧洲社会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人文主义者以完整的未分化的人性去否定神性，薄伽丘、爱拉斯谟、拉伯雷等人文主义者宣扬的人性，都是同人的躯体、欲望和日常生活行为直接统一的完整的人性，所以人们说文艺复兴运动发现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欲的真实的人，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智力在生活世界中自主自立的人。

　　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欲望，呼吁人应当追求现世幸福，而在现实中为满足欲望而奔波和奋斗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人，所以，人文主义的人性观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主义。瓦拉、皮科和蒙台涅等人都明确地把人性的追求归结为对个人的存在、欲望和享乐的追求。他们认为，只有那些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个人的利益与价值高于一切。

　　个人主义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压抑人性的神性，而且还鼓励人们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向封建制度和专制秩序发起冲击。然而，一旦个人主义突破各种原则的限制而走向极端化，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社会各个层面横冲直撞，社会秩序和集体意识在它的冲击下势必土崩瓦解。莫尔在《乌托邦》中对英国资本积累中的圈地运动的批判，清楚地揭露了个人主义对社会秩序造成的严重破坏。莫尔的观点表明，理性原则不仅是同公共利益、集体关系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理性原则也是同片面追逐个人利益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对立的。

　　到了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实践行为和思想观念都开始发生分化。首先是伽利略举起了把自然科学从人文精神中分离出去的旗帜。伽利略不仅把数学计算同物理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了自然科学方法的特殊性和有效性，而且还用指向客观性的科学方法、科学原则或科学理性排斥表达主观意愿的人文精神。笛卡儿则更为明确地把以科学方法为摹本的理性原则同人的感性存在对立起来，在他看来，人们不应当轻易相信感官印象，要奉行普遍的怀疑论，要对那些常人信以为真的感性事实做出谨慎的理性审查。

　　笛卡儿的二元论世界观从根本上论证了理性的权威，奠定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和理性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同时还在欧洲思想史上掀起了更持久更深入的理性贬斥感性、压抑感性的近现代思潮。后来，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对理性主义作了进一步论证和深化，形成了近代哲学史上的唯理论传统。

　　真正把理性捧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一定要肯定感性、肯定个性，鼓励群众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否则就实现不了承认世俗生活、激发广大群众为自己的现实幸福而突破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压迫的目的。而法国大革命作为政治运动特别是社会革命，则必须要求群众统一意志、集中目标、服从普遍原则，否则，只能以群体力量或社会运动同封建贵族和反动宗教势力对抗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无法进行，而这就一定要借助对理性的崇拜。感性是个别、现实和自由，而理性则是普遍、理想和集中，这或许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重视感性，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们把理性抬高到绝对统治地位之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像拿破仑过高估计了法国军队的征战能力一样，黑格尔也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是辩证的否定性，是用逻辑表达的普遍性的革命性。黑格尔就是用这种要求现存永恒发展、不断变化的辩证理性构筑了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无论是天体运行和生物进化的自然现象，还是朝代更迭和世代交替的历史现象，也包括情感体验和欲望冲动的心理现象，都在辩证理性的审视与掌握之中。没有什么现象能够超越辩证理性的普遍联系，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违背永恒的发展。

　　19世纪中叶，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丧失了在欧洲学术思潮中的统治地位，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逐渐受到了冷落，代之而起的是直接面对人生现实的三大社会理论：克尔凯郭尔开启的存在主义或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创立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这三种社会理论虽然都实现了从抽象哲学向社会理论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具有共同趋势的学术新潮，但是它们在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原则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甚至尖锐对立、相互否定。

　　人本主义社会理论从个人的感性存在出发，其实质是从社会生活作为个人的主观性出发，肯定了个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生活，同时否定了传统理性主义者的理性偏执，由此而使学术视野聚焦于日常生活并以之为根据重新寻求人性解放与社会协调；实证社会理论从社会作为客观对象出发，由一种忽视个人存在的理论视角，在对人类的经验生活或社会现象的专注中，使理性逻辑从概念演绎进入了社会结构，理性化追求从哲学思辨层面深入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亦即从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实践过程出发，以辩证理性批判地审查现实生活和历史过程，展开了以社会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社会理论。

　　立足实践的社会理性化批判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展开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形式，并且获得了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资源或财富。所以只有坚持实践的立场、从实践出发才能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迪尔凯姆之后，帕森斯和默顿代表的结构功能论，米德、布鲁默和戈夫曼等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霍曼斯、布劳和科尔曼等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理性化研究，使古典实证主义的社会理性化追求有了更具体更丰富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霍曼斯开始的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更加严格地坚持理性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明确地把人的交往行为都解释为利益追求，认为人们的交往行为是根据低成本、高效益的理性选择原则，在计算、推论的逻辑思维支配下，开展投入与产出的交换行为。

　　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社会学，虽然承认人们的社会生活或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感性层面，但是由于解释社会学并没有否定科学理性主义的原则，所以常常站在与实证主义相同的立场上，追求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在《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韦伯对习惯、习俗、惯例和传统等行为方式或非正式制度开展了丰富论述，明确承认这些尚未进入理性层面的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但是，韦伯认为这些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是低效的，欲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按照工具理性、科学原则来提升感性行为、改造感性制度。于是，韦伯推崇合法化权威，赞扬科层制安排，其实质就是要促进感性社会理性化。

　　在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坚持科学原则热烈追求社会理性化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对科学理性主义和社会理性化追求的激烈批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对科学理性主义和社会理性化的批判是最丰富也是最深刻的。马尔库塞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展开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形式，并且获得了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资源或财富。所以只有坚持实践的立场、从实践出发才能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马尔库塞认为，站在实践立场上观察社会生活、回答社会问题，既不能把社会理解为单纯的客观现象，也不能仅仅从科学原则或理性原则追求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正是从这种实践原则出发，马尔库塞不仅揭示了科学理性、逻辑理性的局限性，分析了片面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充分论述了感性意识、感性存在和感性行为的基础性、现实性和能动性，并且提出了塑造新感受力、实现以感性革命为基础的旨在全面解放人类包括解放自然的总体革命理论。这些崭新的思想内容，使他的《爱与欲文明》、《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论解放》等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重新思考感性世界的新视野

　　感性选择是比理性选择更具普遍性的选择方式，尤其在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中，或者在非专业化的日常生活领域，感性选择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   

　　

　　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社会学创造了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和新流派，各种学术新派接踵而来，实践感理论、感性秩序理论、拟象化理论、身体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真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虽然这些色彩缤纷的社会学新理论展示了对当代社会生活思考的不同视角，但是在其中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广泛变化是：限制理性、提升感性。

　　布迪厄明确地坚持实践立场，并从实践出发对感性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布迪厄也认为实践是一种感性的现实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以自己的躯体行动进入各种关系或各种场域之中，而且人们在实践中的认识活动也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计算、推论等概念性的理性活动，相反更多的是尚未进入理性层面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布迪厄关于实践感、惯习、前逻辑、实践的模糊逻辑等方面的论述，为社会学在新的视野中研究感性现象展开了广阔的新空间。

　　吉登斯在感性问题上的很多论述同布迪厄有共同之处。吉登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一定是受某种知识支配而展开的，人类的共同知识和一般原则在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这实质上肯定了理性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但是，吉登斯又认为，人们的大量行动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即时行动，经常支配人们行动的并不是可以清楚言说出来的理性思维，而是同身体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意识。所谓实践意识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是一种缺乏清晰逻辑形式的感性意识。

　　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学者超越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视角，高度重视感性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凡伯伦、康芒斯和诺斯等新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重视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过高估计理性选择的地位与功能，是西方学术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典型表现。当制度主义指出理性选择一定是在制度制约下展开的，特别是当他们论述了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制度对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时，就已经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的狭隘性。

　　受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兴起了新制度主义，在这些新制度主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感性行为、感性制度都被高度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已经开展了具有较强探索性的经验研究。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明确地论述了“符号性秩序”，他们指出：“研究正式组织要求关注政治生活中的符号、礼仪、仪式、故事和戏剧在有序化方面的影响力。象征性的符号以一种精巧的和扩散的方式渗透到政治体之中，为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意义解释。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经验和活动都是根据它们同神话和符号的关系来定义的。” 符号、礼仪、仪式等都是可感知的事物，是感性现象，而这些感性现象在组织中可以形成符号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保罗·迪马乔和沃尔特·鲍威尔也是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对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感性行为———模仿作出了深入论述。应当承认，模仿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选择行为，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存在。模仿，特别是个人的模仿行为，主要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模仿也具有目的、途径和程度的选择性，所以笔者把模仿以及同类行为，如从众、延续传统等行为，称为感性选择。从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感性选择是比理性选择更具普遍性的选择方式，尤其在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中，或者在非专业化的日常生活领域，感性选择就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

　　感性选择与感性制度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呈现一种感性秩序。哈耶克对感性秩序作出了深刻而丰富的论述，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过高估计了理性的设计能力，以为人类可以根据理性推论和数学计算就可以有效地设计制度、建立秩序，但事实恰恰相反，理性设计的制度和秩序通常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些在人们的自发行为、通过不断地试错行为而积淀下来的制度和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

　　类似上述关于感性意识、感性行动和感性秩序的研究成果举不胜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学确实展现了一种限制理性而提升感性的新趋势。并且，这种新趋势刚刚展开，它必将沿着已经形成的路向继续延伸，因为它植根于当代文化的深刻变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全球化：新形势下的社会理性化

　　虽然全球化同文化传播感性化是同一个时代发生的，全球化也借助了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技术，但是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理性化。   

　　

　　当代文化变迁无疑是复杂而深刻的，其中最突出、最广泛的变化是，当代文化在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的支持与推动下，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传播感性化。在数字化技术和影视传媒广泛应用之前，思想观念方面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印刷在报纸书刊中的文字展开的，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且传播的形式也是抽象的。文字表达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概念化的“话语意识”，尽管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向人们描绘一些形象或场景，但是文字描绘的形象总是带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影视化传媒，不仅无法预见地提高了文化观念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而且把思想观念转化为各种生动的形象，或者说以丰富的图像把思想观念感性化以后广泛传播。

　　文化传播感性化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使大众文化变得异常活跃，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了广大基层群众接收新信息、新思想的途径。接受文字形式的信息，要受到接受者语言水平、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而以图像形式传播的信息，却大幅度地降低了接受的难度，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也能对那些生动的图像信息形成比较丰富的理解。因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意识主要停留在感性意识层面上，而当影视传媒向他们展现了无限丰富的生动画面，他们也就很轻松地以自己的感性意识接受了其中的图像化亦即感性化的信息。

　　因此，文化传播感性化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关注社会生活变化的社会学和各种视角的社会理论，必然要对这种广泛发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反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生活中的感性意识、感性行动、感性秩序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显然与当代文化传播感性化引起社会生活的感性化变化有关，这种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播感性化也必然影响了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学术观念，注重感性、转向感性，必然成为当代学术的一个兴奋点。

　　社会理论对感性现象、感性问题的重视，还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感性自觉的一种反应。虽然全球化同文化传播感性化是同一个时代发生的，全球化也借助了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技术，但是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理性化。全球化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的经济观念、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向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展与整合，同时也是源于西方的某些科学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向其他各民族的传播与同化，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感性因素，但主要还是以功利原则、计算精神和控制技术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化追求。并且，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扩展，是以理性是普遍有效的预设为前提的，只有肯定源自发达地区经验和原则的普遍效力，其他民族才能限制自己的特殊性而接受西方认定的普遍性。肯定普遍性的效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全球化作为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理性化，使所有民族的文化传统、区域特色、地方制度和风俗习惯都有面临被同化的威胁，而这些作为各民族在自己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特质或社会特征，相对于西方的理性化原则而言，它们是感性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地区，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就具有更明显的感性特点。当各民族的感性文化遭遇以西方理性化为实质内容的全球化浪潮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却在面临被淹没的威胁中觉醒，这或许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原理在起作用。

　　（演讲时间：2008年5月28日）
 
思想者小传

   刘少杰  1993年获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社会学与制度社会学。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解论引论》、《批判与重建》、《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新视野》等十余部，在《新华文摘》、《社会学研究》和一些重要省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