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老师《摒弃还是超越—“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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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老师《摒弃还是超越—“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之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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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1998）
两种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
“量的研究”萌芽于西方古代理智主义，成长于文艺复兴时，伴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其范式的初步成型以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体系为标志。在量的研究范式形成的过程中，有三种理论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笛卡尔“二元论”。2. 培根的“归纳法”。3. 演绎法，即从若干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推导出一系列结论。
“质的研究”也萌芽于启蒙运动，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是在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并走向理性万能、理性独判之误区的状况下兴起的。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和解释学，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二者都与近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很相似。质的研究反对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提倡内心体验的非理性方法，属于“非理性主义”。
教育技术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也就说主体对象化了，这就与“二元论”的前提不相符合，而与“质的研究”的理论前提相一致，从认识论的根基上就否定了“量的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特征。但如果只简单地宣传“质的研究”而反对“量的研究”的做法，不利于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
如何对待两种研究方法
一方面要继续加强“量的研究”的训练，避免在研究中出现随心所欲的现象，也避免出现“怎么做都行”的研究取向，加快“被超越”的基础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量的研究”的局限性，不要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对于“质的研究”也要有包容和鼓励的心态，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实现真正的“超越”。但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理性主义思潮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融合是一个趋势。
为什么要分析考察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它的发展史？选取研究方法的目的很明确只有一个：解决问题。那么讨论研究方法，确定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只要从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就行了。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如果把研究方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去讨论它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发展历史等等。但要是想确定教育技术学研究是该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还是量的研究，不是由哪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或发展历史决定的，而是由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特定决定的。
在西方，质的研究是作为量的研究的超越而出现的。从它的发展史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某一个领域内的研究方法的选取也必须遵循这种顺序码？对于教育技术来说，必须要当理性主义成为制约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发展的桎梏了，再用质的研究的发展去超越量的研究吗？
研究方法的选取，不管每种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什么，都应该完全依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并且有时候为了研究一个问题，既要采用质的研究又要采用量的研究，有时候量的研究是为质的研究提供数据、为质的研究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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