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大讲堂：党国英 中国改革30年逻辑(实录)

http://view.QQ.com　 2008年07月21日16:24 　 滕讯专稿我要评论(11)
会议主题：中国改革30年逻辑讲座
会议时间：2008年7月19日下午3：00
会议地点：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燕山大讲堂
主讲嘉宾：党国英
主持人：尊敬的党老师、尊敬的嘉宾，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逻辑讲座。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党国英老师，大家欢迎！
党国英：下午好！我是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的，研究农村问题是我们的主业。但是我个人对改革逻辑这样抽象的问题也很有兴趣，思考这样的问题，主要的目的也是自己的兴趣。改革当中，我们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把我们的改革引向深入；如何能避免我们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我想这个题目很多人都有兴趣。我注意到每一个学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经济学为背景的学者，习惯于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可能和其他学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释不太一样。
按照我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在思考改革这样一个综合性问题的时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风险概念，从人的一般性生活开始，大家就在避免一些不确定性，避免一些风险。这个概念，一直是经济学比较重视的。其他学科不会把风险当做分析历史问题的主导范畴。
另外，经济学家也现在越来越重视暴力问题。过去对这个概念不太重视，我印象中摩斯讲过一句话，整个经济学对暴力的研究还很不够。他认为对暴力的研究可以演绎出一个很有新意的关于历史的解释。对于暴力范畴的使用，其他学科使用得比较多。理解我们改革30年，这两个概念恐怕是离不开的。我特别希望经济学以外的一些学科能够重视风险因素；经济学自己恐怕应该重视暴力问题。这是我先要交代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改革的起点是由传统社会开始，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人们各有各的说法。我自己对传统社会有这样的认识，首先，传统社会是一个不需要民主的社会。
首先，传统社会的人生活最基本的社区，一部分人口有稳定的生活范围，我们把它叫做“社区”。我特别要强调社区领域不要民主，民主在一定程度下是好东西，但在一个稳定的社区，民主可能不需要。这是我对传统社会的一个描述。
离开社区，到社区联盟一级，比如县，古代叫一个郡，一个省，我们把这些叫做“社区的联盟”。社区的联盟，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机器，它是一个生产暴力的联合体。因为它要给社会提供一个公共品，就是最基本的安全这样一个公共品。这个公共品是由军事集团来提供的。我们说这些皇帝、大臣其实是一些军事领袖。这样一个军事集团提供这样一个公共品，其他的公共服务很少。
我们进一步说，这样一个军事组织提供安全公共品，它也不要民主。例如，在某朝代有人做过实验，为了防止军队的将领权力过大，频繁地调动将领，对军事组织做调整，目的就是让将领和士兵不认识。结果发现军队的效率变得很低。我说的意思是，军事组织也是不需要民主的这样一个机构。在社区里面它不需要民主，在社区联盟这样一个层次也不需要民主，需要的还是命令。
我们在改革之前，整个国家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为了提高战争的效率，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安全公共服务的问题，它也不要民主。社区不要民主，社区联盟也不需要民主，简单说传统社会是一个不要民主的社会。这是我对传统社会的第一个描述。
我们再看经济上，大家都知道社区是由一个自己组织的社会或者大体上是自己组织的。在描述传统社会社区生活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依附性的社会。
我们在座也有一些年轻同志，如果在城市长大，再受“极端环保主义”的影响，一定会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社会。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大体是一个传统社会的环境，有山清水秀的一面，但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突出情况，是对依附这种关系的理解不深刻。
要了解传统社会，不能看小说也不能看社会史，恐怕我们要看《红楼梦》，由这样一些文艺作品，你就会看出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种关系可以使一个人自杀。我说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上的控制乃至生产资料上占有数量的不同，对人的实际福利水平影响是很大的。
在传统农业社会，大家需要注意这样的事实，每个人的能力差不多，后果是有些人成为地主？有些人成为雇农？为什么？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原因。那个时候人的科学知识水平低产生人们对邪教的某种信仰、图腾崇拜。借助这样一些非经济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可能有一些偶然性，使一些人有了经济活动以外的某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可能赋予他把别人的生活资源剥夺过的可能性。简单说，从生产本身来看，人和人的差别能力不大。造成后果的差异一定是经济以外的因素。
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不用买卖的社会。这样，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换，也就没有公平交换的概念。谈不上大家选择一个以公平为基础的一种制度需求。我前面说到产生不了对民主的需求；又进一步说产生不了对公正的要求。传统社会产生不了对公正的要求，产生不了对民主的要求，这是我对传统社会的理解。有机会我会对这个问题做更加精细的讨论。
对现代社会我们又怎么理解呢？传统社会的解体，我们现在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外在因素引起的过程，从更大原因来看可能不是这样。传统社会解体最为重要的现象是，一大批束缚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要离开农业。首先是纺织业的革命，把妇女给解脱出来了，妇女就可以替代男子做一些农业生产，这样又把一些男子解放出来了。再加上农业以外其他产业的扩张本身也提供这种就业机会。经济上的解体，产生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大量人离开农村。产生了新的部门，产生了很大的交换，产生了对公正的要求，这是一种制度上的需求。
离开制度，我们还要认识一个问题，农业生产解体之后，其他的产业部门能不能吸纳大量的人口是个问题。
我们再看政治领域。我们前面说到在传统社会社区这一级是不需要民主的。社区这一级虽然不需要民主，但是它提供很多的公共品。当然这个公共品的品质如何，我们另当别论。比如它提供的是一种宗教，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现代社会的情况是什么样？现代社会社区这一级提供公共品的功能基本上丧失了。比如在座大家，你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是谁，恐怕十有八九说不上。社区这一级基本上不提供公共品；社区联盟，比如在我们国家乡、县、市、省、中央，除了提供安全这个公共品之外，还提供大量其他的公共品。
因为经济的多元化产生了对公正的要求，不然交换没有办法进行。为什么产生对民主的要求？在传统社会，军事机器提供安全的时候不要民主效率是比较高的。在现代社会，在社区联盟的层次上，除了提供公共安全的公共品还提供其他的公共品。其他的公共品，不要军队也能提供。军队提供安全这个公共品，搞命令主义有效。提供其他的公共品，继续搞命令主义是不是也有效率？问题就在这，我的认识是“不是”。
在社区联盟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有很多公共品，仍然继续奉行命令主义。秦晖曾经提过这样的观点，我也同意。我们改革开放之后还是用军事的原则来解决一切公共品的问题，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要说的意思是，在很多公共品当中，安全这个公共品和继续奉行不民主原则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公共品仍然奉行这个原则，没有效率。
有没有证据？证据太多了。在我们国家，国家纪委最多的时候管着几十个产品，加上各个部委，整个中央管的产品，从部委到各个部，大约管着几百种。这几百种商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管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军事机器试图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公共安全的问题，一个是除了公共安全以外的其他公共品，这样会造成公共服务水平很低。我们现在认识到，公共品并不是由政府来全部提供，很多公共品市场也可以提供，民间社会也可以提供。
在社区联盟这个层次上，不需要军事化手段提供的公共品，要用民主的方法。为什么要用民主方法？我前面提到社区这一级不需要民主就能够提供公共品，他不需要通过竞选的办法来形成对权威的认同。离开社区，到了社区联盟这个领域，我们没有办法用传统，用祖辈的口头传授来确定谁最适合做领袖，谁最适合来主持这个权威机构。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来形成对权威的认同。除了用民主办法之外其他的办法不行。为什么用民主的办法？这有涉及到对民主的认识。
再看政治领域。我们没有办法用传统，用祖辈的口头传授来确定谁最适合做领袖，谁最适合来主持这个权威机构。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来形成对权威的认同。除了用民主办法之外其他的办法不行。我经常强调这样的问题。民主起码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一个公共事务上判断谁是多数、谁是少数。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公共问题判断上，我们不知道谁是多数，谁是少数，可能会产生一些麻烦。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摩擦。通过选举、竞争，我们能得到一个信息，谁是少数派、谁是多数派。这样处理少数和多数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可能产生一个积极的后果。少数可能会作出妥协、作出让步。所以民主的制度必须是包含妥协和让步的机制。
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
我们改革的任务是什么？无非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度。我现在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两个东西连接起来，我们来讨论过度问题。在讨论过渡问题，我们要考虑两件事情。
第一件，导致这个社会最麻烦的是农业社会转移出来大量人口，这些人口能不能被其他的产业部门所吸收。有一位学者说不要计划生育政策，如果说有些人不能就业或者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一定是你的制度不合适，通过改变制度就没问题了。这句话的逻辑看起来没有问题，实际上有问题。人口的出生是个快变量；制度的调整是个慢变量。当你的制度还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口增长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以至于造成某种资源分配的紧张，带来很大的社会冲突。比如社会发展某种条件受到破坏。
在讨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时候，忽视了变量的变化快慢，把时间的条件舍弃了之后讨论的是逻辑的社会关系，这样性质就不一样。我们在传统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人口，特别是从纺织业革命开始。这个人口能不能被其他产业部门所吸收？如果奉行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机制，一些人可能会饿死，饿死以后劳动力减少，就适应了产业需求。所以，最终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靠人的死亡率、人的营养变化情况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人不是机器，是一个活物，是靠营养状况来调整劳动力的供求，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日本和德国。世界大战的挑起，和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转移不成功有关系。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他的政治基础是一帮就业不稳定、工资水平很低的一些人。英国在这方面为什么会比较成功？这和他们的殖民主义成功有关系。从我们角度不能用“成功”这个词，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个成功。我们知道英国人口的迁移方向是北美、欧洲。这种成功在很多国家是不可以仿效的，正因为我们不能仿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直到现在国际经济结构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定位，我们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向外转移的空间非常小。大量的人口需要我们自己消化、吸收。中国人口基数这样大，因为产业革命，因为传统社会解体所释放出来的人，恐怕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我们是困难最大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我们不能用军事逻辑、战争逻辑来解决公共安全以外的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整个传统社会，如果说在农业社区这一级还有一个温情脉脉的外观，那么在社区联盟这样一个领域，的确是一个战争机器。如果不是战争机器怎么办？这个社区联盟可能会被消灭，这个国家可能会灭亡。如果你是一个带有很明显战争意义的社区联盟，恐怕效率就会比较高。前几周我看到一个史学研究资料，战国时期秦国为什么会灭掉其他国家？秦国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战争机器，高到每一个农户都卷入到战争。历史史料显示，秦国士兵收到一个家书，整个社区都卷入到战争。有60万大军向东进军，要提供军人的粮饷，政府对粮食的指标有控制。一年下来，如果一头牛瘦到什么程度，使用牛的主人要受到惩罚的。
越是效率高的传统社会越具有战争机器高的性质，是军事领袖来控制社会。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个公共联盟除了要引进安全之外还要引进其他公共品，简单来说，我们用战争机器的逻辑来解决安全以外其他公共品的提供问题，甚至来解决私人事物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军事领袖们用军事化原则来提供应该用民主制度提供的公共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第二个问题。
总结一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人口问题；第二，我们不能用军事逻辑、战争逻辑来解决公共安全以外的问题。我们把传统社会和民主社会连起来，就遇到这样两个最重要的困难。
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我自己想，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困难尤其大。在这里简短做一个比较。我们经常讲，中国有古代的文明。大家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有没有价值？有，它解决的是基本的伦理问题，在这方面是有价值的。这个问题再细致一些，我觉得在伦理问题中把宗法约束特点去掉以后，讲它的价值才更为确切。
在我们比较中国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定义文明的基因是有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有利于解决我刚才说的那两个问题和困难。那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历史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创造，比如股份公司的创造，是降低风险的意识；比如私有制的确立；比如专利保护。都有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有利于分权的制度。
讲到我们传统社会的时候，我们从秦始皇开始，就是一个专制社会，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军事化社会。这是我们国家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西欧社会会跟我们中国社会形成这样的差别？我经常讲，我们经济学问问题一直要问到数学和心里学的边界。当然问到这个边界，解释起来会更麻烦。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初步的想法。我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海军功能和西欧社会的海军功能不一样。中国的海岸线和欧洲海岸线比较一下，就知道有差别了。特别是波罗的海这个领域特别适合海军的训练，我们知道北欧海盗对西欧社会影响非常大。北欧海盗在向南侵略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特别关注。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海军结构复制到陆地上以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旗舰要比其他船只的能力控制更大。总体来讲，这个命令的传递效率要比陆地的传递效率低。所以海军作战的时候，每一个船的独立性比较强。到了陆地上，往往把海军结构复制到陆地社会。比如一个船成功以后，船上的首领可以分一块土地，他给自己的船员继续分下去，就形成一个一个小贵族。第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来理解北欧海盗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思考，我们可以交流。
简单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我们遇到两个最大的麻烦，第一，对于底层社会，我们是不是选择以营养状况为调节手段的劳动力平衡的方法；对于高层，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军事集团在公共服务这个领域放弃军事化原则。在这样两个问题上，我们都要比西方人要困难。第二，本来西方国家的王权比较衰弱，我们知道他们王权最强大的时候是在中世纪末期。我们的皇权力量一直比较强大。从过渡的主要任务来讲，我们的困难要比人家大。
下面说一下，在困难大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降低过渡风险的办法。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说我们最终的社会转型要达到某一个目标？邓小平也讲过50年之后我们在政治上要实现普选。我们的转型将来会有什么问题？究竟快一点的改革好还是渐进式的改革好？从我们国家历史包袱比西欧人更重的情况下，我们恐怕只能选择渐进性的改革道路。有些人说渐进式改革不成立，这些问题都是有的。
我今天讲了这样一些东西，恐怕我引出的问题比我讲清楚的问题要多。我就讲到这里。
主持人：感谢党老师的讲座。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现在可以提问。
网友：您提到社区联盟层次，可不可以理解成是国家层次？您为什么提到那两大难题？为什么一再强调社区联盟的复杂性？
党国英：有些问题要讲清楚很不容易，不如写文章痛快。我们知道美国友一个史学家，叫斯特拉以（音），他认为国家有五个阶段，最成熟的国家是民主。再早一些其实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群体或者部落。非洲国家好多都是部落联盟，所以非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麻烦？说起这个事件的确很复杂。我刚才讲的还是这个意思。在传统社会，大家生活比较简单，社区具有提供公共品的职能，比如基本的秩序，婚、丧、娶、嫁等，社区提供的是这样的功能。现在社会社区这一级的公共品提供得很少，咱们国家曾经有个很特殊的问题，由单位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社区。提到社区联盟，我们说乡、县、市、中央，它提供的公共品很多。我研究农村问题，现在一个村庄提供的公共品非常少，发放的各种补贴直接进入银行卡。特别是有些村庄在衰弱。社区提供的公共品已经很低了，都在社区联盟这一级。而且在这个领域，军事化的效率不行，我们需要新的原则。最近新闻报道又有一些变化。我们这30年改革，讲成绩可以讲很多。但我自己关注的是，我把反映军事机器弱化、军事控制力减弱这样一些变化看作是改革的成绩；而不是说原来猪肉要票，现在不要票的问题。
网友：党老师，你是将传统社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起点，但是但没有做一个清晰的时点区分。您是不是我们的传统社会和1949年之后的社会是一种同质关系呢？
党国英：直到现在，我们传统社会的某些性质仍然存在。整个冲击我们国家传统社会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比如技术革命；还有，我们把火柴叫“洋火”。整个产业因素来自于国外；制度变革的理念也是来自西方国家。简单说，传统社会的冲击主要来自于西方，我们转变的内部动力没有。有人说没有西方的冲击，我们自然可以发生产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看来可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30年改革前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因为忙于战争我们没有改过来。传统社会的确是个缓慢的转变过程，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特征。
网友：我听到有一种说法，他我们改革30年的历史是向传统社会回归的历史。
党国英：我不同意。我刚才说了现在仍然具有传统社会的因素。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叫“回归”，前30年不是计划。从秦始皇开始，每一个朝代胜利以后都有一个军事机器非常稳固的时期。我们49年之后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的差别在于世界形势变化了以后。
网友：你刚才说改革30年是引入了西方的因素而放开。但是我们看到，在汉朝，连铸币都是放开的。整个封建社会，当时的经济还有社会，他们的办学是民间的、结社是自由的。我们现在改革之后，经济上的放开和民间结社的放开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传统社会。所以我们的转型是向西方转型还是向传统回归呢？
党国英：你又把我要回避的问题给提出来了。的确，中国有些朝代交换非常发达；但是对这个观点也有批评。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有些人讲了秦始皇以后就是市场经济，有些人不同意。反对的一个理由，比如秦晖就不同意，那时候剥夺人的产权非常容易。那时候的结社自由，有很多行会，行会对生产者的控制非常厉害，跟现代社会不一样。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就产生出史学家注意到的个别现象，我们以为那不是普遍现象。
网友：党老师，您好；今天这个活动是腾讯网承办的，互联网对于你们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有多大帮助？
党国英：我简短说一下，在中国改革过程中，需要有社会精英要形成一些共识。
主持人：我来问一个问题。有人说，这30年我们还是有一个共识的，我们迟早会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愿景就为一些底层民众提供了一些帮助，虽然他在改革中受挫，但是有一种镇痛的作用。总的来说，咱们国家经济实力强大了，有一天还是会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慢慢地，30年之后发现这些东西离我越来越远了，更多的东西没有装进他的口袋里。现在说是全民、说是所有，但跟个人的联系几乎是没有的。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官员做报告的时候说“我们要怎么样，实现怎么样”，老百姓也在那里装作听见一样。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社会越来越丧失共同的认识。下一步是一个重建共识的过程。您怎么样感觉呢？
党国英：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的改革走向，对人的控制还是给人更多的自由，简单说可能更为人道。在社会压力之下，我们有一个不确定的走向。北邮有位教授叫亢凯力（音），讲到通信免费问题，北京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局域无限网，简单说我们将来用电脑打可视电话是不收费的。商家通过服务来挣钱，我们打电话可能会延伸一些别的服务，这些服务是要收费的。我们经济学上现在讲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将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有些人现在担心食品涨价，你要知道全球260多亿亩地，全世界有60亿人口，吃饭本来不是问题。我们现在有18亿亩地，解决我们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口粮大概多一半。简单说将来吃饭不是问题，通信不是问题，高速公路将来不收费，大量的经济将来是无偿的。公共领域在扩张，私有制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对私有产权的约束太多了。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对私人产权的约束比我们国家还厉害。这不就是向着“共产主义”的趋势吗。
网友：我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有人说，社会财富增加也很多，但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直接产生出公正的效果。同时，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剥夺。现在有一种意见，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如何避免内部改革？内部要改革，如果不改革必然还会受到团体利益的影响？
党国英：我前面说到我们传统社会的某些意义还是比较明显。这30年改革，我认为改革的基本趋势还是好的。特别是进入到90年代以后，加入WTO。朱镕基提到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参加了WTO。WTO原则不是你想要不想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按照WTO来调整我们的政策。 简单说，我们未来改革要做三件事情。一方面，要注意劳资关系；二，要处理民主的问题；要处理政府的上下级关系。首先把劳资关系处理好，把我们的行政区划更细化。再做深一步的民主改革风险就会比较小。大家为什么会抱怨劳资关系？比如今天上午我在银行买电，排很长的队，银行就不愿意多使用一些工作人员。我在别的地方也讲了这样的问题。成都下面一个市委书记给大家下的命令叫“71624”工作制，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最后，24小时开手机。最后大家说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我觉得雇佣者对劳资的剥夺太厉害。有些人总是说我们城市移民转移没有就业机会，我们如果实行8小时工作制马上可以增加就业岗位4000万。农村生产粮食的总劳动时间跟城里人的加班时间是一样的。我们说农民收入低，怎么样能高？我们想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这个方向又不对。
我再讲一个劳资关系的问题，比如说大货车司机，两个人买一个车，每人每天开24小时，两个人来回倒。过度疲劳，这在西方国家是犯法的。我们宏观经济调整中有种种问题，是结构性问题，是要里根主义解决的问题，不是凯恩斯主义解决的问题。
网友：对于中国改革30年逻辑，我看到一种说法。在1980年代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方法论来自下面，下面有一些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基于上面人的一种默契。但是，1990年就变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论路径。就导致了它的放权让利是被与权力接近的那个集团给截留了，导致我们看到这种资源、利益的垄断。这是我们今天的感受。您对30年的这两套逻辑是否认同？如果您认同，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党国英： 关于改革逻辑我简单说两句，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要定义。改革这30年有一个逻辑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就是基层社会一直有压力；80年代改革也很难说是自上而下，基层的社会压力，中央如果不放松没有办法改革。当时的改革甚至有些县委书记和省委在做斗争，老百姓也没用。我的意思是，基层社会是有压力的，国际社会也有压力。但是真正改革的操作者还是高层，以后这个事情还会是这样。
网友：这种“青天思想”，你抱有希望吗？
党国英：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主持人：今天党老师讲得特别精采。您开始的逻辑定得比较高，相对抽象一点。但是我后来听起来比较清楚，是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来切入介绍中国30年的改革变化。党老师谈得特别充分。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中国的改革能够走得更顺利一些。我们再次感谢党老师！也感谢媒体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