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仍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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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9月10日 00:35中国经济时报网友评论0条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堪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事件之一。尽管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但直到今天,这场变革以及它的历史影响仍未尘埃落定,改革尚未完成,改革之路仍然漫长。
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做过几个城市的国企改革调查,如太原、长沙、海城、漯河、合肥、肥城、台州、温州、沧州等。回顾这些报道,我对这场改革的看法同那时一样,认为这是中国整个改革事业无法跨越的一道坎,是非过不可的。一般性的经济理论,改革的理论逻辑,以及我们置身其间的经济现实,都提出了国企改革是必须要进行的。自那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已经证明,这场改革在总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可以说,没有这场改革,就没有中国目前的成就。
企业史研究中的钱德勒学派的一位学者在研究日本战后兴起时写道:“产生日本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能够在创造这一奇迹的几百家公司的发展史中找到。”这位学者还说,如果说日本经济奇迹有什么窍门的话,那就是在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长达40多年内,“丝毫没有减弱的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伴随并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恢弘场景,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以及作为市场化题中应有之义的国企改革。中国最近这30年,或者说最近这18年(1991年-2009年)有什么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独特的,那当数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企业和企业家构筑起了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同时,作为一个旁观者,最近几年来,我对这场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反思。记得在中共十五大前夕,在评论舆论形势时,我曾经写道,“可以,可以,也可以”。秦晖教授在研究中国变革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这句话,将它作为那个时期舆论的一个标本。我还作过海城国企改制的调查,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以卖为主”。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响了一时舆论的报道及蕴涵其中的观点,确有反思的必要。实际上,即使在当时,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国企改革中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如果我的报道能够更为全面一些,将所谓的负面做法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来以形成公众的监督,或许借改革中饱私囊的情况会更少一些,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议会更少一些,国企改革的路子会更顺利一些。虽然以我微不足道的力量,不可能纠正改制中的某些错误,但至少回顾起来,会少些遗憾。
最近,在江西采访国企改革,形成了一点粗浅的印象。对江西正在推进的改革的观感,使我有机会重新梳理对于国企改制的观察和思考。这里,谈几个看法。
第一点,改革的时机选择十分重要。对一项特定的工作而言,并不是任何时间点都合适,时机有时转瞬即逝。国企改革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与十五大前后出现的“思想解放”的舆论形势直接相关。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改革的热情高涨,有利的时机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同时,抓住时机,敢于决断,对于改革推进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当机会窗口打开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去抓这个机会,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如果大家都觉得改制是烫手山芋而拒绝接手,将会坐失机会。
第二点,国企改革不能单独进行,它应当是经济战略全局中的一部分。国企改革不能脱离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只有在民营经济活跃起来之后,国企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缺乏深厚企业家资源的地方,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过度地向着前者倾斜的地方,国企改革就不会很顺利地进行。比如河南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城市,企业改制就成为腐败的温床,连续几任主要领导都出了事,其中一位携巨款外逃了。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在其他约束给定的情况下,都与民营经济发育程度较低有关。因此,国企改革的展开,需要一种舆论氛围,即在全社会倡导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点,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不再是白纸一张,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也形成了若干所谓的模式。对于这些模式,我们不能迷信。因为这些所谓的模式,都不过是根据自己本地的实际、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提出来的。时过境迁,这些模式即使在本地也已经不再被提及,所以需要结合本地实际,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独立地进行探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改革探索都毫无价值。恰恰相反,这些经验非常重要,后发地区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做法,这样可以少走弯路,从而使改革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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