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2009书海拾贝（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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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了的知青，不无矜持地陈述：那是一段人生难得的宝贵历练；名人了的知青，不无深沉地揭示：那是一场耐人回味的人生体验；下岗了的知青，不无懊丧地埋怨：那是一辈子不如意的开始。那上千万人的宝贵青春啊！已经逝者如斯。 ——导言
■知青一代三十年坎坷：从下乡到下岗
核心提要：文化大革命随著改革开放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於城镇、并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
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
在1973～19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
……
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
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著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
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著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
……
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险请愿、绝食、闹事。
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
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於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
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
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
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著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
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著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著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
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於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
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
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
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於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 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
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如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
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糊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
……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於：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
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著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
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182 楼
“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出非分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赵大华
近日，央视播放了去年6月份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合法居民进行强制拆迁的报道与访谈，十分罕见地做了一件好事。上海市政府部门这起公然侵犯人民利益、威胁民众生命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连同近来见诸于报端的其他省市发生的多起类似事件，再次说明了一句老话：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这类政府违法事件还在全国各地发生着。上海被强迁者如果不是已经入了新西兰籍的外国华人，不知道央视是否还要为草民报道不公、揭示真相？按照法律精神，凡是政府行政规定违背法律或宪法的，都是非法的，这些法规要么自动失效，要么进行合法修改。然而，政府部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公然违法，肆意践踏百姓利益和公民权力。在闵行区这起事件中，当当事人一方（业主）拿起《物权法》的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当他们由于野蛮拆迁的实施而面临生命财产危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抛掷燃烧瓶这样的自卫行动，却被扣以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的罪名并给予关押治罪，这是什么王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发生的事情吗？哪部法律禁止公民在自己的生命财产遭遇危险的时候进行自卫还击？
老百姓讲社会黑，不是指黑社会组织泛滥导致的社会黑，而是指政府和国家公务人员制造社会不公并以国家名义、动用国家机器与老百姓争夺利益、对人民进行迫害的种种行径，其中就包括发生在闵行区这样的强拆事件和前不久发生在上海和广州等地对所谓“黑车”进行钓鱼式执法的非法行为。在社会舆论的打压下，上海市委书记不得不做了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表态，钓鱼执法在上海才被判定为错误。而在广州，同样的钓鱼执法行为却被法院判定为合法。一个国家，几个制度？法律和政策可以任由党政官员、公检法机关随意解释、选择操作吗？
前一段时间重庆掀起打黑浪潮，固然是件好事，也博得了不少人的叫好声。然而，好的政府不是打黑政府，好的官员不是打黑官员，而应该是遵守法律，秉公执法，不让黑社会能够滋生并横行于世的政府、官员。国家机器打击黑社会组织，都是平常之事，容易之事。只要政府不黑，官员不贪，官员自己不成为、不参与、不庇护黑社会，哪里还有黑社会滋生、存在并横行霸道的条件呢？
后记：
看了录像，觉得央视这回伸出鸡巴，挺了一下（请允许我运用几个俗语），播放了去年6月发生在上海的这起事件私家录像。从录像上看，上海市闵行区那个政府暴力啊，比黑社会还厉害百倍！他们公务员、警察和拆迁公司开着推土机等物件，人还在屋子里呢，就用推土机开始铲推，一批流氓模样的人向站在楼顶喊话的柔软女房东发动砖块攻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威胁他人生命、摧毁他人财产吗？人家自卫反击扔几个汽油瓶子，就被以暴力抗法的名义抓起来治罪！这难道就是发生在我深情热爱着的祖国土地上的事情？
“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
http://sh.focus.cn/msgview/10620/181001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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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照片
■周恩来的fans
1955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有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会议休息时为各国朋友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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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堕落的，只是各人的方式不同罢了。”——《牛虻》
■非礼勿视
□三季稻
落幕不久的广州性文化节，热闹。日本女优登台，“现场是一片混乱”，在场的男士看得目瞪口呆。模特们下台休息换装时，一群观众冲上舞台，想近距离接触。害得女主持人呐喊：“不要那么冲动，模特都被吓坏不敢上台了。”大概还没完全醒过神来，刚开始的2009广州车展，不少朋友也许以为是性文化节的续场，咸湿的风格依旧。或出言挑逗，对车模搂腰搭肩，或下蹲仰拍，朝车模裙子里面照。“咸猪手”和“咸眼睛”，让众多美女车模防不胜防。
裙里风光，众人窥伺，确实是说不出口的恶嗜。早些年，香港的新机场刚建好，有些场馆的地面光洁如镜，害得女士不敢穿裙子，部分男士的视线也随之长时间停留在地面，像是寻找着什么。毕竟不是雅事，地砖改过，视线也就朝上了。不给男人心理的小猥琐留缝隙钻，挺胸抬头，脑子里也清净了。
“咸猪手”和“咸眼睛”车展发作，过度生猛，有失斯文，如下几点，或可一说。这里是车展，不是可以适度互动的性文化节，到了哪座山唱哪座山的歌，身处何处就遵守大家心里自明的规则。毕竟是以看车为主，而不是以偷窥为乐。弃车身不察，目光停留在脐下三寸，手低眼也低，让车模们饱览了“车窗外文明不精神，车展内精神不文明”的活剧，更坐实了她们议论的“男人都一个样”的天大冤枉。为男性的尊严计，再怎么样也要经受住考验。群体的“咸眼睛”偷窥，有些“看了母猪都是双眼皮”似的动物凶猛，害得循规蹈矩的男人在女性心中都负了连带责任。万一把车模们逼急了，改穿长裤长裙，连玉腿都不得见，殃及池鱼，岂不损失大哉？
虽然买了门票，获得了观看的权利，也可以摸、转、拍、靠，那也仅仅限于车身，而不及于人身，更不用说是下半身。车可以试乘试驾，人当然不行，商品可以摆弄，人却不行，何况是美人。手往不该伸的地方放，眼往不该看的地方觑，违反了不证自明的心灵契约。难不成以后的门票上要写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的三不政策，才能管得住猥琐男的眼、手、嘴？或者，在性骚扰立法中有针对性地增加此类手法的罚则，才能压得住邪性？
美女经济，得宠受捧，甚至喧宾夺主，美女盖过了经济，也就有了“车展怎么样？模特很漂亮”的错位。香车配上性的遐想，是营销的招术，惹得生猛者出尽了洋相，也令女性主义者侧目。每次车展，性骚扰总是个看点，或许也是商家乐观其成的卖点。其实，不要车模，照样卖车，车模能否带动销量增加，并没有科学的依据。这样说来，让车模先洗了睡，让立场不坚者专心看车，也是个法子。
●“广州车展模特投诉 咸湿镜头专拍裙底”
http://laiba.tianya.cn/laiba/CommMsgs?cmm=27320&tid=2703932303001793673&ref=regular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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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DD】
■“哇塞”原本的含意
□李愚
晚上，看一档综艺节目，又听见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主持人在那大呼“哇塞”。真想打个电话告诉她：为了您的口腔清洁，也为了电视机前的下一代的耳根纯净，请您行行好，别再当众“哇塞”了行不！
时下，“哇塞”已经成为很多国人的口头禅，特别是在一些综艺和娱乐节目里，很多主持人动不动就大喊“哇塞”，还常伴以夸张的动作表情，借以活跃节目的气氛。
殊不知，“哇塞”原是流行于台湾的闽南话粗口。“哇”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而“塞”则是一个表示性行为的动词，大致相当于北京话的“操”、上海话的“戳”、山东话的“日”……
本来，这种粗俗的语言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然而，先是在台湾的影视传媒上出现，后来大陆的一些所谓的影视明星又刻意模仿，结果居然在社会上迅速流行开了。
令人可笑的是，这些浅薄的演员、歌星，根本不知道“哇塞”的来历和原始意思，只是主观地认为，“哇塞”就是一个表示惊讶、惊叹的感叹词，跟“哇呀”、“哦哟”、“哎呀”等词意思差不多。他们赶时髦般地在各种场合争先恐后地使用这个粗俗的词语，开口一个“哇塞”闭口一个“哇塞”，还洋洋自得，颇为自己身上的港台范儿而沾沾自喜。
每当听到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女歌星、女主持人一口一个“哇塞”，我真为她们感到脸红。
孔老夫子早就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不懂装懂，盲目跟风和模仿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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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我们的父母、亲人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题语
■那经年累月的爱到底有多重?
当我即将出生的时候，他在秋风萧瑟的清晨，为了能请到那个冷漠势利的接生婆，他甘愿尝遍世态炎凉，忍受人情冷暖。而作为报答，我曾多次在遭遇挫折时抱怨他们为何把我带到人世间。
当我月子里的时候，他也曾整晚抱着我，哄着我，给我洗澡，为我洗尿布；而作为报答，我只知道整晚的哭闹，摧残他们本已虚弱的身躯。
当我未满周岁的时候，他为了能让我得到更好的照顾，为了我体弱多病的妈妈能得到更好的休息，不得不忍痛把我交给了一个好心的老人家，并给了她安度晚年的承诺。为此，他开始负担了过重的生活压力。而作为报答，我却在长大的时候多次责难他们为何把我抛离于身边。
当我3岁的时候，他会为我省下一些好吃的东西，还给我买了漂亮的衣服，大老远地跑去看我，把我从泥土堆边抱出来，帮我擦掉鼻涕，洗净双手。而作为报答，我把好吃的东西都吐掉，穿着新衣服继续到泥坑里玩耍，把自己又变回个野孩子。
当我4岁的时候，他偶尔会骑着单车，把我放在前面的杠杠上，带着我到处走亲戚。而作为报答，我却从不肯做个礼貌可爱的孩子，满足他作为父亲最起码的虚荣心。
当我5岁的时候，我被带回家看望他们，他忙上忙下，只想为我做一餐好吃的饭菜。而作为报答，我把辛苦的妈妈惹怒了，并把一切都捣得一团乱麻，还叛逆地声称再也不回这个家。
当我6岁的时候，他为了我能得到正规的教育，省下一笔钱，把我送进了幼儿园；而作为报答，我在学校里对着那些辱骂我的人吐口水，并且经常性地失踪，让他们的神经总在我那些乖张的行为中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考验。
当我7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带着我在他单位里学写字，还在饭堂里吃饭。而作为报答，我说苦瓜太苦了，什么都没吃；为了我能考上最好的小学，他相当耐心地教着我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算术和汉字。而作为报答，我在新房子里涂了满墙的抽象画和汉字，并经常以我没有得到过很好的童年教育为由，肆意妄为。
当我8岁的时候，为了能把我接到自己家里，让我和家里人团聚，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巧妙地把一房一厅的房子改成了让一家老少大小都能住得很安逸的一个温暖的家。而作为报答，我却把自己当成家里的客人，一直不肯让自己快乐起来，对这个家充满了敌视。
当我9岁的时候，他为我写诗，教我写作文，给我做了一个能装墨水砚台的小木盒；为了我能整洁利索地上学，他自己动手，给我剪了个男仔头；那个夏季，我跟他一起睡地板时，为了让我能睡得舒服些，他把他的手臂给我当了枕头。而作为报答，多年后，我的第一首诗竟是充满了对他的埋怨，总是认为他不够疼爱我！
当我10岁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也培养成象他一样的文娱活跃分子，他也希望我是个漂亮可爱的小可人儿。而作为报答，我不懂唱歌不愿跳舞，更不愿在他面前撒娇卖乖，并坚决地拒绝了他每一次的亲吻，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当我11岁的时候，他为了我能骑车上学，汗流浃背、不辞辛劳地一天一天地跟在我后面，帮我扶着单车，直到我学会为止。而作为报答，我开始纠集一小帮同学，每天都在街上“飙”车，并做着各种危险的杂技表演。
当我12岁的时候，他把我的前途作为头等大事，为了我的学习费尽心机，呕心沥血，希望我能考上全市最好的中学。而作为报答，我虽然在最后还是考上了那个中学，但却多次惹事生非，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接受老师的投诉和责难。
当我13岁的时候，他限制我回家的时间，限制我看课外书，限制我交朋友，限制我出游的所有计划……而作为报答，我拒绝与他的任何对话和沟通，我把我的一切作为秘密在他面前封锁。
当我15岁的时候，虽然他也曾希望我能早点出来赚钱，为家里拮据的经济作出帮补，但当他得知我居然也考上最好的高中时，还是激动得忘乎所以，开始为我筹划考大学的蓝图。从此，他开始四处奔波，寻找任何能增加收入的生计。而作为报答，我却老是嘲笑他的小市民思想，并且幼稚地否认金钱对未来所起的作用。
当我18岁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到广州开始我的大学生涯了，他为了送我去学校，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地。而作为报答，我难掩我的兴奋之情，一到学校马上要求他回去，总觉得他婆婆妈妈地碍事，连当天晚上，他在那里过夜都没有关心。直到第二天，我游荡至火车站时，无意中撞见他正准备搭车回潮州，听到他说广州乱糟糟，很不方便时，突然觉得一阵心酸……
当我在大学期间，每次看他写的信都会边笑边流泪，每次写信给他时都会边写边骂自己文笔拙劣，词不达意，怎么写也写不完对他和妈妈的思念之情。而他总是给我很多零用钱，并且总是很得意地说好在他当时小打小闹地赚了一点钱，让我千万不要省，多吃点好吃的，一定要过得自在舒服，他照顾不到我，心里不知多担心。
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乐不思蜀，每每忘记了给他打电话，反而总是他每天都会给我一个电话，以至于我的同事们个个都认得他的声音。而他总是会很天真很高兴地说：奇怪啊，为什么每次我只是喂了一声，他们就知道我是你爸？！
当我第一次把男朋友带回家时，他就象审犯人一样地把人家的祖宗十八代审了个一清二楚，回头还悄悄对我说：不行啊，他家太穷了，负担太大，你以后嫁给人家会受苦的！而当我决定嫁给人家时，他却对待那小伙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连同人家乡下的每一个亲戚他都恨不得能照顾周到！
当我和我的兄弟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他带着我妈妈，不论热天冷天，无论括风下雨，每天早上坚持游泳，每天晚上坚持跳舞交友。他说，他老了，但身体好了，不用吃什么营养品，更不用吃药看病。他说他决定留给他的孩子们一份最好的遗产：那就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负担的晚年，有着健康的身体，有着良好的心态，有着愉快的多姿多彩生活……
而我们，又该如何报答这经年累月的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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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友谊不能长存，而相互的利益却是持久的。”——萨达特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那一天：街上空无一人
在我的记忆深处，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这一天，美国总统理尼克松一行将抵达北京。很巧，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元帅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百姓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绝对无法相信，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度的人民大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我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领导似乎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上级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尽管当初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单调，但每逢我过生日那天，母亲总是要特别做点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过，1972年的这个生日，注定要被尼克松的来访无情地扰乱了。
记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气寒风凛冽，好像到处都是枯树昏鸦。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昏黑。我饿着肚子走回到家里时才突然明白，因为同样的上下班规定，爸爸妈妈此刻也还没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姐姐一起在楼道的门口等到很晚，直到爸爸妈妈归来。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简单的，一家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生日。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心里很难过，还躺在床上暗自流了眼泪，幼小的心灵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这些怨气本能地发泄到那个来自大洋另一侧的美国总统身上。母亲后来回忆说，她就是在那一天决定要调动到一个离家里近一些的工作单位，因为她实在不忍心再看到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在楼道的门口等待她回家时的样子。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在我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里，美国从来就是我们仇恨的敌人，而美国总统无一例外全是罪魁祸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我姐姐的同龄女孩子们跳橡皮筋时唱的流行歌谣里，一位美国总统的形象被践踏得何等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我特别注意到，在天坛公园里，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人民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人民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这位世纪老人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但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需要竭力掩饰内心的疲惫。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这足以使很多国人日后深感骄傲和自豪）。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其实，就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不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们去了北京郊区顺义县马坡公社的一个叫毛家营的村庄学农劳动。这个偶然与毛泽东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显然被他老人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温暖阳光遗漏了。严重的物质贫困加上无效率的集体劳动，足以使我们这些将来有可能面临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感到不寒而栗。当地的贫下中农私下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直到今天，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能内服，也可以外用。有时候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大导演张艺谋在这方面就显得老谋深算聪明过人。他的几部险些为我们捧回奥斯卡大奖的东方神秘主义电影恰恰就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不时有美国孩子在问：“你们中间真的有人一跺脚就可以上房顶吗？你们中间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细的竹子上飞来飞去吗？”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少年伙伴坐在公路旁边巨大的水泥管子里闲聊。不知道哪个小伙伴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么呢？”在那个既没有东坡肘子也没有水煮鱼的年代，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红烧排骨和番茄鸡蛋了。当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冒犯神灵的问题。我们开始互相保证：绝不把今天大家在这个冰冷的水泥管子里讲的话出去乱讲。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脑后天生长有反骨的人。我们同龄的朋友中就有一个。有一天，当此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时，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大胆和绝妙：“你们看，毛主席梳的头到底是分头呢？还是背头？”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对权威的调侃和挑衅的技巧似乎与生俱来。30年后，他终于被南方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为20世纪中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他在自已的文学作品中屡次对知识及其分子进行过无情的嘲弄甚至谩骂。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我发现周周的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户旁边摆手微笑的人们了吗？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对南京路的观感如何呢？似乎没有人知道。
但睿智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从那半开的窗口发现了什么，他用自己那独特和细腻的文字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两个字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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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米标高——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
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直插迪拜天际的迪拜塔即将于2010年1月竣工。该大楼的建造费用估计已达10亿美元，整个项目竣工预计还需花费30亿美元。
这座被誉为“海湾明珠”的巨大高楼高达818米，地上有162层楼，成为世界最高建筑，高度超过了美国北达科他州的KNLY电视塔（628.8米，2,063英尺），形成一道壮观的景色。
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吉萨大金字塔、巴黎艾菲尔铁塔、纽约帝国大厦、吉隆坡双子塔、台北101大楼、多伦多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布兰查德KVLY电视塔和迪拜塔
●神奇而疯狂的迪拜十大建筑
http://home.m1905.com/space.php?uid=905&do=blog&id=8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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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取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暴力拆迁，民众抗争，以命相博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的拆迁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了这类拆迁行为。如有的开发商强行将拆迁户从房中拉出，然后强行拆迁；有的乘拆迁户不在家，偷偷把房屋给拆了；有的则在一夜之间将拆迁户家里“洗劫一空”，家具、电器、收藏，甚至窗户也被拆个干净；还有的开发商甚至不惜邀请黑社会组织，对拆迁户进行威胁、恐吓，然后予以拆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强制拆迁、暴力拆迁频频上演，业主拿着《物权法》却扛不过《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要遏止非法强拆，切实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单靠一部物权法是不够的，还必须继续完善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让物权法律保障形成完整体系，发挥整体合力。
●11月27日，贵阳暴力拆迁 居民气罐堵路
警方通报称24人被刑拘，事发当日造成近万台车辆滞留，数万群众上班延误
http://gcontent.nddaily.com/8/9f/89f03f7d02720160/Blog/a7e/cd400b.html
●11月13日，成都一女企业家楼顶自焚，阻止暴力拆迁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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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焚拆迁户唐福珍死亡
官方称其家为违法建筑并拒绝拆迁，还投燃烧瓶暴力抗法，自焚时执法人员想救人但被阻止。
http://gcontent.nddaily.com/a/93/a9365bd906e11324/Blog/58a/054d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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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的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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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服务子民的，当您要挟政府时，政府将采取先情后理再法的处理方法。请您想想政府是怕您要挟、恐吓的吗？……”——广东五华县副县长
■唐福珍死于愤怒，愤怒源于无力感
唐福珍就这样死了。她想要保护的“违法建筑”也被拆掉了，她的亲人也被拘留了。她的行为被官方认定为“暴力抗法”。家毁人亡已经够惨烈，现在亲人还要背上罪名——— 暂不辩理，只讲人情，这个故事的结局确实令人很难接受。依照正常人的正常心理，当然觉得政府做得过于决绝。如果认真辩理，我们首先要清楚事实真相，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酿成了这幕惨剧。
依照昨天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的说法，基本上唐福珍及其家人全部是咎由自取，虽然说不上罪有应得，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这个故事版本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段落是，这位局长说，唐福珍点火自焚之后，“楼下的消防队员立即用泡沫水枪喷洒灭火，执法人员及工作人员迅速搭梯攀登救人，唐福珍身上的火随即被扑灭”。如果只看这一段，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执法人员非常“以人为本”，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但是仔细一想，唐福珍向自己身上倾倒汽油的时候，执法人员在做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点燃汽油之后再去救人？按照家属和邻居的说法，唐福珍当时向拆迁人员喊话，要求停止行动，坐下来谈，但即便是唐福珍已经开始向自己身上倒汽油，执法人员的拆迁行动仍然没有停止。这个过程，执法人员有没有责任？唐福珍以死相挟，执法人员为什么置若罔闻？唐福珍向自己身上倒了两次汽油才点燃，从开始倒汽油到点燃打火机，这个时间长度还不足以让执法人员意识到事态严重？或许我们可以说，执法人员终归不太相信唐福珍真的会自焚——— 但人命关天，谁承担得起万一？
唐福珍以死相挟，确实有撒泼耍赖之嫌。但仔细去想，她为什么要撒泼耍赖？因为她没有武器，没有办法，在执法人员面前处于绝对弱势。现场拆迁人员与唐福珍家人发生暴力冲突，到底是彼此扭打，还是家人挨打，我们暂时还缺少足够可靠的细节还原。政府方面总是强调，执法人员被打伤烧伤，以此证明唐福珍一家确实“暴力抗法”。可是这事情的另一面必定是“暴力执法”，唐福珍一家人必定受伤更重——— 若是这家人在暴力上赢得过执法人员，唐福珍也不必以自焚要挟了。以死相挟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只有在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样的极端手段。
现在面对暴力拆迁和暴力抗拆迁的事件，政府方面经常讲有些钉子户趁机敲诈，狮子大开口，以此来证明强制拆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弥补暴力行为在事实上给政府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想象，钉子户希望以强硬姿态获得更高补偿，这种情况肯定会有。但是，这不等于说，被拆迁方和拆迁方已经具有了平等对抗的能力。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被拆迁方获取合法性的能力、议价能力、暴力抵抗的能力，都完全无法与拆迁方相比。在这种劣势之下，执法一方有充足的余地和完全的把握，根本没必要急于拆迁，更没必要急于压制反抗一方的暴力。现场出现极端情绪或极端行为的倾向时，执法人员完全可以停下来，待到对方情绪稳定时再拆。
从另一个方面讲，被拆迁方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暴力抗争，甚至以自焚这样的方式抗争，那么其背后必定有“趁机敲诈”之外的动因，必然有需要坐下来与政府认真谈一谈的委屈。唐福珍一家深感不平的原因至少有两个：自认为补偿过低——— 政府应允的补偿无法恢复目前的居住质量；按唐家的说法，房子建设过程合法合理手续齐全，房产证始终没办下来是政府推诿拖延的结果，因此被当成“违法建筑”来对待，实在不甘心。虽然这两个动因都可以看成是唐家人的主观看法，但我们不难再次看到普通人在政府面前的绝对劣势：即便手续齐全，“办手续”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时，在补偿标准方面根本没有辩论余地。正是在这些和平状态中的无力感，将弱者逼进了极端状态——— 暴力抗法，点火自焚，被自己的愤怒毁掉。唐福珍已经死了，不知道她能不能安息。政府方面在努力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不必负责。或许从程序、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具体的执法人员的过失真的非常有限。那么，到底是谁害死了唐福珍呢？真的是她自己么？
■知青一代三十年坎坷：从下乡到下岗
核心提要：文化大革命随著改革开放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於城镇、并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
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
在1973～19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
……
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
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著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
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著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
……
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险请愿、绝食、闹事。
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
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於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
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
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
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著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
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著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著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
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於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
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
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
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於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 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
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如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
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糊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
……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於：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
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著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
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182 楼
“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出非分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赵大华
近日，央视播放了去年6月份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合法居民进行强制拆迁的报道与访谈，十分罕见地做了一件好事。上海市政府部门这起公然侵犯人民利益、威胁民众生命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连同近来见诸于报端的其他省市发生的多起类似事件，再次说明了一句老话：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这类政府违法事件还在全国各地发生着。上海被强迁者如果不是已经入了新西兰籍的外国华人，不知道央视是否还要为草民报道不公、揭示真相？按照法律精神，凡是政府行政规定违背法律或宪法的，都是非法的，这些法规要么自动失效，要么进行合法修改。然而，政府部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公然违法，肆意践踏百姓利益和公民权力。在闵行区这起事件中，当当事人一方（业主）拿起《物权法》的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当他们由于野蛮拆迁的实施而面临生命财产危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抛掷燃烧瓶这样的自卫行动，却被扣以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的罪名并给予关押治罪，这是什么王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发生的事情吗？哪部法律禁止公民在自己的生命财产遭遇危险的时候进行自卫还击？
老百姓讲社会黑，不是指黑社会组织泛滥导致的社会黑，而是指政府和国家公务人员制造社会不公并以国家名义、动用国家机器与老百姓争夺利益、对人民进行迫害的种种行径，其中就包括发生在闵行区这样的强拆事件和前不久发生在上海和广州等地对所谓“黑车”进行钓鱼式执法的非法行为。在社会舆论的打压下，上海市委书记不得不做了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表态，钓鱼执法在上海才被判定为错误。而在广州，同样的钓鱼执法行为却被法院判定为合法。一个国家，几个制度？法律和政策可以任由党政官员、公检法机关随意解释、选择操作吗？
前一段时间重庆掀起打黑浪潮，固然是件好事，也博得了不少人的叫好声。然而，好的政府不是打黑政府，好的官员不是打黑官员，而应该是遵守法律，秉公执法，不让黑社会能够滋生并横行于世的政府、官员。国家机器打击黑社会组织，都是平常之事，容易之事。只要政府不黑，官员不贪，官员自己不成为、不参与、不庇护黑社会，哪里还有黑社会滋生、存在并横行霸道的条件呢？
后记：
看了录像，觉得央视这回伸出鸡巴，挺了一下（请允许我运用几个俗语），播放了去年6月发生在上海的这起事件私家录像。从录像上看，上海市闵行区那个政府暴力啊，比黑社会还厉害百倍！他们公务员、警察和拆迁公司开着推土机等物件，人还在屋子里呢，就用推土机开始铲推，一批流氓模样的人向站在楼顶喊话的柔软女房东发动砖块攻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威胁他人生命、摧毁他人财产吗？人家自卫反击扔几个汽油瓶子，就被以暴力抗法的名义抓起来治罪！这难道就是发生在我深情热爱着的祖国土地上的事情？
“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
http://sh.focus.cn/msgview/10620/181001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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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照片
■周恩来的fans
1955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有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会议休息时为各国朋友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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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堕落的，只是各人的方式不同罢了。”——《牛虻》
■非礼勿视
□三季稻
落幕不久的广州性文化节，热闹。日本女优登台，“现场是一片混乱”，在场的男士看得目瞪口呆。模特们下台休息换装时，一群观众冲上舞台，想近距离接触。害得女主持人呐喊：“不要那么冲动，模特都被吓坏不敢上台了。”大概还没完全醒过神来，刚开始的2009广州车展，不少朋友也许以为是性文化节的续场，咸湿的风格依旧。或出言挑逗，对车模搂腰搭肩，或下蹲仰拍，朝车模裙子里面照。“咸猪手”和“咸眼睛”，让众多美女车模防不胜防。
裙里风光，众人窥伺，确实是说不出口的恶嗜。早些年，香港的新机场刚建好，有些场馆的地面光洁如镜，害得女士不敢穿裙子，部分男士的视线也随之长时间停留在地面，像是寻找着什么。毕竟不是雅事，地砖改过，视线也就朝上了。不给男人心理的小猥琐留缝隙钻，挺胸抬头，脑子里也清净了。
“咸猪手”和“咸眼睛”车展发作，过度生猛，有失斯文，如下几点，或可一说。这里是车展，不是可以适度互动的性文化节，到了哪座山唱哪座山的歌，身处何处就遵守大家心里自明的规则。毕竟是以看车为主，而不是以偷窥为乐。弃车身不察，目光停留在脐下三寸，手低眼也低，让车模们饱览了“车窗外文明不精神，车展内精神不文明”的活剧，更坐实了她们议论的“男人都一个样”的天大冤枉。为男性的尊严计，再怎么样也要经受住考验。群体的“咸眼睛”偷窥，有些“看了母猪都是双眼皮”似的动物凶猛，害得循规蹈矩的男人在女性心中都负了连带责任。万一把车模们逼急了，改穿长裤长裙，连玉腿都不得见，殃及池鱼，岂不损失大哉？
虽然买了门票，获得了观看的权利，也可以摸、转、拍、靠，那也仅仅限于车身，而不及于人身，更不用说是下半身。车可以试乘试驾，人当然不行，商品可以摆弄，人却不行，何况是美人。手往不该伸的地方放，眼往不该看的地方觑，违反了不证自明的心灵契约。难不成以后的门票上要写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的三不政策，才能管得住猥琐男的眼、手、嘴？或者，在性骚扰立法中有针对性地增加此类手法的罚则，才能压得住邪性？
美女经济，得宠受捧，甚至喧宾夺主，美女盖过了经济，也就有了“车展怎么样？模特很漂亮”的错位。香车配上性的遐想，是营销的招术，惹得生猛者出尽了洋相，也令女性主义者侧目。每次车展，性骚扰总是个看点，或许也是商家乐观其成的卖点。其实，不要车模，照样卖车，车模能否带动销量增加，并没有科学的依据。这样说来，让车模先洗了睡，让立场不坚者专心看车，也是个法子。
●“广州车展模特投诉 咸湿镜头专拍裙底”
http://laiba.tianya.cn/laiba/CommMsgs?cmm=27320&tid=2703932303001793673&ref=regular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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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DD】
■“哇塞”原本的含意
□李愚
晚上，看一档综艺节目，又听见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主持人在那大呼“哇塞”。真想打个电话告诉她：为了您的口腔清洁，也为了电视机前的下一代的耳根纯净，请您行行好，别再当众“哇塞”了行不！
时下，“哇塞”已经成为很多国人的口头禅，特别是在一些综艺和娱乐节目里，很多主持人动不动就大喊“哇塞”，还常伴以夸张的动作表情，借以活跃节目的气氛。
殊不知，“哇塞”原是流行于台湾的闽南话粗口。“哇”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而“塞”则是一个表示性行为的动词，大致相当于北京话的“操”、上海话的“戳”、山东话的“日”……
本来，这种粗俗的语言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然而，先是在台湾的影视传媒上出现，后来大陆的一些所谓的影视明星又刻意模仿，结果居然在社会上迅速流行开了。
令人可笑的是，这些浅薄的演员、歌星，根本不知道“哇塞”的来历和原始意思，只是主观地认为，“哇塞”就是一个表示惊讶、惊叹的感叹词，跟“哇呀”、“哦哟”、“哎呀”等词意思差不多。他们赶时髦般地在各种场合争先恐后地使用这个粗俗的词语，开口一个“哇塞”闭口一个“哇塞”，还洋洋自得，颇为自己身上的港台范儿而沾沾自喜。
每当听到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女歌星、女主持人一口一个“哇塞”，我真为她们感到脸红。
孔老夫子早就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不懂装懂，盲目跟风和模仿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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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我们的父母、亲人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题语
■那经年累月的爱到底有多重?
当我即将出生的时候，他在秋风萧瑟的清晨，为了能请到那个冷漠势利的接生婆，他甘愿尝遍世态炎凉，忍受人情冷暖。而作为报答，我曾多次在遭遇挫折时抱怨他们为何把我带到人世间。
当我月子里的时候，他也曾整晚抱着我，哄着我，给我洗澡，为我洗尿布；而作为报答，我只知道整晚的哭闹，摧残他们本已虚弱的身躯。
当我未满周岁的时候，他为了能让我得到更好的照顾，为了我体弱多病的妈妈能得到更好的休息，不得不忍痛把我交给了一个好心的老人家，并给了她安度晚年的承诺。为此，他开始负担了过重的生活压力。而作为报答，我却在长大的时候多次责难他们为何把我抛离于身边。
当我3岁的时候，他会为我省下一些好吃的东西，还给我买了漂亮的衣服，大老远地跑去看我，把我从泥土堆边抱出来，帮我擦掉鼻涕，洗净双手。而作为报答，我把好吃的东西都吐掉，穿着新衣服继续到泥坑里玩耍，把自己又变回个野孩子。
当我4岁的时候，他偶尔会骑着单车，把我放在前面的杠杠上，带着我到处走亲戚。而作为报答，我却从不肯做个礼貌可爱的孩子，满足他作为父亲最起码的虚荣心。
当我5岁的时候，我被带回家看望他们，他忙上忙下，只想为我做一餐好吃的饭菜。而作为报答，我把辛苦的妈妈惹怒了，并把一切都捣得一团乱麻，还叛逆地声称再也不回这个家。
当我6岁的时候，他为了我能得到正规的教育，省下一笔钱，把我送进了幼儿园；而作为报答，我在学校里对着那些辱骂我的人吐口水，并且经常性地失踪，让他们的神经总在我那些乖张的行为中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考验。
当我7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带着我在他单位里学写字，还在饭堂里吃饭。而作为报答，我说苦瓜太苦了，什么都没吃；为了我能考上最好的小学，他相当耐心地教着我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算术和汉字。而作为报答，我在新房子里涂了满墙的抽象画和汉字，并经常以我没有得到过很好的童年教育为由，肆意妄为。
当我8岁的时候，为了能把我接到自己家里，让我和家里人团聚，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巧妙地把一房一厅的房子改成了让一家老少大小都能住得很安逸的一个温暖的家。而作为报答，我却把自己当成家里的客人，一直不肯让自己快乐起来，对这个家充满了敌视。
当我9岁的时候，他为我写诗，教我写作文，给我做了一个能装墨水砚台的小木盒；为了我能整洁利索地上学，他自己动手，给我剪了个男仔头；那个夏季，我跟他一起睡地板时，为了让我能睡得舒服些，他把他的手臂给我当了枕头。而作为报答，多年后，我的第一首诗竟是充满了对他的埋怨，总是认为他不够疼爱我！
当我10岁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也培养成象他一样的文娱活跃分子，他也希望我是个漂亮可爱的小可人儿。而作为报答，我不懂唱歌不愿跳舞，更不愿在他面前撒娇卖乖，并坚决地拒绝了他每一次的亲吻，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当我11岁的时候，他为了我能骑车上学，汗流浃背、不辞辛劳地一天一天地跟在我后面，帮我扶着单车，直到我学会为止。而作为报答，我开始纠集一小帮同学，每天都在街上“飙”车，并做着各种危险的杂技表演。
当我12岁的时候，他把我的前途作为头等大事，为了我的学习费尽心机，呕心沥血，希望我能考上全市最好的中学。而作为报答，我虽然在最后还是考上了那个中学，但却多次惹事生非，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接受老师的投诉和责难。
当我13岁的时候，他限制我回家的时间，限制我看课外书，限制我交朋友，限制我出游的所有计划……而作为报答，我拒绝与他的任何对话和沟通，我把我的一切作为秘密在他面前封锁。
当我15岁的时候，虽然他也曾希望我能早点出来赚钱，为家里拮据的经济作出帮补，但当他得知我居然也考上最好的高中时，还是激动得忘乎所以，开始为我筹划考大学的蓝图。从此，他开始四处奔波，寻找任何能增加收入的生计。而作为报答，我却老是嘲笑他的小市民思想，并且幼稚地否认金钱对未来所起的作用。
当我18岁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到广州开始我的大学生涯了，他为了送我去学校，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地。而作为报答，我难掩我的兴奋之情，一到学校马上要求他回去，总觉得他婆婆妈妈地碍事，连当天晚上，他在那里过夜都没有关心。直到第二天，我游荡至火车站时，无意中撞见他正准备搭车回潮州，听到他说广州乱糟糟，很不方便时，突然觉得一阵心酸……
当我在大学期间，每次看他写的信都会边笑边流泪，每次写信给他时都会边写边骂自己文笔拙劣，词不达意，怎么写也写不完对他和妈妈的思念之情。而他总是给我很多零用钱，并且总是很得意地说好在他当时小打小闹地赚了一点钱，让我千万不要省，多吃点好吃的，一定要过得自在舒服，他照顾不到我，心里不知多担心。
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乐不思蜀，每每忘记了给他打电话，反而总是他每天都会给我一个电话，以至于我的同事们个个都认得他的声音。而他总是会很天真很高兴地说：奇怪啊，为什么每次我只是喂了一声，他们就知道我是你爸？！
当我第一次把男朋友带回家时，他就象审犯人一样地把人家的祖宗十八代审了个一清二楚，回头还悄悄对我说：不行啊，他家太穷了，负担太大，你以后嫁给人家会受苦的！而当我决定嫁给人家时，他却对待那小伙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连同人家乡下的每一个亲戚他都恨不得能照顾周到！
当我和我的兄弟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他带着我妈妈，不论热天冷天，无论括风下雨，每天早上坚持游泳，每天晚上坚持跳舞交友。他说，他老了，但身体好了，不用吃什么营养品，更不用吃药看病。他说他决定留给他的孩子们一份最好的遗产：那就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负担的晚年，有着健康的身体，有着良好的心态，有着愉快的多姿多彩生活……
而我们，又该如何报答这经年累月的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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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友谊不能长存，而相互的利益却是持久的。”——萨达特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那一天：街上空无一人
在我的记忆深处，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这一天，美国总统理尼克松一行将抵达北京。很巧，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元帅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百姓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绝对无法相信，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度的人民大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我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领导似乎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上级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尽管当初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单调，但每逢我过生日那天，母亲总是要特别做点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过，1972年的这个生日，注定要被尼克松的来访无情地扰乱了。
记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气寒风凛冽，好像到处都是枯树昏鸦。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昏黑。我饿着肚子走回到家里时才突然明白，因为同样的上下班规定，爸爸妈妈此刻也还没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姐姐一起在楼道的门口等到很晚，直到爸爸妈妈归来。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简单的，一家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生日。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心里很难过，还躺在床上暗自流了眼泪，幼小的心灵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这些怨气本能地发泄到那个来自大洋另一侧的美国总统身上。母亲后来回忆说，她就是在那一天决定要调动到一个离家里近一些的工作单位，因为她实在不忍心再看到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在楼道的门口等待她回家时的样子。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在我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里，美国从来就是我们仇恨的敌人，而美国总统无一例外全是罪魁祸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我姐姐的同龄女孩子们跳橡皮筋时唱的流行歌谣里，一位美国总统的形象被践踏得何等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我特别注意到，在天坛公园里，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人民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人民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这位世纪老人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但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需要竭力掩饰内心的疲惫。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这足以使很多国人日后深感骄傲和自豪）。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其实，就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不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们去了北京郊区顺义县马坡公社的一个叫毛家营的村庄学农劳动。这个偶然与毛泽东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显然被他老人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温暖阳光遗漏了。严重的物质贫困加上无效率的集体劳动，足以使我们这些将来有可能面临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感到不寒而栗。当地的贫下中农私下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直到今天，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能内服，也可以外用。有时候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大导演张艺谋在这方面就显得老谋深算聪明过人。他的几部险些为我们捧回奥斯卡大奖的东方神秘主义电影恰恰就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不时有美国孩子在问：“你们中间真的有人一跺脚就可以上房顶吗？你们中间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细的竹子上飞来飞去吗？”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少年伙伴坐在公路旁边巨大的水泥管子里闲聊。不知道哪个小伙伴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么呢？”在那个既没有东坡肘子也没有水煮鱼的年代，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红烧排骨和番茄鸡蛋了。当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冒犯神灵的问题。我们开始互相保证：绝不把今天大家在这个冰冷的水泥管子里讲的话出去乱讲。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脑后天生长有反骨的人。我们同龄的朋友中就有一个。有一天，当此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时，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大胆和绝妙：“你们看，毛主席梳的头到底是分头呢？还是背头？”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对权威的调侃和挑衅的技巧似乎与生俱来。30年后，他终于被南方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为20世纪中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他在自已的文学作品中屡次对知识及其分子进行过无情的嘲弄甚至谩骂。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我发现周周的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户旁边摆手微笑的人们了吗？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对南京路的观感如何呢？似乎没有人知道。
但睿智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从那半开的窗口发现了什么，他用自己那独特和细腻的文字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两个字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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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米标高——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
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直插迪拜天际的迪拜塔即将于2010年1月竣工。该大楼的建造费用估计已达10亿美元，整个项目竣工预计还需花费30亿美元。
这座被誉为“海湾明珠”的巨大高楼高达818米，地上有162层楼，成为世界最高建筑，高度超过了美国北达科他州的KNLY电视塔（628.8米，2,063英尺），形成一道壮观的景色。
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吉萨大金字塔、巴黎艾菲尔铁塔、纽约帝国大厦、吉隆坡双子塔、台北101大楼、多伦多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布兰查德KVLY电视塔和迪拜塔
●神奇而疯狂的迪拜十大建筑
http://home.m1905.com/space.php?uid=905&do=blog&id=8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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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取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暴力拆迁，民众抗争，以命相博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的拆迁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了这类拆迁行为。如有的开发商强行将拆迁户从房中拉出，然后强行拆迁；有的乘拆迁户不在家，偷偷把房屋给拆了；有的则在一夜之间将拆迁户家里“洗劫一空”，家具、电器、收藏，甚至窗户也被拆个干净；还有的开发商甚至不惜邀请黑社会组织，对拆迁户进行威胁、恐吓，然后予以拆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强制拆迁、暴力拆迁频频上演，业主拿着《物权法》却扛不过《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要遏止非法强拆，切实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单靠一部物权法是不够的，还必须继续完善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让物权法律保障形成完整体系，发挥整体合力。
●11月27日，贵阳暴力拆迁 居民气罐堵路
警方通报称24人被刑拘，事发当日造成近万台车辆滞留，数万群众上班延误
http://gcontent.nddaily.com/8/9f/89f03f7d02720160/Blog/a7e/cd400b.html
●11月13日，成都一女企业家楼顶自焚，阻止暴力拆迁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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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焚拆迁户唐福珍死亡
官方称其家为违法建筑并拒绝拆迁，还投燃烧瓶暴力抗法，自焚时执法人员想救人但被阻止。
http://gcontent.nddaily.com/a/93/a9365bd906e11324/Blog/58a/054d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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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的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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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服务子民的，当您要挟政府时，政府将采取先情后理再法的处理方法。请您想想政府是怕您要挟、恐吓的吗？……”——广东五华县副县长
■唐福珍死于愤怒，愤怒源于无力感
唐福珍就这样死了。她想要保护的“违法建筑”也被拆掉了，她的亲人也被拘留了。她的行为被官方认定为“暴力抗法”。家毁人亡已经够惨烈，现在亲人还要背上罪名——— 暂不辩理，只讲人情，这个故事的结局确实令人很难接受。依照正常人的正常心理，当然觉得政府做得过于决绝。如果认真辩理，我们首先要清楚事实真相，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酿成了这幕惨剧。
依照昨天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的说法，基本上唐福珍及其家人全部是咎由自取，虽然说不上罪有应得，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这个故事版本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段落是，这位局长说，唐福珍点火自焚之后，“楼下的消防队员立即用泡沫水枪喷洒灭火，执法人员及工作人员迅速搭梯攀登救人，唐福珍身上的火随即被扑灭”。如果只看这一段，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执法人员非常“以人为本”，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但是仔细一想，唐福珍向自己身上倾倒汽油的时候，执法人员在做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点燃汽油之后再去救人？按照家属和邻居的说法，唐福珍当时向拆迁人员喊话，要求停止行动，坐下来谈，但即便是唐福珍已经开始向自己身上倒汽油，执法人员的拆迁行动仍然没有停止。这个过程，执法人员有没有责任？唐福珍以死相挟，执法人员为什么置若罔闻？唐福珍向自己身上倒了两次汽油才点燃，从开始倒汽油到点燃打火机，这个时间长度还不足以让执法人员意识到事态严重？或许我们可以说，执法人员终归不太相信唐福珍真的会自焚——— 但人命关天，谁承担得起万一？
唐福珍以死相挟，确实有撒泼耍赖之嫌。但仔细去想，她为什么要撒泼耍赖？因为她没有武器，没有办法，在执法人员面前处于绝对弱势。现场拆迁人员与唐福珍家人发生暴力冲突，到底是彼此扭打，还是家人挨打，我们暂时还缺少足够可靠的细节还原。政府方面总是强调，执法人员被打伤烧伤，以此证明唐福珍一家确实“暴力抗法”。可是这事情的另一面必定是“暴力执法”，唐福珍一家人必定受伤更重——— 若是这家人在暴力上赢得过执法人员，唐福珍也不必以自焚要挟了。以死相挟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只有在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样的极端手段。
现在面对暴力拆迁和暴力抗拆迁的事件，政府方面经常讲有些钉子户趁机敲诈，狮子大开口，以此来证明强制拆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弥补暴力行为在事实上给政府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想象，钉子户希望以强硬姿态获得更高补偿，这种情况肯定会有。但是，这不等于说，被拆迁方和拆迁方已经具有了平等对抗的能力。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被拆迁方获取合法性的能力、议价能力、暴力抵抗的能力，都完全无法与拆迁方相比。在这种劣势之下，执法一方有充足的余地和完全的把握，根本没必要急于拆迁，更没必要急于压制反抗一方的暴力。现场出现极端情绪或极端行为的倾向时，执法人员完全可以停下来，待到对方情绪稳定时再拆。
从另一个方面讲，被拆迁方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暴力抗争，甚至以自焚这样的方式抗争，那么其背后必定有“趁机敲诈”之外的动因，必然有需要坐下来与政府认真谈一谈的委屈。唐福珍一家深感不平的原因至少有两个：自认为补偿过低——— 政府应允的补偿无法恢复目前的居住质量；按唐家的说法，房子建设过程合法合理手续齐全，房产证始终没办下来是政府推诿拖延的结果，因此被当成“违法建筑”来对待，实在不甘心。虽然这两个动因都可以看成是唐家人的主观看法，但我们不难再次看到普通人在政府面前的绝对劣势：即便手续齐全，“办手续”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时，在补偿标准方面根本没有辩论余地。正是在这些和平状态中的无力感，将弱者逼进了极端状态——— 暴力抗法，点火自焚，被自己的愤怒毁掉。唐福珍已经死了，不知道她能不能安息。政府方面在努力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不必负责。或许从程序、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具体的执法人员的过失真的非常有限。那么，到底是谁害死了唐福珍呢？真的是她自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