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书海拾贝（下）7b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索尔仁尼琴
■迎接实话谢幕的时代
□虞云国

央视一套即将停播《实话实说》，主持人也不再顾及淑女风度，在接受采访时发泄牢骚道：“大家现在痛快了，《实话实说》终于死了，不如崔永元的和晶终于离开了，但痛快以后呢？”
和晶是从上视名牌娱乐节目《智力大冲浪》走向央视《实话实说》的，冲着这一选择，就让人觉得她在主持《大冲浪》后不仅没有提高智力，而且大失当年与林栋甫一起“捣浆糊”的水准。谁叫你那么实诚，连比你强的小崔都不说《实话》了，你还冲上去接啥子班？难道没听说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谚语吗？这不，小崔被推成了忧郁症；现在你又身不由己地被央视改革的后浪抛出去，摔死在收视率的沙滩上。你当初去接这个活计，就是你所说的两个字，不过后面不是用问号，而是应该加惊叹号：“傻啊！”这傻还傻在三根筋上。
第一根筋，傻在小媳妇在一言堂里企图向婆婆乞讨说实话的权力。她不知道，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话语权，即便你的生存权，也都是婆婆给的(她可以让儿子休了你)，你只能歌颂婆婆治家如治国，如何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当然，顺溜话听多了，婆婆也会腻的，就给你一点实话实说的权利，让你说些无关痛痒的实话，诸如政通人和时要注重环保啦，国泰民安后要强调节约啦。倘若你能把握好实话实说的度，婆婆自然不妨宽宏大量，不拿走你的说话权。不过，在这种前提下，小媳妇说实话实在累人。哪些话能实说，哪些实话不能说，都要摸准婆婆的脾性，看清婆婆的脸色。这种拿捏掂量的委屈与苦衷，和晶终于有了感受，那就是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实话实说》的选题是可以由一个人来画圈打钩的吗？”言外之意很清楚：上面还有婆婆盯着呢！
第二根筋，傻在把中国媒体误以为是移植国外传媒名牌的温床。美国奥普拉•温弗莉的谈话脱口秀节目，收视率高居同类节目之首达20余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中国的《实话实说》即便不是克隆，也大有见贤思齐之心在。奥普拉•温弗莉品牌的成功，当然有其个人号召力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还有更深层的传媒体制原因。就传媒体制而言，关键不在于是否实行“主持人中心制”。即便《实话实说》实行了“主持人中心制”，主持人就能百分百地实话实说？症结在于，奥普拉•温弗莉在美国可以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与掌控；而中国主持人必须看人脸色说话，以致“每次改版的时候，都是在尽力满足改版的要求”。有些观众以为，和晶不如崔永元，《实话实说》才走到了尽头。和晶也一腔怨气道：“不如崔永元的和晶终于离开了”。实际上，观众的偏见与和晶的怨怼，对讨论这事完全没有意义。这档节目，即便由小崔一路主持下去，最终也必定下课了结。这里要拿奥普拉•温弗莉对比说事。如果和晶到美国，主持对方那档节目，凭着理想主义与敬业精神，也许一走好运，就会成为奥普拉•温弗莉第二。反之，如果奥普拉•温弗莉到中国来主持《实话实说》，倘若大环境不变，她也一定会像和晶那样关门大吉的。和晶还不至于傻到不知道淮橘为枳的故事吧！
第三根筋，傻在把如今的现实还当成实现实话实说理想的沃土。这都什么年代啦，你与队友“依然乘地铁上班，买房还要靠家属帮忙”，你咋不学学你那些央视的哥姐呢？你接《实话实说》的当口，咏哥正在《幸运52》上幸运着，丫姐正在《开心辞典》里开心着，就是朱军哥那个《艺术人生》也远比你艺术！这是一个大众娱乐死，不说实诚话的时代。连赵忠祥大叔都到上海《舞林大会》当上了捧哏。当一位前辈同仁劝他学习美国王牌新闻主持人迈克•华莱士时，赵大叔清醒得很，知道大陆任何电视台都不可能请他主持时政新闻时像华莱士一样独立点评的，便只表示要主持到华莱士那样的年龄。咱们这儿，没有迈克•华莱士与奥普拉•温弗莉说实话、硬话、刺话的环境与氛围，那不仅仅是传媒体制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迈克•华莱士与奥普拉•温弗莉之所以成功，那是由美国全民认同的一种文化价值与社会观念为其后盾的缘故。和晶的话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网络可以隐身说实话，电视可以让一个隐身人来说真话吗？”这句话说出了当今中国的怪诞现象，现身传媒的人说的未必都是真话，而实话实说只有隐身网络才有可能。这种信任危机，也就是《实话实说》遭遇的两难困境，又要说真话实话，又不能隐身网络，于是只能设计一个“剧场版”，说些不倒脾胃、无伤大雅的实话。也许，这与当初的理想主义相去实在太远，和晶才说：“我要好好想想我对这个职业的思考。”
和晶的思考显然还在混沌状态，她借着采访的机会，先是对观众说：“如果你们需要更锋利的剑，那就去找。”似乎在反省《实话实说》远不足以代表民意，成为一把锋利的剑。继而又说：“你们想想，这样用40分钟给普通老百姓自由发表观点的节目，现在还有吗？”似乎又在规劝观众珍惜央视提供给普通老百姓仅有的“自由发表观点”的园地。而后她又说：“好像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实话实说》幸灾乐祸。”一般观众对这档节目及其主持人前世今生都没有深仇大恨，有何必要“一直以来”幸灾乐祸？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因为观众容不得那种不尴不尬的实话实说。与其这样假戏真做说实话，还不如娱乐至死说戏话，或者干脆去找“更锋利的剑”，隐身网络实话实说。
和晶博客关于《实话实说》的文章，有一篇题为《终于谢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5325fe0100ewx8.html，光看题目，释然中不无伤感。对于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实话实说》，和晶也不必伤感，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捧着空花盆试图说实话的孩子，你完全没有错。放下即着地，你何妨就与你那些曾经希望听到实话实说的观众们一起张开双臂，去迎接一个实话谢幕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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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图片 （完）

17、庄重与浪漫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时代特征。德马克林却将二者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将人物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位年轻的女郎，秀美而健康，她深知这一点，于是极为庄重的姿态中双眼沉稳、率直地直视摄影师，直视我们。不容回避，要你说出是爱是恨。而在庄重的形象中，秀发凌乱，上身裸露又十分浪漫。这是一个十分有人性与个性的形象，一位模特曾说：“很多摄影师都把我们当做静态生活中的苹果或者别的什么来拍摄，从不把我们当成自己。德马克林却不同。他总是抓住我们的个性。”他努力使拍摄对象的个性更加耀眼，更加灿烂，他以博大的胸怀，澎湃的激情准确地表现丰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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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摘自《小岗村的故事》）

廖承志、胡耀邦、万里在一起。这几个人都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人物。
1977年6月21日，这天，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抵达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向邓小平老辞行。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很快，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老资格的农业书记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
历时20多天的调查，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
途中，万里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8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俱。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
妇女说：“干活去了。”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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