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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造就国家软实力（文论天地）
李祖德 《 人民日报 》（ 2009年12月1日 20 版）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回顾和重梳当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既是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表征，也是其精神镜像。因此，“新世纪文学”就是在历史、现实和知识这三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其现状和发展可能性对于国家文化战略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新世纪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首先表现在文学生产的条件和环境的变革。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脱离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文化部门为引导的组织化生产方式，而逐渐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具体来说，就是以“个人化”写作、文学刊物以及出版机构的商业运作进行的文学创作和生产，这一特点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必然导致新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形态。在21世纪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下，当代文学的想象与书写体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之间已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在当代文学新的想象与书写领域中，既有对时代主旋律文化的弘扬，如近年出现的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反腐小说”以及表现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文艺作品，像《解放》、《建国大业》等文学和影视作品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作品的发展和深化，甚至类似《暗算》、《潜伏》等作品也都曲折地体现了国家及其历史的新的想象和建构方式。
同时，“新世纪文学”中还有全球化浪潮的投射，也有关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想象和文化趣味，诸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状态小说”、“城市文学”等类型。近些年出现的“底层叙事”、“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关于社会底层和弱势人群的现实书写也是“新世纪文学”中重要的现象和类型，如以《那儿》为代表的表现国企改革题材的一些作品类型。另外，“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盛、“青春写作”、“80后”乃至“90”后作家的崛起，以及网络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异等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形态，也是“新世纪文学”不可忽略的文学事实。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文学实践展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动和新的表征。这一切的文学想象与书写，都和新世纪中国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深层的精神关联。
新的文学实践意味着新的文学趣味、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格局中，当代文学精神的变迁中蕴含着普遍性、同质化和差异性的复杂关系。就文学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形式、情感载体和信息媒介的特征和形态来说，“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各种文体的内在特征处于一种相互融合乃至混杂的关系。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暗算》为例，在其叙事风格与表现方式中所使用的“悬疑”、“推理”等话语类型，曾经被我们更多地视为“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其“通俗性”已经不再成为分辨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这些现象说明新世纪文学形式、文体特征方面的“普遍性”和“同质化”的趋向。但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内在的丰富的差异性更是值得重视的趋向，各种“亚文体”和“次生文体”的出现，诸如“玄幻小说”、“诗歌电视”、“摄影文学”等文体类型的出现，这些新型文体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实践和形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和视野。当然，启蒙信仰和写作姿态在“新世纪文学”中存在被淡化的倾向。这种价值趋向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基础，并在新的世纪遭遇新的社会文化问题所激发的困惑与迷思。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学精神“普遍性”与“同质化”的过程中，同样也隐藏着众多的精神上的质性“差异”。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新世纪文学”的这些表征意味着在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场域，文学作品也才真正作为一种文化的消费品而存在。这使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现代性”中脱离出来，进入到新的一轮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动态关系及其历史进程中，并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一部分。因而，如何在新的文学场域中有效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值得重视的新课题。
首先是文化主导权的问题。文化主导权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新世纪文学”纷繁复杂的场域中，如何加强和巩固文化主导权，是国家文化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任务。伴随着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业已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立场。正是“人民性”这一核心思想，当代文学才得以成为共和国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记忆和精神镜像。因此，在新的世纪，重建和巩固“人民性”的文学立场，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国家文化战略选择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
其次是如何重构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主体性的问题。在应对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冲击的过程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对身份/认同的想象、建构与书写逐渐陷入一种困惑的状态。如何在“新世纪文学”中重建国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重塑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同样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这一层面和文学的“民族性”以及“人民性”紧密相关，只有紧紧抓住这一思想核心，才能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实践中建构和书写国族的身份，以及“人民”这一文学主体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并和其他民族国家文学进行有效地对话，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一种真正有效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动力”。
再次就是文学诊断社会问题的使命和职责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长期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文学也逐渐丧失对社会现象的诊断能力和发言能力。如何重建“文学—社会”的“反映—影响”关系，也是“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说，重建文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和职责，也是重建文学自身信仰的问题。在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介入社会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和真切的社会现实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体现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使命。
基于以上三个重要议题，“新世纪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既是当代文学“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文化战略选择与调整的需要。只有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
李祖德 《 人民日报 》（ 2009年12月1日 20 版）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回顾和重梳当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既是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表征，也是其精神镜像。因此，“新世纪文学”就是在历史、现实和知识这三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其现状和发展可能性对于国家文化战略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
“新世纪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首先表现在文学生产的条件和环境的变革。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脱离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文化部门为引导的组织化生产方式，而逐渐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具体来说，就是以“个人化”写作、文学刊物以及出版机构的商业运作进行的文学创作和生产，这一特点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必然导致新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形态。在21世纪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下，当代文学的想象与书写体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之间已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在当代文学新的想象与书写领域中，既有对时代主旋律文化的弘扬，如近年出现的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反腐小说”以及表现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文艺作品，像《解放》、《建国大业》等文学和影视作品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作品的发展和深化，甚至类似《暗算》、《潜伏》等作品也都曲折地体现了国家及其历史的新的想象和建构方式。
同时，“新世纪文学”中还有全球化浪潮的投射，也有关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想象和文化趣味，诸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状态小说”、“城市文学”等类型。近些年出现的“底层叙事”、“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关于社会底层和弱势人群的现实书写也是“新世纪文学”中重要的现象和类型，如以《那儿》为代表的表现国企改革题材的一些作品类型。另外，“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盛、“青春写作”、“80后”乃至“90”后作家的崛起，以及网络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异等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形态，也是“新世纪文学”不可忽略的文学事实。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文学实践展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动和新的表征。这一切的文学想象与书写，都和新世纪中国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深层的精神关联。
新的文学实践意味着新的文学趣味、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格局中，当代文学精神的变迁中蕴含着普遍性、同质化和差异性的复杂关系。就文学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形式、情感载体和信息媒介的特征和形态来说，“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各种文体的内在特征处于一种相互融合乃至混杂的关系。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暗算》为例，在其叙事风格与表现方式中所使用的“悬疑”、“推理”等话语类型，曾经被我们更多地视为“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其“通俗性”已经不再成为分辨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这些现象说明新世纪文学形式、文体特征方面的“普遍性”和“同质化”的趋向。但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内在的丰富的差异性更是值得重视的趋向，各种“亚文体”和“次生文体”的出现，诸如“玄幻小说”、“诗歌电视”、“摄影文学”等文体类型的出现，这些新型文体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实践和形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和视野。当然，启蒙信仰和写作姿态在“新世纪文学”中存在被淡化的倾向。这种价值趋向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基础，并在新的世纪遭遇新的社会文化问题所激发的困惑与迷思。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学精神“普遍性”与“同质化”的过程中，同样也隐藏着众多的精神上的质性“差异”。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新世纪文学”的这些表征意味着在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场域，文学作品也才真正作为一种文化的消费品而存在。这使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现代性”中脱离出来，进入到新的一轮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动态关系及其历史进程中，并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一部分。因而，如何在新的文学场域中有效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值得重视的新课题。
首先是文化主导权的问题。文化主导权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新世纪文学”纷繁复杂的场域中，如何加强和巩固文化主导权，是国家文化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任务。伴随着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业已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立场。正是“人民性”这一核心思想，当代文学才得以成为共和国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记忆和精神镜像。因此，在新的世纪，重建和巩固“人民性”的文学立场，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国家文化战略选择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
其次是如何重构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主体性的问题。在应对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冲击的过程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对身份/认同的想象、建构与书写逐渐陷入一种困惑的状态。如何在“新世纪文学”中重建国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重塑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同样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这一层面和文学的“民族性”以及“人民性”紧密相关，只有紧紧抓住这一思想核心，才能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实践中建构和书写国族的身份，以及“人民”这一文学主体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并和其他民族国家文学进行有效地对话，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一种真正有效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动力”。
再次就是文学诊断社会问题的使命和职责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长期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文学也逐渐丧失对社会现象的诊断能力和发言能力。如何重建“文学—社会”的“反映—影响”关系，也是“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说，重建文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和职责，也是重建文学自身信仰的问题。在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介入社会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和真切的社会现实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体现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使命。
基于以上三个重要议题，“新世纪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既是当代文学“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文化战略选择与调整的需要。只有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