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贴身副官翁元和他的解放军弟弟

1949分割了兄弟二人，一个在台湾服务两任“总统”，一个在大陆未能入党平淡一生

    上百封信被整整齐齐叠在一起，放在一个大信封里。信封上写着“翁元副官家书”几个大字。这是1949年分隔两岸后，翁元与家人联系的精神纽带。在两蒋威权统治时期，翁元冒着“通匪”危险辗转经由第三地传递的信函，诉说的是一个在政治旋涡中被动分属“敌对”阵营的一家人内心深处割不断的亲情。

    80岁的翁元，身份特殊，在蒋介石、蒋经国身边做了43年侍卫与贴身副官，也由此见证并亲历了一段历史三峡中，政治领袖与庶民日常的悲欢离合。当年促成他写信的最大动力，是浙江老家的母亲。而今，母亲早已病逝，一家五口，只剩下他和弟弟翁国中，各守着自己的天地，已多年不通音讯。

    翁国中小哥哥5岁，在翁元随蒋介石一路撤退之际，他加入了解放军。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两个兄弟各拥其主，枪口相向。半个世纪的飘零之后，他们又亲眼见证了国共的第三次握手。但在含饴弄孙之际，翁国中也感慨造物弄人：国共的深仇大恨已在谈笑间泯除，他和哥哥的关系却无法纾解。

    这是大历史棋局中，两个小人物的命运。

    哥拥蒋介石，弟慕毛泽东

    1949，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翁元和翁国中都是一颗小小螺丝钉，他们从此在日渐疏离的反向轨迹上各自滑行。

    一次青春期的叛逆，让翁元永远告别了他的故乡。

    那是1946年，在浙江省寿昌县县城，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大流行，尚未中学毕业的翁元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不觉心动，瞒着父亲偷偷报考了“卫士”。

    翁元家就住在距寿昌县中心不远的杭头镇黄木岗村，他的父亲翁文波是县议员，当地有名的中医师，主治妇儿科。当时寿昌的医生很少，翁家并无招牌，靠着村民间的口耳相传赢得口碑，“父亲上午坐堂门诊，下午出诊，随便去个乡村，就是几十里路。遇到贫穷患者，还不收诊金。”

    翁家在当地是大户，按其家谱，祖上自唐僖宗时从山东迁往浙江寿昌做官，在此定居已过千年。翁元的祖父原本是当地有些声望的中医，后来因吃鸦片将家产败坏掉大半，只剩下当时不太值钱的山地。翁元出生的时候，祖父已过世，他小的时候，父亲曾指着远处山地说：儿子，那都是我们翁家的。

    父亲翁文波原是小学教师，后来自学中医，其刻苦投入给翁元留下深刻印象。翁文波与妻子蒋根娥共育有三子，翁元排行老二。在这个封闭县城的中产家庭里，时代并未赋予他过多美好的回忆，战争与天灾的绵延中，翁元即将度过他的未成年期，这时他选择了从军。

    抗战刚刚结束不久，生活百废待兴，但前景似乎并不乐观，翁元考虑到自己的就业压力，并被蒋介石当时如日中天的声望所吸引。“招考时特别强调是招卫士阶层，是警卫部队，保护委员长安全。经过日本这么多年的蹂躏，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少年都有报国心态，能有这样的机会贴近在委员长身边，大家都很踊跃。”翁元说。

    翁元生于1930年，按中国传统计龄方式，他刚刚17岁。这一年的秋天，翁元和其他被录取的青年开始奔赴位于南京黄埔路的一处营房。临行前，父亲反对，母亲却支持他出去闯荡，还偷偷塞给他一个金戒指和一双新缝制的布鞋。

    翁元的哥哥翁乾此时尚在当地师范学校读书，12岁的弟弟翁亨(后改名国中)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哥哥走时，爸爸气得要命，闷闷不乐。”翁国中说，1948年，父亲因病去世，逝前惦念翁元。但外公最初不让家人将死讯告诉参军的哥哥。而翁元，也在一种意想不到的风云变幻中颠沛流离，直到1949年两岸分离时，才意识到服役三五年退伍已经没有可能，自己与家乡的距离已是那么遥远。

    离家的时候，翁元和其他录取者在建德县政府集合，内心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兴奋。虽然曾随父母在日军过境时到山上避难，并因此中断过学业，但内心深处对战争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17岁的初二学生，资讯的来源相当匮乏，也无法预料到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会如火如荼并改变整个中国的格局，“当兵前，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

    翁国中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印象更为模糊，但在价值观形成之际，刚好被共产党清新而有朝气的宣传吸引。

    1949年3月24日，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夜袭寿昌城，次日再度交火。5月6日，解放军12军36师解放寿昌。军队文工团宣传队在翁国中所在的中学驻扎了一个多月，翁国中与他们一起吃饭、生活、搞宣传，深受激励与鼓舞，“大家都知道我们活跃”。6月初，36师军政干校招兵，翁国中抢先报名，因怕家里舍不得他走，直到穿上军装，“生米煮成熟饭”后才告诉妈妈。

    “我们40多个学生一起参军。那时参军不需要体检，只要报名都要。”翁国中说，他参军时就将名字从翁亨改为翁国中———解放了，他感觉自己即将是中国的主人翁。“那时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真的很崇拜。”

    自父亲翁文波逝后，家里主要靠曾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大哥翁乾教书支撑，已日渐困顿。“我感觉靠自己学习，在部队当干部有前途。”翁国中说，自己和二哥翁元一样胆子大，很想出去闯闯。参军时没有过多想战争会死人以及二哥成为敌军的问题。

    在翁元以追随蒋介石为荣之后，翁国中开始热切地崇拜毛泽东。当毛泽东如红太阳一般自东方冉冉升起时，蒋介石正遭遇其一生中最大的低谷。1949，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翁元和翁国中都是一颗小小螺丝钉，他们从此在日渐疏离的反向轨迹上各自滑行。

    心甘情愿跟党走

    翁元感到，只要是蒋介石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会被共产党解放。翁国中则领到了雨伞、鞋子和几十元钱，政委告诉大家新中国已经成立。

    战争并不像宣传队标榜的那样浪漫和荣耀。当翁国中摒弃掉他父亲按《易经》所作的“乾、元、亨”命名，开始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展望和想象而振奋不已时，他的4个同学在部队刚刚开拔到浙江中西部的兰溪时，就开小差跑回了家。

    “他们害怕打仗，不想当炮灰。”但翁国中不怕，他胆子大，而且，他所在的36师宣传队，并不冲在战争的第一线。

    翁元也有机会告别军旅生涯，但他没有。当他1946年入伍时，蒋介石在南京的警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分别是重武器大队、外勤队和工兵骑兵通信队。翁元被分配到外勤队，主要任务是保卫黄埔路的总统官邸等重要勤务。外勤队几乎都是浙江人，这是蒋介石用卫士的惯例。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翁元记得，蒋介石这一段时间心情大坏，有时会对侍卫发脾气。第二年元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回到浙江溪口。此时，警卫主管被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上校所取代，原队长周觉先因家族在上海经营银行，也离开溪口回到上海。

    “很多侍卫看局势混乱，引退回到浙江老家。当时我们5个警卫队，每队100多个编制，也有私自脱逃的。”翁元说，在去溪口之前，他知道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但头脑中从没想要离开或脱逃。他追随蒋介石到各地，并未感到外界人心惶惶，虽然节节败退，但蒋介石给他的印象是指挥若定。

    四处移防，翁元必须适应行军式装备，行李简单，配备武器，晚上睡通铺。妈妈缝制的那双新布鞋还没有穿就遗失掉了。戒指，则在台湾送给了一个困窘的前同事做旅费。

    从最基层的二等兵开始干起，翁元自称他当时对政治的资讯了解甚少，每天不是训练就是服勤务，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收音机，“连一般干部都不了解前方的战斗情况，后来撤退以后才知道。”警卫并无培训政治课，在保卫蒋介石安全的同时，翁元并无特别防范共产党渗透的观念。

    翁国中则在政治培训中一步步成长，并用自己的觉悟去影响他人。“我们参军时思想比较单纯，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快，觉悟高，不像现在很多人考虑这考虑那，那时我们只是一心一意为了打败国民党，创建新中国。”15岁参军的翁国中，随军从浙江到湖南，再到贵州，最后到达重庆。一路上，他们通过部队文艺活动，鼓动士气。文艺活动总配合当下的政治运动，譬如土地改革已经在各地蓬勃展开，演出中就少不了土改的节目，比较大型的演出像《白毛女》，除了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还把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寄望于共产党和新中国。

    国民党一路败退，作为前哨部队的36师一路追击。“他们有汽车，我们就靠腿走路，很艰苦。”翁国中说，最长的一天走了200多里路，粮食供应又困难，吃不饱，觉得累，只想早些休息。

    参军不及半年，行军到湖南的翁国中领到了雨伞、鞋子和几十元钱，36师召开大会，政委上台讲话，向战友宣布新中国已经成立。“我们很高兴，激动，当家做主人了。”

    西南仍在继续战斗中，半年后，翁国中也从宣传队转到其他队部，拿枪参战。他回忆，有一次，一颗子弹打过来，从个子小的他头顶穿过，击中身后一个战友的胸。后来，他随师部驻扎在重庆涪陵，并到重庆机要学校学习了半年，掌握了无线电通信技术。

    翁国中享受胜利喜悦时，在蒋介石麾下警卫总队便衣组工作的翁元正深刻感受到：只要是蒋介石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会被共产党解放。蒋介石的行踪也越来越诡异，此时并非贴身侍卫的翁元，也常常感到其行止难以琢磨。记得有一次，便衣组奉命去厦门鼓浪屿待命，先行布置任务，等待蒋介石前来视察，谁知蒋介石在厦门开过干部会议后，就临时改变主意未去鼓浪屿。

    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在桃园大溪住过很短一段时间，翁元所在的便衣组，直属于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驻防在大溪的中山堂，后又随蒋介石来到台北市阳明山草山行馆和士林官邸。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企图并未熄灭，但更多时候，这只是盘踞岛内的一种想象。翁元也开始告别四处“转进”的生涯，与蒋氏父子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在整肃的隙缝中生长

    因为哥哥的问题，排级干部翁国中最终没能入党。翁元被蒋介石点名进入士林官邸内务科，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副官。

    情报工作的失败，是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的检讨之一。“徐蚌会战

    (淮海战役)时，包括空投等作战决议，好像很快就会被中共知道，让他们有所防备。”翁元说，参与作战计划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当时即被怀疑是中共的间谍。刘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自香港回到北京，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职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蒋经国在台湾开始全面掌管情治工作。1950年初，翁元和其他三位便衣人员，被借调到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十八号的官舍。“蒋经国平民化的作风，你简直无法想象。”翁元说。但后来因为一位便衣晚上打瞌睡，蒋经国官邸遭到梁上君子的入侵，偷去了一辆进口自行车、一根火腿和一双侍卫人员的皮鞋，让蒋经国勃然大怒。小偷虽然后来被抓捕归案，但翁元也和其他三位便衣一起被打道回府，继续在士林官邸执勤。

    1954年，翁元被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工作人员，开始为蒋介石更贴身服务。“为什么派我去‘总统府’，我也想不通，我开始从警卫到行政工作的转变。”

    台湾内部已开始四处抓“匪谍”，包括侍卫长俞济时也因“孙立人兵变事件”受到影响。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陆对反革命分子的整肃。在这之前，翁元也得到消息，自己的老长官周觉先中校，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整肃，“听说死得很惨，被剥了皮。”据《上海虹口区志》，周觉先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总统府警卫总队长，1950年7月31日，与原国民党军少将王修镐等人牵涉“苏浙皖反共剿匪总指挥部”案而被抓捕处决。

    并不是每个在警卫队工作过的人都受到严厉的整肃。翁元上世纪90年代回家乡寿昌时，见过一个当年因病退休的卫士，他没有引起政府的过多重视，但也一直没有适当工作。

    翁元在国民党的身份，最初似乎没有太大影响到留在寿昌的家人，但大哥翁乾和母亲蒋根娥，也面临土改风暴中的调查。

    翁国中说，翁家在寿昌解放前，虽然房子很大，不过家族分起来后，自家只有一间。因没有劳力，又将几亩土地出租。曾经有过对他母亲是不是地主婆的调查，但后来还是划分成分为富裕中农。

    翁国中本人在1951年开始参加“抗美援朝”，从事通信技术工作，也因此又有了一次弹片从天而降，扎进他身前冻土层的历险，“如果打在脑袋上就开花了。”

    在朝鲜期间，排级干部翁国中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已经成为预备党员，但最终没被批准。“主要是因为我哥哥的问题。”翁国中说，参军后，作为部队培养干部，他很早就交代了自己的海外关系。因为通信机要工作被认为非常敏感，不适合有海外关系者从事，1956年，他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在杭州邮电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后，开始到浙江省桐庐县的邮电系统工作，一直干到离休，“始终是使用干部，而非重用干部”。

    在这之后，虽然有人也动员他写入党申请书，但深知无望的他均予拒绝。

    大哥翁乾在上世纪50年代被迫离开正式的教育岗位，因其身体、家境均不好，在“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翁国中把母亲从寿昌(此时寿昌已改为建德县下辖的一个镇)接到桐庐，并将其户口由农村改为城镇。

    历次政治运动中，翁国中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文革”前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反右时，还担任过单位的小组长。“文革”初，虽然因哥哥在台湾的缘故而被排挤出红卫兵，但仍是工会干部，并未受到批斗，反因自己所在通信部门的重要性而受到不同派系的拉拢。

    海峡这一岸“文革”开始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另一岸，受赏识的翁元被蒋介石点名进入士林官邸内务科，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副官。蒋介石并不知道，翁元在三四年前就瞒着所有人向大陆通信。按当时的规定，这可是“通匪”的罪过。

    时代激流，人伦憾事

    翁元1990年元月中旬急匆匆赶回时，母亲已经去世。翁国中强烈表达了手足和好的心愿“国共的深仇大恨都已和解，我们兄弟间有什么大的仇恨，还不能和解？”

    1961年，台湾“总统府”内勤人员翁元结婚，娶妻王惠芳。在他们生了一个小女儿之后，大概是1963年，一个来台姓盛的寿昌老乡，是个老师，告诉翁元，可以透过在新加坡经商的一位同乡向大陆转达信息。

    没有写信，但翁元偷偷把一家三口的2寸大小黑白照片，给了新加坡同乡，他又通过另一个回浙江的老乡，转交给了翁元的母亲。“在‘总统府’工作还是有灰色地带。”翁元说，80年代，他在蒋经国贴身副官期间的通信，是通过在泰国工作的表弟和香港工作的朋友，转寄回大陆，大陆家人的回信则寄到香港等地，再带入台湾。“天衣无缝，连‘总统府’政风室和七海官邸都一直不知道。”

    照片成功送达给了母亲。此时，翁国中已结婚一年，这是1949年之后，家人首次直接获悉翁元还活着的消息——— 之前他们只听闻与翁元一起参军但提早退伍的同乡说过，翁元在警卫队很能干。

    这之后，又隔了大约17年，时间指向1980年。蒋介石已经去世5年，翁元成为继任“总统”蒋经国的贴身副官，他开始通过自己的秘密管道频繁与家人通信。

    信到了母亲和弟弟手中，也同时被当地统战部门获悉。“收到信后，他们把我叫去开会，意思是我回信时沟通一下，都是炎黄子孙，现在家乡好了，让回来看看。”翁国中说。

    翁元还保留着翁国中的第一封回信，时间落款为1980年12月5日。上写：我在11月25日接到你们的电话，我万分激动，分别三十年的同胞手足得到了佳音，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家里老小都是万分的高兴。我于昨日收到你们寄来人民币148.70元(500港币)，人民银行已通知我去领取，希兄嫂放心。”在简单介绍了自己情况后，翁国中又写道：“我想母亲已经是70余岁了，但是身体还很健康，总想在不久将来亲骨肉能够团聚，如有条件可以回来探亲，现在很多离乡30余年(的人)，都已经回来看望母亲和兄弟。看看家乡的变化，这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

    这是他们延续多年的书信框架。用翁国中的话说，是不谈政治，只谈家事———虽然让翁元回家乡看看变化，似有统战的基调，但也是发自肺腑的期待亲人团聚的人伦之情。翁元的母亲读过书(四年级)，识字，翁元的每一封信她都自己看，翁国中写完回信，也都念给她听。母亲很希望翁元能够早日回家，翁元也想念母亲。

    1987年，蒋经国开放退伍老兵回大陆探亲，翁国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消息，那一刹他想起了哥哥翁元，但随即“又想到哥哥有职务，不能回来”。不过，第二年，翁元有美国绿卡的妻子王惠芳先行回到桐庐，给了母亲和翁国中一个惊喜。

    翁元则等着退休后立刻返乡，1990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母亲生日他正好能赶上。但在1989年12月底，他接连收到表哥发来的电报，内称：母卧病速回寿昌。等翁元1990年元月中旬急匆匆赶回时，见到的是母亲的遗体。

    兄弟二人的矛盾也在那些天内爆发，分隔44年，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第一次重逢。翁元不肯原谅翁国中，翁国中则认为翁元存在误解又不肯听他辩解，这种家务上的冲突有着外人难以过多置喙的复杂性。翁元17岁离家，60岁返乡，他多么想念自己的母亲，他的忧伤也因此更深。

    翁元偶尔还会回家乡扫墓，但频率越来越少，他现在已记不得上次回去是在什么时候了。哥哥翁乾早已去世，弟弟翁国中也已19年不再通音信。他为国民党效劳，弟弟参加了解放军，弟媳是共产党干部，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这种身份的差异都被双方提及。据说在母亲死后，翁元的妻子曾对翁国中的妻子说：“原来你是共产党，怪不得……”

    家庭内部的分离与隔阂，有着大时代的背景元素。内战的兄弟阋墙，让成千上万人死亡，更多活着的人骨肉分隔。翁元，这个台湾媒体所称的“超级小人物”，多年来一直讲述的都是两蒋的故事。今天，他对南都讲述自己的故事，其间令人唏嘘的人伦憾事，为1949未完结的沧桑提供了注释。

    翁国中强烈表达了手足和好的心愿，“国共的深仇大恨都已和解，我们兄弟间有什么大的仇恨，还不能和解？”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翁元。在时代的激流中漂泊一甲子之后，这可能是翁元下一步必须穿越的大江大海。

    □采写/摄影：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