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222俞梅荪：我的“右派”父亲和“精神病人”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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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我的“右派”父亲和“精神病人”弟弟时间:2010-08-02 17:35 作者:俞梅荪点击:534次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把弟弟俞颂荪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图3，1937年5月9日，上海《申报周刊》封面：陕北肤施（即为延安）之城楼（俞颂华摄）；封底：本刊记者俞颂华等所乘飞机抵西安降落时情形。 祖父俞颂华（1893－1947），1919年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编，曾为青年毛泽东刊载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并调查社会现实，发回许多报道，对我国人民了解苏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总编辑），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和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许多年以来，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石西民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各种帮助，还掩护他们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我国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家父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曾受到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在我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家父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终年31岁。
家父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劝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停业，公司全部撤销，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7年回北京郊外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了钳工；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7、8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左图2－1－2，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成员：前排左1俞彪文，后排左2赵济年（北岛的父亲）、左4周庆瑞。
左图2－3，1957年初，家父、外婆、家母怀抱着4岁的我，在北海公园，反右之前最后的全家图。
左图2－4，1957年7月19日，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家父俞彪文从一层住家的楼上顶层阳台坠楼身亡之处。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家母携我多次上访，遇见久违22年的家父的同事赵济年（时任国内业务处处长），他两次带我们求见家父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里传出话说没空。我们只好直接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家父档案而得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家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报道家父发言如下：
本报讯，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5月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俞彪文说：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家父发言全文，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我以此据理力争，人事处长张秀苒哑口无言，几经争执与周折，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此举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把家父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57年家父去世，家母自费用棺木土葬，保险公司给的这860元，尚不足两次的安葬费。）
当时，保险复业招工，我到保险公司工作，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立法工作。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2003年，家母的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但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派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家父之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与家父同办公室的同事周庆瑞，到达方知其在月前刚去世。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家父去世，我家搬走，家母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记述家父之死
诗人北岛叙述童年：“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的叙述，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在后来的一个夜晚，家母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昏暗病房，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家母考证。1979年在为家父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家父被以畏罪自杀，对抗反右派运动的罪名而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北岛之父赵济年与家父同事）。
2008年4月，我去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他认真地看着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我俩出了医院，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的话：“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而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及其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提出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大批判，他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上海师院的次子精神崩溃而身亡。1962年初，彭文应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派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罗隆基、王造时为同乡好友，分别考入清华大学而赴美国留学政治学，学成回国，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冒着生命危险大力支持中共而名震全国；1957年都被定成“极右派分子”而被迫害致死，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两次服安眠药而自杀身死，你在17岁时，不也是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警察闻讯上门调查；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精神崩溃。弟弟提议，我俩深深的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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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把弟弟俞颂荪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图3，1937年5月9日，上海《申报周刊》封面：陕北肤施（即为延安）之城楼（俞颂华摄）；封底：本刊记者俞颂华等所乘飞机抵西安降落时情形。 祖父俞颂华（1893－1947），1919年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编，曾为青年毛泽东刊载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并调查社会现实，发回许多报道，对我国人民了解苏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总编辑），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和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许多年以来，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石西民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各种帮助，还掩护他们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我国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家父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曾受到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在我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家父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终年31岁。
家父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劝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停业，公司全部撤销，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7年回北京郊外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了钳工；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7、8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左图2－1－2，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成员：前排左1俞彪文，后排左2赵济年（北岛的父亲）、左4周庆瑞。
左图2－3，1957年初，家父、外婆、家母怀抱着4岁的我，在北海公园，反右之前最后的全家图。
左图2－4，1957年7月19日，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家父俞彪文从一层住家的楼上顶层阳台坠楼身亡之处。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家母携我多次上访，遇见久违22年的家父的同事赵济年（时任国内业务处处长），他两次带我们求见家父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里传出话说没空。我们只好直接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家父档案而得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家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报道家父发言如下：
本报讯，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5月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俞彪文说：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家父发言全文，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我以此据理力争，人事处长张秀苒哑口无言，几经争执与周折，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此举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把家父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57年家父去世，家母自费用棺木土葬，保险公司给的这860元，尚不足两次的安葬费。）
当时，保险复业招工，我到保险公司工作，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立法工作。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2003年，家母的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但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派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家父之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与家父同办公室的同事周庆瑞，到达方知其在月前刚去世。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家父去世，我家搬走，家母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记述家父之死
诗人北岛叙述童年：“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的叙述，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在后来的一个夜晚，家母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昏暗病房，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家母考证。1979年在为家父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家父被以畏罪自杀，对抗反右派运动的罪名而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北岛之父赵济年与家父同事）。
2008年4月，我去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他认真地看着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我俩出了医院，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的话：“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而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及其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提出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大批判，他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上海师院的次子精神崩溃而身亡。1962年初，彭文应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派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罗隆基、王造时为同乡好友，分别考入清华大学而赴美国留学政治学，学成回国，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冒着生命危险大力支持中共而名震全国；1957年都被定成“极右派分子”而被迫害致死，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两次服安眠药而自杀身死，你在17岁时，不也是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警察闻讯上门调查；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精神崩溃。弟弟提议，我俩深深的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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