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公共产品

每一次危机，总伴着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思考，从而成为思想理论和发展模式创新的契机。

本次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学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而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利益格局最鲜明的体现。这种冲击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重新梳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核心角度在于，明确什么是公共产品？

从“两房”到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政府将金融机构大规模“国有化”，无疑是美国这个最彻底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爆炸性新闻，是引起关注和争论最多的政策。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金融机构的适度“国有化”，正是政府提供“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这一公共产品的必要方式。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政府的“国有化”行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政府错误地理解了公共产品的概念，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不是公共产品，应该交由市场解决。

事实上，“公共产品”与“公有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论民族、肤色与政治制度，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时刻生活在公共产品的包围之中:新鲜的阳光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便利的城市交通等。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以庇古（Pigou）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最早对公共产品的性质进行了理论分析。他们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在于其与一般商品的两个关键差别:“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个人享有了国家提供的国防服务，不会妨碍国防对另一个人的保护，这是国防的“非竞争性”；而国防体系一旦建立，很难限制某一个公民享受国防服务，即使他不付费，这就是国防的“非排他性”。因此国防便是一种标准的公共产品。

庇古和后继一些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Samulson）的分析指出，由于公共产品对个人的收益远远小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而且每个人都有动机期待搭 “便车”，因此，基于个人决策的市场是无法自动完成公共品有效提供的。

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历史中，芝加哥学派的科斯（Coase）可谓独树一帜的异类。在如今中国的市场化和产权改革中，也形成了谈制度必谈科斯的倾向。科斯对于公共产品的核心观点，源于他观察到英国灯塔由私人修建的现实。科斯认为，只要社会生产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小，社会便可以通过适当的市场机制来生产公共产品，而并不一定要由政府来直接生产。

无疑，科斯的逻辑是严密的。但人们常常误读了科斯对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区别。英国历史上灯塔的修建方的确是私人公司，但在修建灯塔时的决策和筹资方，依然是英国皇家政府授权的船主协会。事实上，公共产品在提供上的关键困难，并不在于最终由谁生产，而在于市场很难自动完成对“是否要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问题的有效决策和筹资过程。

在谈及实践和理论之后，让我们重新梳理最初提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公共产品”？

经济学对于“公共产品”的分析，其实本身仅仅是在“商品价值”和“交易”的范畴下所提出的。从庇古、萨缪尔森，再到科斯，经济学家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和分析，从没跳出单纯关注市场交易的商品世界。但我们不要忘了马克思在更早时睿智的提醒:可以用于“交易”的“商品”属性，仅仅是人类生存中所珍视的物品的一种属性而已。企图用经济学基于“商品”意义的标准公共产品理论，来套用于世界上的一切现实社会问题，就如同把所有的人类价值通通用金钱交易一样，显得偏执而狭隘。

“公共产品”之“公共”，并不是对“产品”一个无关紧要的修饰词。相反，“公共”两字本身，其实蕴含着更多的基于公益和公平的根本价值考量，这些价值是市场交易中的商品属性远远不能涵盖的。

事实上，当我们跳出“商品”世界的小框架之后便会发现，除了我们在日常意义上所认可的传统的公共“商品”如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国防之外，我们其实更生活在一整套无处不在的、非商品的“公共物品”包围中:立法和司法制度、财政和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的基本能力的健康和教育等。从宏观意义上，所有面向公众的社会制度，都致力于规范和保护每个公民的平等公众权益。

显然，制度这一公共产品是社会运作的基础和保证，其建立和维持只能依靠一个纯洁而有效的政府体系。在当前中国的思想讨论中，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制度的失败归结于政府权力的腐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腐败并不是政府的天然属性；相反，它其实正是政府职权中蕴含的非商品属性被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的结果。

让我们最终回到今天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进程中，我们也需要更主动地发挥政府在制度设计和规范过程中的引导性力量，为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更为坚实的公共产品基础。从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如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思想解放的价值，其实从来没有否定这个“公”字。相反，它正为我们慢慢勾画出健康的社会制度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这一新的宏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