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伯承真正的遗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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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帅后代辟谣忙
张雄文
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少，这世道就是这么怪。比如，显赫人物一句悼词里的应景话：“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注释1），便有人长年累月撰文去图解与渲染。
先是一个并不能时时紧跟刘伯承、邓小平身边的新华社二野分社的社长煞有介事地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注释2）一炮走红，后来者绵绵不绝。
2006年6月8日，一个署名尚荣生的人在《春秋》周刊发表《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一文，提到129师原政委张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军总政部副主任邓小平如何成为继任人选时，绘声绘色地说：
“但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主席都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主席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毛主席把刘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举一个人选。”
尚荣生接着说：
“因此刘伯承提出来让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毛主席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伯承，你说的对，小平是个人才，把他放在129师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后经中央讨论通过决定，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注释3）
不仅如此，作者还如同某些人渲染1955年元帅授衔仪式并不在场的叶剑英，如何与陈毅一起高谈阔论当了元帅的感受一样，有声有色描绘了刘邓后来为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场景。
这些事事关毛泽东之后最显赫的要人，从来没有人敢于怀疑，被各家报刊转载得铺天盖地，于是被认为是“正史”。倒是中共权力机构的边缘人物诸如粟裕许多真实甚至已确证存于档案馆，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暂不能公开的东西，却反被某些人反复“揭穿”是“假的”。但可惜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不能成真，真也不能变假。
同年7月24日，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
“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刘伯承同志是1923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识到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音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
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注释5）
关于“抢取”名字“太行”一事，刘太行也说明同样是子虚乌有。
也就在那些年，许多报刊又有了《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的“新闻”，来源竟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
刘太行也顺便在文章辟谣说：
“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我听见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显然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注释6）
刘太行所说的家里人当然包括一家之长刘伯承。一家人从未就追悼会得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向中央提出过任何要求，又何来曾向华国锋提过“特殊遗嘱”？
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种谣传从未停止过，到今年5月前后，媒体网络又继续自说自话，大肆渲染《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
关于追悼会与刘邓关系的真实情形，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也有话说，当然没有报刊敢发表，只能出现在网络了。她说：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注释7）
笔者很是纳闷，本来虚有的东西，对显赫人物也无伤大雅，为何一定要掩盖，并且以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不道德方式呢？官本位国度里的许多现象，的确令人感慨不已。
此外，刘太行兄妹不因自己的父亲与最高人物挂钩而喜极而泣，引以为荣，而是与其父一样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不随波逐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殊为难得。
张雄文
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少，这世道就是这么怪。比如，显赫人物一句悼词里的应景话：“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注释1），便有人长年累月撰文去图解与渲染。
先是一个并不能时时紧跟刘伯承、邓小平身边的新华社二野分社的社长煞有介事地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注释2）一炮走红，后来者绵绵不绝。
2006年6月8日，一个署名尚荣生的人在《春秋》周刊发表《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一文，提到129师原政委张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军总政部副主任邓小平如何成为继任人选时，绘声绘色地说：
“但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主席都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主席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毛主席把刘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举一个人选。”
尚荣生接着说：
“因此刘伯承提出来让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毛主席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伯承，你说的对，小平是个人才，把他放在129师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后经中央讨论通过决定，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注释3）
不仅如此，作者还如同某些人渲染1955年元帅授衔仪式并不在场的叶剑英，如何与陈毅一起高谈阔论当了元帅的感受一样，有声有色描绘了刘邓后来为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场景。
这些事事关毛泽东之后最显赫的要人，从来没有人敢于怀疑，被各家报刊转载得铺天盖地，于是被认为是“正史”。倒是中共权力机构的边缘人物诸如粟裕许多真实甚至已确证存于档案馆，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暂不能公开的东西，却反被某些人反复“揭穿”是“假的”。但可惜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不能成真，真也不能变假。
同年7月24日，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
“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刘伯承同志是1923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识到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音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
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注释5）
关于“抢取”名字“太行”一事，刘太行也说明同样是子虚乌有。
也就在那些年，许多报刊又有了《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的“新闻”，来源竟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
刘太行也顺便在文章辟谣说：
“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我听见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显然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注释6）
刘太行所说的家里人当然包括一家之长刘伯承。一家人从未就追悼会得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向中央提出过任何要求，又何来曾向华国锋提过“特殊遗嘱”？
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种谣传从未停止过，到今年5月前后，媒体网络又继续自说自话，大肆渲染《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
关于追悼会与刘邓关系的真实情形，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也有话说，当然没有报刊敢发表，只能出现在网络了。她说：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注释7）
笔者很是纳闷，本来虚有的东西，对显赫人物也无伤大雅，为何一定要掩盖，并且以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不道德方式呢？官本位国度里的许多现象，的确令人感慨不已。
此外，刘太行兄妹不因自己的父亲与最高人物挂钩而喜极而泣，引以为荣，而是与其父一样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不随波逐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