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贫民窟：城市化黑洞

“他从没见过比这儿更肮脏或者说更破败的地方。街道非常狭窄，一片泥泞；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污浊的气味……一些黑洞洞的过道和院落从街上分岔而去，露出几处挤在一起的破房子，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完全是在污泥中打滚。”
这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雾都孤儿》中对克拉肯韦尔的描述。他在书中把费金（Fagin）的贼窝设在了红花山，那里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但21世纪克拉肯韦尔富裕的居民决不会认可他对这里时尚街道的描述。如今，在同一条街道上，即便是一所小公寓的价格也可能会超过50万英镑（合95.4万美元）。
但是，联合国（UN）的数据显示，让人联想起19世纪的这种城市贫困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联合国估计，明年将有超过10亿人——每3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住在贫民窟
与狄更斯同时代的人非常清楚，19世纪伦敦贫民窟的增加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造成的。对于英格兰，这是那个世纪最大的社会转变：转折点发生在1851年，当时，英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2007年，这个转折将发生在全世界：到2007年底之前，世界人口的平衡将发生改变，也许是永远的改变。历史上第一次，住在城里的人将多过住在农村的人。
由于这些人多数都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联合国在《全球城市发展状况》报告中表示，城市增长“在部分地区实际上将成为贫民窟形成的代名词。”
城市的快速发展将引发巨大的环境问题。过度拥挤和居住条件差是贫民窟居民最突出的问题，然而，其中还伴随着卫生条件差和缺乏洁净水的问题。处理固体垃圾的措施通常也很少。例如，在内罗毕，每天只有25%的生活垃圾得到清理。贫民窟通常还会受到污染的严重影响，因为它们往往建在受污染的地段或大型工业设施附近普通人不愿居住的区域。
剑桥大学研究贫民窟问题的注册工程师普里蒂·帕里克（Priti Parikh）解释道：“例如在印度，雨季就特别成问题，因为泥路上雨水四溢，而贫民窟往往建在排水不畅的地区（因为排水畅通的地区已被更高价值的开发项目占据了）。下水道排出的污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引发疾病，滞留的污水更会导致疟疾发作。”
鉴于上述原因，居住在贫民窟的人遭受到安娜·蒂巴伊尤卡（Anna Tibaijuka）所说的“城市惩罚”。安娜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人居和发展项目的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她解释道：“（由于卫生条件差）他们的健康状况更遭，而且受到的工业污染影响最严重。如果发生洪水或灾难，穷人总是遭殃。”
目前看来，多数城市似乎都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连联合国自己的“千年发展目标”（MDG）也没有提出更高的目标，只是承诺要“在2020年前改善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鉴于涉及人数之少，这不过是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问题涉及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发展中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逾5.6亿人——不能获得洁净水，享受不到卫生条件，直接导致每年约16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多达四分之一的疾病是由环境问题造成的，如果能够得到解决，每年可能挽救多达1300万条生命。在导致儿童死亡的两大杀手——疟疾和腹泻中，超过40%的疟疾病例和大约94%由腹泻引起的疾病和死亡都是可以预防的。
很少有发展中国家政府能指望自己负担清理贫民窟所需的巨额资金。联合国估计，单是实现其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千年发展目标，就需耗资670亿美元。但是到2020年，贫民窟居民将再增加4亿人，要帮助这些人享受到基本的生活服务和设施，每年需要支出200亿美元。全球公共和私营部门每年在贫民窟的支出，仅占贫民窟所需资金的5%至10%。
在解决城市化带来的灾难方面，历史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狄更斯笔下伦敦的悲惨景象，通过19世纪下半叶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才得到缓解。泰晤士河的污水使1858年成为伦敦的“奇臭年”。在此之后建立的排污系统利用了已有的水道，一直使用到今天。
普里蒂的父亲、布罗·哈波尔德工程师事务所主管希曼舒·帕里克（Himanshu Parikh） 开创了一种类似的解决方法：“贫民窟网络”。其理念是要利用一个地区的天然地势，而不是依靠水泵把水引向地面。河道可以改变方向，用来冲厕所，而污水可以用天然方法处理，如种植芦苇床。在需要让水溢出冲刷而成的水道时，泥沟可以铺设成排洪沟，以确保水道不会变成开放式的下水道。
普里蒂补充道，她所见过的最成功的进展，是当地人民、企业和政府共同进行的贫民窟改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规模不大，一次仅涉及800至1200个住所。官僚作风，以及需要对更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协调，可能使大规模项目陷于停滞。
在其有关全球城市的报告中，联合国人居署将强大的中央政府视为有效改善贫民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报告指出：“要动员起对贫民窟改善项目的长期支持，政治承诺的连贯性至关重要。”在贫民窟问题上清楚、公开地确定的目标和明晰的政治声明，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摩洛哥已经定下目标，要在2010年之前成为没有贫民窟的国家。
蒂巴伊尤卡表示，中央政府要更好地引导流动人口，以避免人口极其稠密的贫民窟出现拥堵。这并不需要采用有争议的强制清理手段，相反，可以提出一些策略，帮助从农村来的人在城市里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栖身之所。
政府环境法规的执行还需要足够有力。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跨国企业日益意识到，制造危险的污染物可能为它们带来名誉风险。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在印度博帕尔的一家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事件，导致数千人死亡。蒂巴伊尤卡指出，这场灾难就是一个最严肃的例子，说明了企业可能的失败及其严重后果。
重工业并不是贫民窟居民必须与之斗争的最严重的污染形式；有时候，污染源离家更近。世界卫生组织称，家中明火烹饪和取暖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是全球穷人的第四大杀手。由于吸入烟尘微粒而染上的支气管炎、肺炎及其它呼吸系统疾病，每年导致大约160万人死亡。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通常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
对于这种形式的污染，有一些简单的解决办法，例如设计更完善、能保持更多热量的烹饪用锅。中国计划生产一种来源于煤炭、名为“二甲醚”的液体燃料。这种燃料燃烧得更彻底，可用于家庭烹饪和取暖，还可用于交通运输。
随着道路交通流量的增加，许多城市的室外空气污染也更为严重，市区成为造成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联合国表示，在全球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在过去10年间，中国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提高了50%。
土地改革可以成为对抗城市贫困的重要武器。贫民窟居民承受着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很少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容易受到政府干预和房产开发商奇思怪想的影响，也削弱了他们改善自己所在地区的动力。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不过，正如联合国报告清楚表明的那样，再也不能忽视全球贫民窟中孵化出的这些问题了。从狄更斯笔下的肮脏破败到今天克拉肯韦尔时尚的餐馆和豪华公寓，其发展历程大大超过100年。鉴于今天贫民窟扩散速度之快，城市居民肯定希望21世纪能找到比19世纪更快的解决方案。（作者：Fiona Harv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