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中国人的认同焦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6:27:47

    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转为互联网时代,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了解真相。即使在全民崇尚经商的时代,中国人也不仅是消费动物。

    我们的车第二次穿越北京东四的八条胡同时,我深感不安。正是盛夏夜晚,居民们拥挤在胡同的大排档里,喝啤酒、打牌、为家常琐事和国际局势争论,感慨社会之风的堕落……在狭窄的、夜色下才特有的放松感的胡同里,汽车的穿过像是不速之客,人们不情愿地挪动身体,冷漠、厌烦地看着它的经过。

    我深知被人打扰的不悦。在北京,生活总是轻易地扰乱。一觉醒来,你门口平整的马路已被挖开,经过安定门时,你熟悉的那片民宅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一阵风吹过,扬起漫天尘土,夜晚十一点时,西直门却仍在堵车——前方突然要施工了……汽车喇叭声,工地打桩声,一直伴随着你,如果你早晨八点钟坐着直升飞机在北京上空巡视,会发现这座林语堂眼中与巴黎并列的世界最迷人的古老都市,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和一个昼夜不停的工地。她还非常脆弱,一场不大不小的雷阵雨,就可能让全城瘫痪,一场政治会议的召开,就能让当地人怨声载道。

    我无意描绘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挫折感与焦虑感确是北京日益显著的特征。与这些焦虑相伴随的是那种无法描绘的亢奋。那些纷纷以“财富中心”冠名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表现了这种兴奋感,北京是各种建筑师的实验场,你可以把天安门旁的国家大剧院修成一个巨蛋,可以在一座直线条的高楼上加一中式阁楼,你还可以在交通最拥挤的地段、毫不照顾未来,修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将更多的人引向这里。城市里到处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与口号,就连防火、防盗也似乎与这一体育赛事有关,它像是这座城市的强心剂——所有的紧张、混乱,都可暂时遗忘。

    两次穿越东四的八条胡同,是为了寻找一家酒吧。我们最终在六条找到了它,紧邻一间公共厕所。没有门牌,要敲门上的铜环,才会有人来开门。北京充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城市最时髦的人,喜欢在故宫旁建餐厅,在中南海旁边的小巷里开酒吧。北京充满了历史的碎片与隐喻,如今,它们都毫无障碍地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工具。

    酒吧是个小四合院。院子中间有窄下的通道走下去,那是林彪修建的防空洞——那是一个中国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年代。房间里挂着革命年代的油画,茶几上陈列着1969年的北京日报,而那四把沙发则是“决策椅”,据说是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榛都喜欢在这里抽烟。房间里那种政治波普气氛扑面而来,因为连酒单上鸡尾酒的名字都是“林彪撞机”、“长征”、“黑猫白猫”,它们分别是蓝色的、红色与黑白混合色的……

    坐在“决策椅”上,喝“长征”、读“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报道……在一丝新奇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第一次进入香港旧中国银行大楼上的中国会。在被称作资本主义心脏的香港中环,你却突然被毛泽东像章、周恩来黑白照片、和身穿类似1950年代中国警察服装的白色工作服、却说一口粤语的服务生包围了……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人开的面馆上挂着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观的咧开着;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家群落里,我不断看到“无产阶级”、“后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些概念的衍生与再解释;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断看到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进行着一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变革”……

    在读亚马蒂亚·森的新书《身份与暴力》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种不安是什么。在伦敦地铁爆炸一周年时,人们发现灾难一年之后,英国社会试图提高穆斯林居民和当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败。森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犹太的社会领袖领导犹太人,它导致的结果是,它只是强调了人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感,却没有社会、政治上的认同感。而人的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分强调其中一点、忽略其它,总会导致理解上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即使在千百万人都手握红宝书时,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隐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经商的时刻,中国人也不仅仅只是消费动物……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要么用6亿无产阶级,或是13亿人的市场,来形容中国,甚至中国人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中国人要么只有政治身份,要么只有经济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纪,那么中国人又只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形象,似乎只有拥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转变为互联网时代,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于了解真相。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破旧的胡同旁崭新的高楼,老北京人散步的后海,变成了酒吧的纸醉金迷。周围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些改变,广告牌、电视屏幕上,报纸的专栏作家,都在提醒每一个人,如何迅速抛弃昨天,拥抱明天,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喜悦与焦虑。我们为自己设计出各种新形象,却仍在为那个简单的命题而困扰: “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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