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非法执法”比“非法营运”可恶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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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执法”比“非法营运”可恶十倍
2009-10-11 01:58:00 来源: 北京青年报(北京) 跟贴 55 条 手机看新闻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遭遇“钓鱼式执法”的上海市民张军（化名）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对方撤销因所谓“非法营运”而对他进行的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日前有消息称，该案已经在上海闵行区法院立案，但原告张军表示对胜诉并无信心，张军称，闽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经常被起诉，“还没有败诉过”。
张军的遭遇并不复杂且十分典型——今年9月8日，张军开车上班，路遇一男子以胃疼打不到出租车为由，恳请张军搭载就医。行至搭车者指定的地点后，搭车者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预先埋伏的七八名“执法人员”强行控制了张军，且进行了全程摄像取证。
当事双方对事件描述的唯一不同，在于张军与搭车者在车上是否谈妥了十元钱车资。张军坚称自己屡次拒绝，因而自己是见义助人，不仅不该被处罚，反而应该受到感谢。闽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则坚称双方已经谈妥价格，因而张军的行为确属非法营运，搭车者和埋伏者的行为均属执法行为，且“规范、合法、有效”。
但分析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无论张军与搭车者是否谈妥了车资（“执法”者也承认张军没有收取车资），其遭遇的都是典型的“钓鱼式执法”，而且是其中最恶劣也最为现代司法实践所不容的“诱使型”手段，即执法者以各种诱惑手段，诱使那些没有犯罪意图的公民产生犯罪意图或行为，然后再对其行为予以处罚。相对于这种“非法执法”所隐含的恶意和恶果，张军即使在诱惑之下产生了收取车资的贪念，也不过小恶而已。进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即使那些真正“非法营运”的“黑车”，其主观的恶意和客观的社会危害，也都远逊于“非法执法”的恶意和恶果。
“黑车”当然可恶，但非法营运的最大恶果，不过是以高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或因低成本而损害正规“的哥”的利益，进而可能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秩序。总之，无论恶意还是恶果，“非法营运”的危害均局限于经济层面。
相反，包括“钓鱼式执法”在内的“非法执法”，无论其主观恶意或客观恶果，均已不限于经济层面，而是像一剂“神经毒素”，麻痹和摧毁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对公德的信仰，和对正义的期待。
张军事件经媒体曝光之后，公众的第一反应是：“今后再也不能当好人了。”“以后遇到有病搭车的，必须一律拒绝。”如此言论，或许一时激愤，真正因此而倒毙路边的悲剧，估计也不会实际发生。但这激愤之词却反映出一种普遍的无奈，本来已经脆弱不堪的公信、公德，又在一次极其阴暗的“引蛇出洞”后，被打中了“七寸”，而且是由执法机关，打着正义的旗号。以挑战、削弱社会公德为代价，任何执法行为都将失去正当性，何况“钓鱼式执法”背后，往往存在着非执法意图的其他目的，譬如高额罚款的诱惑、执法者个人或机构的政绩冲动等等。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款5000多万的辉煌业绩，就不能不让人产生对此丰富想象。当对私利的图谋与对公德的挑战，集中于同一桩“钓鱼式执法”中时，人们感受到的法律，将不再是维护正义的公器，而是蜕变为某些“执法者”牟取私利的工具。
犯罪行为永远都是社会之痛，但如果法律和执法者是可信的，则公众对正义就有信心。反之，如果法律在执法者那里都不能得到尊重，甚至不惜以非法的手段“执法”，则公众将不知该到哪里去寻找最后的庇护。
张军说，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经常被起诉，却“还没有败诉过”。鉴于当下的舆论倾向，公众和张军似乎有理由期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首尝败绩。但人们期待的正义，并非让张军获得一次预设的胜诉，而是一次公开、公正的依法审判。毕竟，公众所获知的所有信息，都是经媒体转述的双方陈述，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公众据此做出的所有议论，也因此不能代替法庭的审理和法官的依法判决。只有在公开的法庭审理过程中，事件的真相和本质，才会通过各方的举证、质证得以呈现。对受理此案法官的真正考验，一是能否有勇气让事件真相如实呈现，二是能否在厘清真相的基础上做出公正的裁决。做到这两点，比做出一个“顺应民意”的判决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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