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母亲讲的胡风故事

母亲讲的胡风故事


沈　宁

    近些时，网上忽然多起来有关胡风先生的文字，每次读到，心里就打颤，因为会想起母亲和外公。

    记不得是几岁头上，读小学几年级，有一天在学校听了讲，回家学舌，随口骂了胡风一句什么。原以为那样表示对党忠诚，会得到父母奖赏，当时中国人谁不是绞尽脑汁向党表示忠诚呢。不料母亲听到之后，脸色一沉，严厉地教训我：记住，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就是不许你说张先生一句不好听的话，他是好人。

    我吓了一跳，第一不懂说胡风不好有什么错，学校老师是那么教的。第二不知道胡风怎么又变成张先生了。第三不明白为什么母亲那么尊敬胡风。那年头大家互称同志，叫先生就表示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家里也已不多用先生称呼人了，母亲坚持把反革命分子胡风称为先生，足见对他十分尊敬。可是看见母亲那脸色，我不敢回嘴，但从此记住了她这句话，不管学校里说什么，我不可以把胡风先生当作坏人。

    后来我们长大了，母亲病重期间，自知时日不多，怕我们忘记家族历史，便时常讲些故事给我们听。其中也有胡风先生两段往事，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全中国大批特批胡风的日子里，母亲坚持不许我们说张先生一个字。

    北伐战争期间，外公带了全家大小（当时母亲不到五岁），从上海偷渡至武昌，参加北伐军，在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做中校政治教官兼军事法庭庭长。也是在那时候，外公结识了胡风先生。胡风先生的本名叫做张光人，北伐时期他自称张古因，在湖北省党部主编一本周刊，叫做武汉评论。因此他曾到武昌军校几次，找外公为他的周刊写稿子。

    那两年间，外公在湖北遇到几次地方农民运动，对当时农会领导人的暴力和相互倾轧作风非常不满，阻止过几次滥杀农民的事件，险被武汉农民运动领袖捕杀。所以国共公开分裂之后，武昌军校师生奉命下撤湖南集结，准备参加秋收起义，外公就悄悄离队，独自脱逃了。藏匿一段时间之后，外公又带了全家大小，逃出湖北，到了江西的南昌，在那里协助民国日报改版。他便请当时也在南昌的张古因先生主持编辑文艺副刊，因此两人来往比较密切。

    不久外公离开南昌，回到上海，几乎同时，张古因先生也到了上海。因为他在上海的住址不定，时常转换，所以就托外公为其上海据点，代为收信。为了收信，那些日子里，张先生每隔一两天，就要到大沽路外公家里来一趟，所以大家就都很熟了。据母亲讲，有时候张先生来，还会给她带个棒棒糖的。

    母亲听外公讲起过，那时期张先生的信很多，而其中最多的是寄自武汉一位女士。张先生来取信时，拿到信后，一面告辞出门，一面就迫不及待，在弄堂里拆开信来，低了头边走边读。

    过了些时，外公见那么多武汉女士来信，又见张先生如此急迫地读她的信，就忍不住生了少年心，那时外公不过才二十九岁。他便收了信后，在张先生来取之前，先自偷偷拆了一封。信是钢笔写的，用的紫色墨水，字迹娟秀，信头上是亲爱的哥，哥字前面空一格，留读者去暇想。

    外公童心萌生，跑到马路上去买了一瓶同样的紫色墨水，回家用钢笔蘸了，在信头那空白格内补了一个麻字。因为张古因先生本来脸上有些麻子，外公在信上这么加了一个字，读起来是怎样结果，可想而知。

    张先生又来取信，告辞之后，仍旧一边走路，一边拆信。外公在窗里张望，见他把信一展，随即颈弯和两耳后面都红起来，然后收了信不再读，低头急急地走掉。从此以后，武汉女士的来信就断了，张先生也便不多到外公家来取信。为此，外公心里很懊悔，但又实在没脸向张先生承认这件事。

    后来张先生到日本去了一两年，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同外公见过一面。以后外公因负疚，不大好意思常跟张先生来往了。抗战初期，张先生到了武汉，主编一个杂志，叫作七月，从此开始用胡风的名字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成了名作家。当时外公随国防参政会也到了武汉，主持艺文研究会，所以两个人又多有来往。

    据母亲回忆，外公多次提及，胡风先生曾私下里对他讲：共产党的工作是阶级斗争，可是中国革命的要求是民族斗争。这多年来，我的苦闷是两种斗争之间有矛盾。不只是我，一般文艺工作者的心里，都有同样的感觉。现在好了，两种斗争是合流了。

    张先生所讲的，是指共产党在延安向全国公开宣布，今后将服从国民政府指挥，共同抗日。外公却从自己的经验总结，不大相信这些宣言，便对胡风先生说：恐怕中共不会甘心做民族抗战的工作吧。今天他们参加抗战，使你的苦闷暂时解除。终有一天，他们又在抗战阵营里搞阴谋，那你和你们的苦闷不是更深了吗？

    胡风先生听了，默然不语。

    那些年间，外公心里还是一直有愧，不敢直接问他那位武汉女士的消息，便转弯问张先生结婚的日子，由此计算，知道张太太不是武汉那位女士了。但是外公始终没有勇气，向张先生讲当年上海大沽路的那件事。

    大概因为内疚，外公很多年总是忘不了张先生，而且一直很关心张先生的情况。母亲说，外公曾经感叹过好几次：张先生是热忱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可是就因为他满怀这么一份民族的爱和祖国的爱，他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的整肃。

    一九四九年秋，外公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而张先生留在北京，两人天各一方。不过几年，张先生就遭到整肃，被外公不幸而言中。母亲说，外公在台湾听说此事，心里一定会很难过。也因此，母亲不准我跟着当时社会风气，批评胡风先生。

    我家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时候，胡风先生早已经被整肃了，我家因外公的关系，也是泥菩萨过江，父母终日提心吊胆，自然不敢去同胡风先生联络。后来多年，北京情况，众所周知。文革末年，母亲终于支持不住，辞世而去，就再听不到那些真实而感人的往事了。

    现在读到许多纪念胡风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老人家其实一直健在到文革以后，真替他庆幸，但也暗自不免觉得遗憾。如果我有机会见他一面，亲口告诉他老人家：他最孤独的时候，在北京城里，至少我家五口人，还有远在台湾的外公，是仍然非常尊敬他的，那该多好啊。

    愿张先生在天之灵，得到永远的平静。

来源:华夏文摘 第七○二期   时间:2004年9月10日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布时间:2004-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