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目标与展望

China's Economy, China, Global Economic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U.S. Economic Growth

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

• Save
• Print
• E-mail
• Share
  • Delicious
  • Digg
  • Diigo
  • Facebook
  • Google
  • LinkedIn
  • Live
  • Newsvine
  • StumbleUpon
  • Yahoo

2009年2月17日 —

相关内容

金融危机对美中经济关系的影响

Eswar Prasad, 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 February 17, 2009

Top 10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Facing America's 44th Presid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October 10, 2008

Can China Grow Itself Out of Trouble?

Wing Thye Woo,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26, 2009

更多相关内容 »

目前经济衰退意想不到的深度和全球性

中国2009年的经济状况看起来不容乐观。2008年9.0%的GDP增长率没有代表2008年第四季度2.6%的环比（q-o-q）增长率。尽管温家宝总理于2009年1月底在达沃斯论坛预测中国经济2009年增长率将为8%，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1月的预测是6.7%，低于2008年11月8.5%的预测。2009年2月估计农民工失去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是2008年12月估计数量的两倍；另外预计将有600万至700万农村居民加入农民工行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2009年1月份下降了3.3个百分点，预计2009年2月份将下降6.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持续超出中国政府和大多数外界分析家的预测。

中国经济活动水平大幅下降的情况也在世界各地出现；2009年环比增长率：第4季度是：日本-12.7%；美国-3.8%；德国-2.1%；意大利1.8%；英国-1.5%；欧元区-3.4%。2009年总体增长预测：美国-2.3%；日本-3.4%；欧元区-2.7%（花旗集团，2009年1月22日）；世界总产值为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1月28日）。中国出人意料的经济下滑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如表一所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调低2009年不同国家的预测增长率，例如，2008年7月预计欧元区2009年增长率为1.2%，而2009年1月的预测则为-2.2%。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产值下降？

2007年10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创造出13%的喜人经济增长率，这巩固了胡锦涛主席的政治领导。因此预计，应对通货膨胀将成为政策的主要焦点，经济技术官僚对信贷额度的执行从宽松转向严格，规定每家银行均必须遵守，并开始人民币的加速升值。GDP环比增长率从2007第四季度的10.8%降为2008年第一季度的7.3%；2008年第二季度为11.8%，第三季度为6.2%。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下滑主要归因于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以及其他国内因素，因为2008年头三个季度的出口增长没有下滑的迹象，10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率为19%，与2008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月度增长率一致。

出口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11月份猛跌至-2.2%；2008年12月份为-2.8%；2009年1月为-17.5%（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变）。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从1至9月份的两位数（2008年9月为11.4%）剧降至2008年10月份的8.2%，2008年11月为5.4%，2008年12月为5.7%，而农民工失业人数大幅攀升无疑是中国出口市场负面冲击导致的后果。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源自政策诱导的经济下滑，并由于出乎意料的美国、欧洲和日本深度衰退而极大恶化。

不断深化的美国经济衰退由全面信贷紧缩引起，而全面信贷紧缩源自美国金融系统的突然压缩，这种突然压缩始于六年来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2007年次贷市场崩溃。房地产泡沫仅是金融资产普遍定价过高的一个突出表现。投资者展现的这种“非理性的繁荣”由一些相互影响的因素产生：CPI的选择（而不是包括资产价格的价格指数）不是作为主要的指导方式用来指导货币决策；经济专业人士的态度过于乐观，认为资产市场在使用信息时大多是理性的（“有效市场”假说）；金融监管机构的失职（例如对有关马多夫庞氏骗局的举报视而不见）；对新的金融工具监督不充分（例如次级贷款抵押债券）；以及评估机构合谋瞒报风险等。

《纽约时报》2008年12月26日的头版报道“美元转移：美国口袋空了，中国腰包鼓了”称，有些分析家声称美国房地产泡沫可以继续，只是因为中国继续将巨额贸易盈余投资于房地美和房利美债券，从而阻止长期利率上升。我反对以下这种论断：中国的金融鸦片通过长期贸易盈余流动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其重要性足以与错误的货币目标、有缺陷的债券评级、不称职的金融监管及对金融创新的得意自满等原因相提并论。Pogo的结论“我们遇到了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我们”是个更有说服力的诠释。

对于那些相信除非制止中国金融鸦片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美国，否则无法解决美国金融危机的人来说，他们将会坚持认为，美国财政部7870亿美元的刺激一揽子方案、美联储扩大的金融命脉、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重组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除非奥巴马政府还实施以下在华盛顿流传多年的两项提议之一：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货品征收27.5%的关税，以及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40%。（实施任何措施的第一步则是宣布中国犯有操纵货币罪。）

然而，甚至Pogo也是错误的（即我反对中国贸易失衡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必要因素是错误的），我认为在全球衰退期间开展贸易战不会改善，而只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

中国的两难境地：短期政治权宜与长期经济效率

2008年11月，中国宣布一个为期两年的刺激一揽子方案，总额为4万亿元（5860亿美元），约占每年GDP的7%。显然中国将在必要时增加刺激措施。我的观点是，除非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否则中国在2009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接近温总理的8%的目标，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6.7%，即2009年和2010年达到7.5%。国有银行将会乐意遵守增加贷款的命令，因为它们现在不会为将来的呆账负责。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现在能满足更多贪婪的投资欲望，因为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将会使利润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该刺激一揽子方案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会合谋将公共资产转为自己的私人财产。

同时，在经济危机的掩盖下，地方政府现在为了鼓励投资，将忽视最近加强的有关环境保护、工人安全和医疗保险的法律。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增长7.5%的代价随后将由国有银行资本结构的调整及更加枯竭的自然环境来支付。

中国创造高度可持续增长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像一辆高速行驶了近30年的汽车。近期可能导致车祸的高概率故障可以分成三类（1）硬件故障，（2）软件故障，及（3）动力供应故障；参见Woo的文章（2007年）。

硬件故障指经济机制故障，类似于汽车底盘的崩溃。可能的硬件故障有（1）银行业危机造成信贷紧缩，转而造成总体经济生产混乱，以及（2）预算危机，需要削减重要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而且还可能引发高通货膨胀，同时造成收支平衡困难）。

软件故障是治理的缺陷，通常造成广泛的社会秩序混乱，会破坏总体经济生产，阻碍私人投资。该状况类似于人们在急速行驶的汽车上争斗而导致车祸。软件故障可能来自（1）目前高速增长战略造成大量不公平和腐败，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扰乱经济活动；以及（2）国家无法对上涨的社会期望做出充分反应，因此导致社会动乱。

动力供应故障指经济因为触及自然极限或外部强加的限制而停滞，这种状况类似于汽车耗尽汽油或点火钥匙被外人拔出。动力供应故障的例子有（1）环境崩溃，例如气候变化；以及（2）中国出口因贸易战而崩溃。

中国的领导层对防止和适当应对大多数硬件故障具有一定信心，因为它知道可以从其他国家以前的硬件故障中很快学习到技术解决方案。只要技术官僚们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政客们相对具有非意识形态的思维，偷学别人的经验是一种有效处理硬件故障的策略。

在2006年10月11日结束的中国共产党（CPC）1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出现了关于什么是最可能的诱因的有用线索。第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承诺中国共产党到2020年将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计划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将包括一个法治民主社会；一个基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以及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该承诺显而易见的含义是，目前中国主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趋势可能不会通往和谐社会，或者至少不会足够快地通往和谐社会。困难在于软件故障和动力供应故障对领导层来说更难以处理，因为其解决方案在政治上更加困难，通常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并需要尚未具备的科学知识。

在中国改善治理，防止软件故障的需求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与旷日持久的体制建设过程相结合，意味着其监管体制或者缺失或者无效。近期最广为人知的监管失灵发生在食品和医药部门，如滥用化学药品以降低生产成本，导致额外的有毒代用品被加入牙膏、止咳药和动物食品中；在儿童玩具中使用铅涂料；在渔业中过度使用抗真菌药和抗菌药。在劳动保护中也有大量监管失灵现象，如拖欠工资以及在山西和河南省的砖厂中强迫被绑架的儿童劳动等。

但是，不充分的治理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紧张的唯一原因。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能够使经济高速增长，还引发社会高度紧张，因为在过去10年间，它在进一步减少极端贫困和大幅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及地区收入分配方面遇到巨大困难。1999年至2005年间，每天收入为0.5美元的农村人口比例实际上从1998年的1.9%增加到2005年的2.8%。在最近的研究中，亚洲开发银行发现中国可能是当今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基尼系数在2004年达到0.473，最富的20%人口的总收入是最穷的20%人口总收入的11.4倍。

现在实施同样的经济政策将不会产生与经济改革初期相同的有益结果，因为发展问题已经改变。在经济发展的首个阶段，提供更多的工作足以大幅降低贫困。目前，许多穷人首先需要帮助（例如通过教育和健康干预赋予他们人力资本），以便能够赢得工作机会。中国涓滴机制的弱化对未来社会稳定不是个好兆头。

被称为“社会事件”的公众骚乱事件从1993年的8700件陡升至1999年的32500件，然后升至2004年的74000起；群体事件的平均参与人数从1993年的8人上升到2004年的50人。显然，如果中国拥有更好的治理，群体事件的数量将会更低。如果政府的行为能够被独立机制密切监控，那么政府将会在调停冲突中更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会在农村地区实施更多项目以增加人力资本形成，政府官员会更少滥用权力，而政府也能够对其行为负起更多责任，。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改善治理中有三个因素非常重要：民主机制，新闻自由，及司法独立。中国防止软件障碍的挑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达到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并将自身转变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派。

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在环境上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的发展模式为中国在世界上带来污名，它正在污染越来越多的水源，而且，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气候模式。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目标并非是个选择，因为毛泽东主义的格言“人定胜天”与通过中央计划创造繁荣一样是不现实的。

水资源短缺似乎为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带来最直接的环境威胁。目前，中国利用了每年8000至9000亿立方米可用水源中的67%至75%，而且按照目前的水消耗趋势，水利用率在2030年将达到78%至100%。由于供水不均衡以及过去15年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的用水状况实际已经相当危急。现在，“中国660个城市中就有【约】400个城市面临水短缺，其中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1]中国北方半干旱期的延长加上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使地下水的抽取越来越多，导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三到六米。

沙漠正在扩大（可能在加速扩大），由于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森林开伐及不良的灌溉活动，人类似乎成为罪魁祸首。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大沙尘暴的频率大幅增加，造成“中国北方长达几个星期的航空混乱，使高科技生产陷入瘫痪并加重呼吸系统问题，沙尘最远可漂流至日本、朝鲜半岛，甚至美国西部。” [2]

中国北方变得更加干燥并遭受沙漠化的同时，大自然似乎是为了补偿（或嘲弄），自1998年后几乎每年在中国南方连降暴雨，引发大洪水，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及财产损失。[3]糟糕的可能性是北方的干旱和南方的水灾可能并不独立，而是来自中国的污染导致的混合作用。关于这种可能性我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显然，没有水，经济增长不会持久。作为应对措施，2002年政府开始实施毛泽东于1952年提出的南水北调工程，即建造三条运河：东线沿海运河从江苏到山东和天津，中线运河从湖北到北京和天津，西线运河从西藏到西北省份，每条运河将超过1000英里。[4]东线运河（将在已有大运河的一部分上施工）的建设于2002年开工，中线运河建设开始于2003年。西线运河工程预计于2010年中部运河第一阶段建设结束后开始。

这种庞大的建设项目不仅具有技术挑战性，而且在政治上特别敏感，并充满环境风险。中线运河必须在地上悬河黄河的巨大堤坝下打通隧道，而西线运河必须从容易结冰的地区输水。西线运河引起激烈辩论。一些科学家认为它“将导致生态破坏，弊大于利” [5] 因为它“可能造成巨大的气候变化···【以及】改变的水流和水温将导致鱼类及其他水生物种急速减少。” [6]

事实上要解决水短缺问题，水资源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目前有大量的水被浪费，例如只有50%的中国工业用水得到循环利用，与之相比，工业化国家为80%， [7] 而且中国产生1万美元GDP需要消耗3860立方米的水，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仅为965立方米。 [8] 这种低效率用水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民、工厂和家庭享受着世界上最廉价的水” [9] ，即使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10]

然而，有个不幸的可能性是，除非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彻底改正，无论是价格机制还是三条运河均不能解决中国的水问题并使经济呈现可持续性增长。现在有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大量排放的炭黑（不完全燃烧的碳产生的微粒）对日益加剧的北方干旱和南方洪水气候模式的变化起到重大作用。[11]因此，除非中国大幅减少炭黑排放量，否则将意味着（a）中国规模巨大的造林计划在减少北方沙尘暴方面不会成功，因为如果降雨量日益减少，树木将不会存活；而且（b）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运河的数量必须越来越多，以满足中国北方的用水需求；

缓和动力供应故障：汇率和贸易不平衡造成的紧张

中国被指责操纵汇率，导致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而由于失业率增加和工资降低，美国政府的福利也被减少。另外，一些观察家强烈声称持续的巨大贸易不平衡将迟早导致中国急剧通货膨胀，使得美国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利用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40%就具有道义上的必需性。但事实与上述声称相反，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的直觉被误导；参见Woo的文章（2008年）。

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对美国劳动力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大大夸张了。1999年至2006年的平均失业率为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91年至1998年为6个百分点；蓝领工人的总薪资（包括福利）在1991年至2006年间得到增长。为使蓝领工人的实际报酬大幅增长，将医疗费用置于控制之下非常重要。除了快速的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创新是本时期另一个重要趋势。后者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因此尽管面临进口及移民劳工带来的更激烈竞争，劳动力收入仍然获得增长。加快的技术进步的负面结果是导致更频繁的工作离职，这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工人的焦虑感，因为美国是经合组织中社会保障最不完善的国家。这些焦虑引起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困扰，而其产生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巨大的贸易不平衡，而是在于经济全球化及省力的技术进步加速而需要的大量结构性调整。美元贬值及贸易壁垒将减缓结构化调整的进程，但不会阻断它，因为美国结构调整的另一主要动力（非常可能是较大的动力）是技术进步。

声称中国膨胀的国际收支盈余致使中国人民银行放松对信贷增长的控制是错误的。中国的银行面对信贷限额，如果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限额的持续上调，信贷增长不会在2003年至2007年保持高位。原因不是没有技术能力控制货币增长，而是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派系政治的政治现实。换而言之，即使中国国际收支盈余在2003年至2007年间没有获得现实增加，中国人民银行也会在这一时期安排明显的货币增长量。

声称人民币（RMB）对美元升值40%将会减少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代表了期望而非经验的胜利。当日元对美元平均汇率从1985年的239跌至1988年的128时，美国的全球经常项目逆差仅从占GDP的2.1%下降至1.7%，因为日本公司开始在海外投资，并从那里向美国出口。同样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成功减少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但不会大幅减少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因为美国将会从中国的进口供应商转向其他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供应商。结果则是，中国不满意，而美国也不会比以前更高兴。让我们作一个有益的回顾，当日元升值巨大，而美国全球贸易赤字仅有轻微回落时，打压日本以一种新借口继续：额外要求日本必须取消它对进口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存在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其不正常的金融系统不能作为不断增长的储蓄进入投资的媒介。个人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没有各种金融机制能够，第一，通过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缓冲风险；以及，第二，将储蓄转变为教育贷款、房屋贷款、和其他类型的投资贷款。中国落后的金融系统使个人储蓄率比美国高出7.0至12.2个百分点。

减少美中贸易关系摩擦的最佳解决方法是一系列强调多边行动的政策，以达到几个重要目标。仅专注于调整一个地区（中国），仅利用一种政策工具（人民币升值）进行调整，而且只关注一个政策目标（外部失衡）是糟糕的经济和糟糕的政治。

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国会应加速减少财政失衡；增强社会保障以及提升年轻工人的技能；并使医疗保险独立覆盖每个雇主。除完善贸易调整协助（TAA）计划外，建立工资保险也是一个优秀的做法，它使美国社会保障网络更符合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驱动的结构调整形式。后者造成的职业陈腐化不应通过建立广泛的技能提升计划（如培训贷款、学徒津贴）并完善正式教育系统，特别是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而得到改善。

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显而易见，短期系列政策有三个方面。首先，始于2005年的人民币升值应该在目前的全球危机结束后恢复升值。其次，国家支出（如农村基建投资和农村健康项目）应予以突出，以吸收过剩的储蓄，重点是进口密集型投资（如购买飞机和送学生出国留学等）。

现在能够普遍听到一些呼吁，即要求中国减少投资及增加消费以再平衡其增长途径。这种消费引导型增长是个矛盾的说法，因为增长要求扩大生产，而这不能通过降低投资来实现。正确的再平衡是用贸易盈余支付消费增长，而不是利用国内资本积累。政府所引导降低投资的消费增长将充分利用已有生产能力，但会缩减生产能力的扩张，造成GDP增长率降低，从而减缓对中国富余劳动力的吸收。此外，中国在达到G-7的技术水平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技术进步要求投资更多的现代资本设备。因此，增加消费并减少投资的政策不仅是减缓增长的政策，而且是减缓技术进步的政策。

消费可以在不降低投资的情况下增加，通过如下途径，第一，国家提供综合健康保险制度、全面养老金制度、以及大规模奖学金计划；以及第二，金融系统提供更多复杂的金融产品，如教育和房屋贷款，及各种类型的保险方案，并停止对私人投资者的歧视。现代金融系统的建立要求竞争性国内私人银行的出现和成长。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协议时被要求2007年允许外国银行在平等基础上与其国有银行展开竞争，它不允许出现真正的国内私人银行的行为类似于一种自我厌恶。

美国和中国应合作采取什么措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数大幅下降。随着美国减弱其保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现在是中国通过承担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管理职责，表明它是一个负责任的相关利益方的时候了，中国已经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目前为止中国在向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中起到消极作用；在中国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巴西和印度担负起领导发展中经济体阵营进行贸易谈判的职责。据美国贸易代表Susan Schwab称，2007年6月在波茨坦举行的G-4（美国、欧盟、巴西和印度）会议上，由于“它们害怕不断增长的中国进口”，巴西和印度退出原先降低制造业关税换取发达国家减少农业产品补贴的立场。[12]波茨坦谈判的破裂伤害了许多作为农产品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

现实是巴西现在正试图通过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越来越多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正对多边协定日益谨慎，因为它要求削减关税，使它们更深刻的面临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相反，它们寻求与富国拟定双边协定，这适合双方的需求。”[13]中国和美国现在必须共同承担起领导责任，防止多边自由贸易解体。中国不可能在一个不和谐的世界中建立和谐社会。为了自身和世界的利益，中国必须帮助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而现有的世界大国不应将此曲解为中国发动的高压攻势。

美国和中国在伦敦G-20会议上：团结一致还是分别被绞死？

目前的全球衰退显然表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仅应关注自身的稳定，而且应关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以便实现快速的国家复苏。中国和美国不但应利用财政刺激直接稳定自身（从而间接稳定其他国家），中国还应利用其巨大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也应利用美元发行权力直接帮助稳定其他地区的经济，以间接稳定自身。这两套稳定行动方案都应通过，因为它们是相互加强而非相互排斥的。

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G-20会议上，中国和美国应重点讨论财政刺激和货币放松政策的全球协调、在全球各国促进出口和进口限制时避免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监管金融机构和会计实务的全球协调、以及促进美联储向其他管理良好的新兴经济国家扩大双边互惠额度临时网络等行动。应当设立一个特别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GFCS），承担关于这些问题的全球协调工作，并作为一个自主单位（以世界银行的方式）临时安置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步是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可以防止因每个国家扩张政策不可持续性而造成的贸易平衡恶化。

中国和美国还应支持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工作小组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要增加多少资源以应付全球金融火灾，将管辖权提高到怎样的范围以便授权它改善金融市场的监管，以及如何彻底重建所有权以便它拥有合法权力向各顺从经济体施加它的意志。虽然改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非常理想的，但美国和中国应意识到，亚洲抵御金融传染更佳的首道防线将是一个得到极大加强的套换业务机构，即亚洲金融基金（AFF），因为现在亚洲整体上拥有足够的储备，可以阻挡针对其成员一部分的无保证投机性袭击。必须强调的是亚洲金融基金的核心任务是抗击金融传染，而不是调整经济管理不善导致的国际金融收支平衡。

亚洲金融基金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模根本不可能（当然，也无能为力）扩大，因此不足以拥有关于大部分国家的深入知识，也无法及时对每个国家的危机做出最适当的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的技术能力即使不会注定令新兴经济国家失望，但新兴经济国家却对出现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长时间感到失望。就有目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所进行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充满争吵，因而会被拖延。

现在，东亚拥有薄弱的换汇额度网络来捍卫其货币。宜通过两项行动加快现有套换业务融入亚洲金融基金的进程。首先，已有的套换业务规定，累计提款超过一个国家配额的20%时，将要求该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这种“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应被删除，因为1997-98年的痛苦记忆使每个如此做的东亚领导人无异于政治自杀。第二，因为亚洲金融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坏运气成本而非不良经济政策成本，删除“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要求套换业务建立监督机制，对其成员请求的紧急贷款实施资格预审。没有这种监督机制，亚洲金融基金将不会达到有意义的规模，因为没有成员会愿意冒险将很大一部分储备交给该基金。

为何G-20应该支持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诸国眼中根本缺乏合法性和信誉。如果需要，将全球金融监管的任务转交给扩大的国际结算银行将是个更好的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放弃扩大管辖权的梦想，而是成为一个更专业化的组织，为世界承担宏观经济监督的任务，并为新兴经济国家国际收支平衡提供帮助。联合国是最具合法性的全球性组织，其临时监护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的行为将会，第一，是G-20发出的真诚希望做出多边主义努力的良好信号；以及第二，共同声明现在到了重新分配全球责任国家份额的时候了。

美国为何应该支持亚洲金融基金？美国和世界其余相关利益方将成为亚洲金融基金的成员，正如它们现在是亚洲发展银行有影响力的成员一样。在与亚洲打交道时，美国应更少依靠在全球领导中形式上起主导作用的强权，而是更多依靠美国的软力量，例如帮助亚洲为其利益做到最好（这是美国重新接触亚洲的良好开端）。亚洲金融基金将逐步扩大成为一个亚太经合组织级别的机构；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良好伙伴，因为在分析出人意外的快速席卷性危机并防止危机扩大时“两人智慧胜一人”。

4月2日会议的关键是，重点应该放在对抗全球经济衰退上，而不是改革国际金融架构；4月2日会议之外的关键是，提高全球公共商品供应的更佳方式不是仅仅增加现有供应商的规模，而是在增加供应商数量的同时寻求提高现有供应者的绩效。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的建立将促使同步实施宏观经济刺激和协调金融市场监管。美国对亚洲金融基金的支持将是向包容性美国方式的急需的改变，这种方式就是采取多种形式处理各种具体的多边事务。如果G-20能够在4月2日针对这些明确的经济任务采取果断行动，世界就能拥有更多信心，开放的国家利益得以实现，同时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等更为艰巨的任务也得以完成。

参考

Menon、Surabi、James Hansen、Larissa Nazarenko、和Yunfeng Luo, 2002年, “中国和印度炭黑的气候效应”，《科学杂志》第297卷，9月27日，第2250-2253页。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月。

Woo、Wing Thye，2007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治理结构、贸易争端和自然环境挑战”，《比较经济研究》，第40卷，12月第4期，第572-602页。

Woo、Wing Thye，2008年，“了解美中贸易关系摩擦的来源：汇率争论将注意力从优化调整上转移”，《亚洲经济报》第7卷第3号，秋季，第65-99页。

[1] “中国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海峡时报》，2004年1月3日。

[2] “种植数十亿棵树，而沙漠中连一个坑都没有”，《纽约时报》，2004年4月11日。

[3]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7年）报告：“地区降雨量分布表明，在中国北方、西北东部和东北的大多数地方每年降雨量下降非常巨大，平均下降速率为20-40mm/10a，而中国北方的下降最为严重；同时中国南方和西南的降雨量大幅增加，平均增加速率为20~60 mm/10a······全中国极端气候/天气事件在过去50年中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北方和东北的干旱以及长江中下游和中国东南部的水灾变得更加严重。”

[4] “雄心勃勃的运河网络企图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南华早报》，2002年11月27日。

[5] “中国水利计划播下纷争”《华尔街日报》，2006年10月20日。

[6] “中国的水利计划打开了科学与国家之间的裂缝”，《美国政治家报》，2006年9月10日。

[7] “中国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3日。

[8] “逼近的水短缺威胁拉响警报”，《海峡时报》，2004年6月10日。

[9] “水消耗将很快使中国出现高温干旱”，《南华早报》，2006年8月8日。

[10] “逼近的水短缺威胁拉响警报”，《海峡时报》，2004年6月10日。

[11] Menon、Hansen、Nazarenko和Luo (2002年)。

[12] “Schwab对印度和巴西的立场感到惊讶”，《金融时报》，2007年6月22日；以及“中国的阴影笼罩多哈失败”，《金融时报》，2007年6月22日。

[13] “巴西、其他国家推动在多哈之外达成贸易协定”，《华尔街日报》，200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