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评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3

吴敬琏：
我认为当然千头万绪，因为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完善法制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的堆积，而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应该要全面地进行，但是这中间我还是愿意指出一点，我认为这里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
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刚才茅先生讲了很多的很好的意见，当然他是成思危副委员长的意见了，但是我想到有政府分化的问题我有点不太同意，为什么你只是说到了地方政府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比如我刚才讲到的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能建立，我认为还是中央的某些部门。所以分也不在中央还是地方，分也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好政府的工作，还是违背这个要求。应该说我们的政府部门有些做得是很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那么做得不好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认为政府现在做得不好的政府赶快端正自己的行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两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就是不该做的事，要赶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两件事，一个就是微观干预，什么事情都要去管。前段时间我在甘肃调查，一碗牛肉面就由政府来管，这怎么管得了呢？另外一个就是支配资源的权利太大。政府不应该作为市场的交易的一方进入市场，不应该有这样一种谋取利益的地位。应该说有一些政府部门这种分立化的趋向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你必须管好，比如说宏观经济的稳定，我这儿讲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是讲的微观。比如说很多问题，都有微观的方面，有宏观的方面，比如价格，价格问题，宏观的方面是价格总水平，这是宏观的方面，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价格问题的微观方面是个别价格，那个不是政府管的，是除了很特殊的情况。这个宏观经济稳定要靠什么呢？首先是货币政策，又要多发票子，又要物价低，那是做不到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还有一个，政府现在在舆论引导上作用大于其它的国家。舆论引导的问题，澄清混乱思想，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他能够决定可以讨论哪些事情不能讨论，现在就出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地方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那这样一个社会舆论环境，它怎么能够支撑我们这个大的改革？怎么能够做到思想真正解放呢？那么他就会在原来思想禁锢之下来思考问题。
主持人：
刚才谈到了国家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在企业，在我们个人，最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吴敬琏：
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了，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因为在这个环境下，我总是很担心我们的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或者企业家整体的立场上，去顺应扭曲了的环境，说得不好听叫同流合污。就是有些企业家说有一种说法，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在大概有10年以来的讲话里面多次对我们企业家朋友说，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做生意人的一条秘诀，但绝不是我们现代的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可是有的企业家就来跟我说，他说你说从长远来看，你这样做最后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不这样做，我明天就死了。那我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说两条，一条，这个环境是不好，我承认，你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环境上的原因的，但是应该站在我们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这个环境，也就是说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第二，人还是有点精神的，要注意，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还是要讲这个原则的。
主持人：
对于我们个人呢？
吴敬琏：
对我们个人，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就是尽我们的本份，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好起来。
主持人：
我们来听听茅老的意见。
茅于轼：
关于改革的前景，我很同意厉老师、吴老师在他们演讲当中提出来的问题，要解决整个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吴老师提出他写的一个IT行业的例子，我们政府的近视和部门利益怎么妨碍了我们大的前景。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政治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人？改革的阻力是什么人，这里提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改革还有戏没戏，我们改革的动力能不能冲破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减少他们对改革的妨碍。我们回想一下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改革的动力是极大极大的，改革的阻力是极小极小的，阻力大概就是“四人帮”有一些少数人，动力呢，不管是知识分子是老干部是农民，也包括工人，都要求改革，所以那个改革是势如破竹，一往无前，可是到了现在30年以后，我们说改革目的是什么？谁得到改革的好处，谁妨碍改革，这个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希望，要让它实现，要把改革的力量组合起来，削弱分化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主要一个是政府中间有一部分改革的激进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大地发挥民间的组织，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不管它是传媒的，是做慈善的，是做科研的，是做商会的，行业学会的，这些力量要普遍地发展，他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就转移了，他们的力量就可以分化了。还有就是要依靠国际，全世界的发展这个势力非常大，中国不可能只身抵抗，只要我们保持对外开放，国际的大潮流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所以今后我们很多美好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够组织起改革的动力，有利地推进改革，分化改革的阻力，这是我最希望的事。
主持人：
刚刚我们谈到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最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又应该本着什么样的思路和措施来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呢？
厉以宁：
思路仍然是这样，首先一点，停滞和倒退是没出路的，应该反复去思考这样做，停滞。然后再这个基础上应该看到，前进过程中总有困难，总有阻力，但只要是符合正确方向的，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就行了。
主持人：
吴老。
吴敬琏：
我看到最近广东省委提的一个口号，就要开展继续进行思想解放，进行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的改革，来促进大的发展。我想思想解放的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我最近读了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材料。看在70年代末期，邓小平、胡耀邦他们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腾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后来30年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但是现在看起来，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间被批评、被清理的一些思想，现在好像又回来了，这个事情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而且思想解放要不断地进行，不但是这样，过去一些思想、人，常常有“反组”现象，过了一些年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了。另外世界在变化，在发展，在前进，那么思想要跟上，所以也有一个继续解放思想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现在急需要要办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经济学家能起的作用不一定那么大了，我想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丰富自然宝库，但是要秉持一个什么态度？就是要尊重别人，要进行理论的思考，要进行认真的切实的探讨、自由的讨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有了哪些需要推进的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主持人：
好，茅老。
茅于轼：
刚才吴老师讲的就是过去一些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有点卷土重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非常高度的警惕。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文革的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清理过，整个理论体系是比较混乱的，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那就是要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过去30年，我们基本上是这么个态度，就是过去的争论不谈了，我们往前看。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不谈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清理，你解放思想以什么为基础，是对过去的认识为基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要有一个彻底的批判，这才能够看出什么是方向，什么是错误，这是比较重要的事。
吴敬琏：
不知道我们传媒界的朋友怎么看？我们回答了这么多问题，我想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主持人：
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谈到的所有的想法都是应该是我们传媒界去努力去宣传去推广的。
吴敬琏：
像毛教授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许是下面一段反正你们要剪，可以不播。
你们台有个大国崛起。
主持人：
是我们经济频道的节目。
吴敬琏：
我觉得很好。后来有一个姐妹篇，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只看了一集就没有往下看了，为什么呢？它里面开始讲到了我们过去说到的的挫折，就出现一个词，这个词伸缩已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如何，有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吗？刘少奇副主席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说得很好，后来变成他一个罪状，他说：我看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那个时候说的是很婉转了。怎么这个词又来了呢？所以我就没有兴趣看下去了。
主持人：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节目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回去一定再认真地加以讨论、修改。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围绕中国改革三十年话题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厉老、吴老还有茅老今天围绕中国改革三十年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还有启发。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再见！
2008-01-13 14:58:34 阿健 (北京)　　以下是下午的,下午的我没去现场听,大家一起看文字吧.
曲向东：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第十届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的现场。今天下午的论坛由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们在光华的同学刘芳菲一起主持。
刘芳菲：
大家好。今天是北京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是在这个百周年大讲堂里我们感受不到丝丝的寒意，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接下来让我们伸出你们双手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每一位经济学家为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而鼓掌！
曲向东：
如果说今天上午听演讲的各位来宾都发现上午三位演讲嘉宾，包括成思危先生，这四位演讲先生，应该说他们很好地概括了他们三个人独特的绰号，无市场、厉股份，还有茅维权，他们三个名字浓缩了过去30年也展示了未来的多少年，应该说下午的演讲更加有意思，因为下午都是年轻力壮的经济学家，跟未来的关联会更加密切，所以他们今天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我觉得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抓住，不要错过，很可能再过30年又会有新的绰号出来了。
刘芳菲：
首先有请东道主张维迎老师致辞。有请。
曲向东：
有请。
张维迎：
首先我代表光华学院欢迎各位！今天上午的四位学家他们在这30年当中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上午的论坛非常精彩，每一位参加人都学到了，我本人也学到了很多。这一次这一次论坛，第十届光华论坛，我们的目的就是开启中国改革0年纪念的重要的学术活动。所以我们在选演讲嘉宾的时候，是用了很多心思，就是怎么能够选择出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在经济学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并且仍然活跃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就像刚才主持人向东讲的，我们上午是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下午就是相对年轻一代，我想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我们的力量。我自己在论坛的册子上有一段话，就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确实非常不容易，从计划经济，我们完全否定市场，到改革开放初期部分的承认市场到92年之够我们完全地承认市场，经历了几代人，可说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不少的对市场经济的质疑和不理解，我个人非常担心这些质疑和不理解如果变成了政策或法律，对我们未来国家的发展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的影响。在这个时刻，我想经济学家有责任站出来，为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光华新年论坛这个平台是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我们也希望在各位演讲嘉宾之后，留出一段讨论的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提问，与我们的嘉宾对话。
我再一次感谢大家，预祝今天下午的论坛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曲向东：
谢谢张维迎院长。张院长的意思是别看我头发白，但是我依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当然这的确是事实。演讲之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各位控制好时间，必须在6点钟时间，每个人最少有20或者30分钟接受提问。
今天下午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经济学家是林毅夫先生。有请。
林毅夫：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好，我今天想谈的题目是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我觉得在光华第十届被大光华新年论坛谈论中国改革30周年的评价与展望，这个会开得非常好，今天无论是在上面讲的人还是在下面听的人，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收益者、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推动者。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在78年底刚刚开始的时候，原来我们并没有预想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因为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无非是20年翻两番，所谓20年翻两番，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起来，是7.2，当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样的7.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以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方式的改革，一提出来以后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已经取得非常巨大的成绩。因为从1979年到1990年那段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9.9%。那段时间，前后12年，我们的经济已经翻了一番多的，而且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达到15.4，12年的时间，我们对外贸易是增加了5.6倍，那段时间农民的增长速度年均的收入增长速度是达到9.9%，城市里面的增长速度达到5.9，城乡的差距是在缩小的。这样讲起来的话，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不仅让中国经济取得十多年的持续增长，对外也是越来越开放，而且城乡差距也是在缩小，可以讲说我们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国际经济学界普遍不看好中国的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因为农村人口比较多，农民进了厂以后，收入可以提高，但是中国的本质问题，比如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此认为中国的改革即使又开始前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但这很可能会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崩溃，等等这样的论调。那么这种看法，在国外是相当有市场的。当时比较好的改革方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舒克疗法，包括价格应该一次性地全部放开，推行市场化，对国有企业产权应该一次性地改革进行私有化。同时政府应该维持预算的预算数保持宏观的稳定，这是舒克疗法的三个主要内容。这种理论，我想或者是这种建议，从理论上来讲是非常完整的，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市场经济，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在价格配置上面的功能。而价格配置要有这个功能的话，资源配置的这种功能的话，价格当然必须由市场上面的这种供给跟需求的紧张来决定的，也就是价格必须完全自由化才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价格信号要起到资源配置功能的玖，当然必须微观者必须有积极性，来追求在市场当中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是由私有产权这样的企业微观的决策者才会真正地按照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价格信号要起作用的话，当然不能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等等，因为要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价格信号配置的功能够会消失，所以政府应该维持预算的应验数，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那这样的休克疗法，可以讲是由当时非常著名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的，代表是（英文），认为东欧的改革虽然起点是晚的，经济开始的时候会有段时间的下滑，但是由于体制上面的完善，应该会很快地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他们认为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有一个杰克克，开始下滑，之后增长，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双轨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大灾难，应该会崩溃、停滞，但是我们知道，事实的 发展并不是像理论的预期那么，因为东欧国家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首先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像俄国、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万，并且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上面还出现了崩溃，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最近，经济才开始恢复增长。当然了东欧的国家表现好一点，前苏联国家表现得更差一点。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在东欧当中最好的应该讲是波兰，波兰大型的国有企业，迟迟是没有私有化，也就是没有真正地按照休克疗法所讲的三个内容来进行。另外在前苏联国家当中乌兹别克斯坦是表现最好的，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同样对它的国有企业是没有私有化的。我国当时国际理论界的预期是中国经济要出现大的危机，但是我们在1990年以后，国民经济当中确实是向休克疗法当时的主张者那样认为的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确实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它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城乡的差距是在扩大的，金融是比较脆弱的，社会当中有很多腐败的现象，还有我们的社会发展有些相对滞后的，环境恶化的情形额是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是以更速度在发展。78年年底到90年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得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从90年一直到2007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变成10.5，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4倍，外贸方面，人均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5.4变成了90年18.8，这段时间对外贸易增加了18.8倍，为什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理论的预期却跟事实的发展相违背。我想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思的时刻。我们认为理论的功能是在解释现象并且是在预测现象，如果根据理论进行预测的现象跟我们的期望是不相符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理论下的背景关系找到切入点对现象的发展进行干预，然后让它产生我们比较所预期的现象。
从前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跟苏联东欧转型的比较当中，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在预测转型现象的时候，这个理论是苍白无力的，这种现象下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现有的理论在预测转型发展的时候跟具体的实际发生的方向有差异呢？同时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间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种渐进双轨的改革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理解界抱怀疑的态度。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跟任何理论一样，都有一定的角色前提，现代经济学实际上从亚当斯密开始我个人的看法，它都有一个暗含的假定存在于市场当中的企业都有自身的能力，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应该说啊可以不用套任何外在的保护或补贴，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如果管理好，这个企业在竞争当中就能够赚钱。
在这种状况下根据这种假设建立的理论体系，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在市场当中不赚钱的话，他得到的答案一定是管理有问题，可能是企业家的能力，要到商学院来学MBA，或者公司治理有问题以及市场的竞争不充分等等，当然这样的企业家看东欧以及苏联的改革当中他们当然就会从这个切入点看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要是仔细研究，在转型中的国家，实际上它有很多企业即使管理没有问题，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即使管理没有问题，它也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东欧以及其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他们普遍推行的都是希望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去建立一些当时看起来非常先进的、资本非常密集的这种重工业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样一个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重工产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主要是农业资本相当稀缺的要素比较起来的话，是不符合它的比较优势的。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种想优先发展产业当中的企业，它是不能够跟国外既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竞争的，它必然是要亏损的。既然必然亏损，没有企业补贴，那就不会有人投资。所以为什么在没有国家干预之下，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存在的原因。但是现在国家把它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必然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保护补贴还有优先发展产业当中的这业企业。大家这些保护补贴就包括对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扭曲，比如重工业需要很多资本，而且投资的时间非常长，但是对一个资金非常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话，如果按照市场来决定，利率非常高，他就没有办法投资建设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项目，因此就要人为地压低利率，而且关键的机器设备必须从外进口，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机器设备非常贵，就要人为扭曲它的汇率，人才、价格等等的扭曲，可以说也是有这样一个原因。
当然把利率、外汇、原材料、价格扭曲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那些价格受到扭曲的，不管基金、外汇、原材料出现短缺，求大于供，为了保证这些稀缺的资金和外汇、原材料，要优先发展他想要发展的产业的话，就要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并且当你有计划配置资源以后，市场的竞争被取消，在那种状况之下，企业微观的这种经营的绩效就没有一个参考性，因此，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进行很多干预。这样就形成了，我把它称为，计划经济时代三位一体的体制，由于发展战略的目标跟这个国家发展阶段的要素结构比较优势结构相冲突，因此在宏观的价格环境、资源的配置体制以及微观的机制方面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可以讲每种干预都形成了一种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本身都是内生的，这个内生的目的就是在这种目的之下让政府有能力来配置资源，固然靠这套体系，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把重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必然也出现经营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资源的配置没有效率等等这些问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改革之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它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当然要改革，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该比较好。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普遍认为改革的有效方式是一次性地跳过这条鸿沟，然后把市场经济的所有的体系都建立吸收，但是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实际看到在苏联、东欧为什么他们修改了以后反而通货膨胀率那么高，而且经济是下滑的？原因是原来的那些体系是内生性的，它是由于有大量的重工业当中的企业缺乏自身能力而存在的，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解决重工业体系，都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问题的话，实际休克疗法的三个政策建议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就像那个理论讲的体系一样，没有办法三个同时的目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把所有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这企业就会破产。破产的话，对于这些转型国家来讲，有两个原因是不可接受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重工业的企业通常非常大，一个企业可能是雇佣50万个人，100万个人，我们知道，像俄国、前苏联，在西伯利亚有些城市，一个城市是百万人甚至更多，就只有一个企业是重工业的企业，如果它破产的话，那么整个城市的人都失业的话，社会就不可能稳定，政治上就不能接受，甚至不仅是这样子。因为重工业的企业对这些国家来讲，还是认为是先进的产业，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石，还要继续让它发展。比如俄国来讲，今天以它的经济规模来讲，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它是世界八强之一，它所以是世界八强并不是因为他经济实力，而是因为军事实力，军事实力是建立在原来所建立的重工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为他们的国家的国际地位，它也不允许那样的企业破产。这样不允许它破产的话，私有化了以后，那么这些私有化的企业老板会不会自己来补贴这些企业发展当然是不会的，反而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跟过去一样国家要保护补贴，而实际上，当然以后，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它的积极性是会比在国有经济的时候跟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的，因为如果这个企业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人员，他可以以这个为理由跟国家要保护补贴，拿到保护补贴以后不能直接放在口袋里，如果直接放的话是贪污、犯罪，当他私有化以后，当国家去发展这种这种优势，把这个产业作为保护的话，他跟国家拿的越多，口袋里放的越多是天经地义的，这样对国家的义务并没有改变，但是企业跟国家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休克疗法以后，它是预算软约束的情形更为厉害，国家实际上给的保护补贴是更多的。
那么理论上是这么推论，90年代初我参加很多讨论曾经这么一段。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这样的，因为你比如说在2002年时候，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书叫做苏联东欧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在那本书当中有大量的实证的证据证明在苏联东欧那些大型企业私有化以后，它保护补贴是增加的，不是减少的。在私有化以后，保护补贴增加，但是我们知道私有化以后，实际上政府的征税能力是下降的，保护补贴要增加，征税能力要下降一政府就只能用印方式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来给那些保护补贴，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反而比休克疗法的改革好呢？原因是首先我们知道，中国的渐进的改革方式是第一个放权让利，让农民，让工人，维护自主权变为部分的拥有者，革命化变高了。在一些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允许农民、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进入，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那我们经济也符合比较优势，资源配置是提高的，所以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对原来赶超部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那部分继续给予必要的补贴、干预，这种情况下就不会破产，所以稳定跟经济快速增长就可以同时达到了。
当然了，这样的改革方式由于原来旧的计划体制安排的存在，经济还是有所干预，有所扭曲的。另外也有市场安排的存在，这两种体制就不会发生冲突，因此就会出现现在我们国内经济当中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地当市场接轨越来越大的时候，明年经济接轨越来越大的时候按，一方面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一方面原来的扭曲也就越来越少的时候，才会并到完全视同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渐进的感觉比休克疗法的效果好。
为什么这样？时间有限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结论有两点，第一点是在一个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由于过去推行的战略，必然对经济当中有很多干预，这些干预，一方面可以达到干预所要达到干预单方面达到的目标，也会造成很多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些干预是内生的，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变它的话，必须从造成内生制度安排的外生方面着手，如果不是从造成这些内生的制度安排的外省原因着手的话，经常会出现这些推行的改革方式，有很好的案例，就像休克疗法，但是可能让经济从丝肯贝斯，如果外省的条件不改变就把它取消的话，就可能从次优变成三优四优的，而且比原来的效果还差。这是我们从苏联、东欧看道的情形。
第二点，我觉得这也我们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做贡献的一个机会。我前面谈到，现有的经济理论的体系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而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由于国家想去赶超去补贴、扶持少数产业这样的一个情形，因此，在发达国家它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形可以假定是存在于市场当中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它的理论体系以这个作为暗含的前提来建立是合适的，可是在转型中国家，实际上我前面谈的，存在很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滋生能力的这种情形。不仅是这样的，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不在社会主义阵营，同样也是推行赶超或者进口替代或者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违背他们比较优势的战略。在那种状况下，他们当然也建立了很多不存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当然他们效果也是非常差。同样要进行改革，要进行转型。
进行改革、转型的，如果我们没有把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这个问题给予共识的话，以华盛顿共识来进行的改革，发现的情形跟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80、90年代，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个情况下进行华盛顿共识改革，我们根据我们根据维斯尼的研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以后的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多努力，但是它的经济的平均的增长速度以及经济的波动比60、70年代还大，同样没有达到他们改革的目标。由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于转型中国家中的现象，因此我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就应该把暗含的假设放弃掉。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现象背後的企业到底有自生能力还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没有自生能力的原因是什么，由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我相信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贡献的，同时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下一阶段的改革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