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专家黄靖：中国模式仍面临严峻挑战_2

“中国模式”的瓶颈

《南风窗》: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您对“北京共识”有何看法？

黄靖:我们要和其他模式相比才能得出结论。与“华盛顿共识”比较，“北京共识”的三个基本点是:第一，集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为了整体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权利，所谓主权高于人权，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在这个理念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经济的自由，但国家有垄断经营的权力；第三，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

从社会发展的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来说是先经济后政治。人类社会有两个终极追求目标:繁荣与自由，能同时取得两种目标当然很棒。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同时达到两个，只能取其一，我们如何选择？有东亚与拉美两种不同模式。现在证明首先发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模式不能带给人类社会繁荣，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所谓东方、西方文明的区别无关——所谓“亚洲价值”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

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在工业化之前，人的经济独立性很差，只能依赖集体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经济现代化后，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份自己的日子，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

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经济现代化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土地)转移到了头上(大脑)。一个人只要学到知识技能，就能移动，从而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资源的可携带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而不应该是“革命”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主体都是无产阶级，那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团结。有些东西争取不到也不会硬拼，因为他们懂得完全剥夺别人的权利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不被剥夺的权利。在长期的讨价还价状态下，最终就达到目的。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几百年来的变迁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实际也正在变。

《南风窗》:一个改良的社会是不立不破，而非不破不立。那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需要“立”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扩大民主？

黄靖: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分配不均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不公正和不正义，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比如现在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

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新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分配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说，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瓶颈阶段。因为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定要触及并改动制度，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实现民主转型呢？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多讨论。但我认为必须先把其中的具体条件厘清。真正的、理性的问题应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能够完成民主转型？比如，增加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公民社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经济、舆论、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政控制，等等。只要具体地谈，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在发生，而且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始的，有些还十分糟糕。如果只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而不谈条件，要么是无答案，要么就是革命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上世纪80和90年代，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行动包括局部的“骚乱”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不是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是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当成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谈，还是一种政治制度谈。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

当人们为理想而参与政治时，革命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为某个主义和理想而奋斗，追求的是完美，这必然产生超强的排他性，特别容易走极端，互相之间的斗争也必然是你死我活。

而当人们懂得为利益而要求参与政治之时，便是民主制度发端之日。追求利益者，决不放弃，但也懂得妥协的必要。中产阶级都是过去所说的革命的“骑墙派”甚至是“两面派”，但它们却是通过渐进改良推进民主制度转型的社会基础。

执政者其实可以衡量，若不让人们为利益而参与政治，其实便是迫使人民为理想而奋斗。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答案其实很清楚。现在《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大行其道，其实表现的都是社会中人们对理想憧憬和追求开始上升。这实际上很可能是中国目前的安定团结局面下所隐藏的真正政治危机。

《南风窗》:具体来说，从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

黄靖: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定义是程序决定民主，这是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所谓“控制程序者是独裁”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妥协制度化。在法制的保证下，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程序的权利。

目前世界上起码有五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政治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一是权力制度化。即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由职位而设定，而不是因人而定。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制度来界定的。第二是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所谓“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机制的产生和巩固。第三是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在权力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领导人一旦退休，其权力也随之移交。这都是权力制度化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制度上最实质性的进步。而中国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刚刚开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方面，中国则非常薄弱，人民的声音依然处于一种无序的表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要么不得其门而入，要么引发激进的行动。

目前来看，一味压制只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对抗。与其筑坝，不如开渠。发展并加强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尤其是政策制定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向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必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