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专家黄靖：中国模式仍面临严峻挑战

2009年10月12日 16:31南风窗【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8条
编者按
所谓一个年代的定义，似乎都是那个年代的休止，而非开始。经历了数十年所谓的后现代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预测至今影响深远——20年前，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说，历史已经走到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将最终统治整个世界。“福山主义”最念念不忘的，是把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巨人，纳入西方世界的版图。
但走过20年，“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似乎变得更加专制独裁；实施渐进改革，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慢慢确立其独有的“中国模式”。从本世纪初“中国模式”概念兴起以来，学界的讨论此起彼伏、著述汗牛充栋。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新一波“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更为引人瞩目。就此，本期对话栏目邀请黄靖教授发表自己的看法。
黄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祖籍山东，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目前，他也担任新华社资深国际经济分析师以及中国国际与战略基金会的顾问。
“中国模式”的未来
— 专访黄靖教授
叶 蕴
中国模式受到根本性挑战
《南风窗》:经历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似乎相比起其他国家，其损失来得要小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靖: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直白来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其实是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GDP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外资投入锐减，而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保护和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即便经济复苏也未必能解决目前保护主义兴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的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GDP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2001年，这个比例突破35%，2007年是 55.6%，去年高达57.3%。
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市场和就业层次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年均增长率高达9%，但中国的“实质就业市场”(Meaningful Job Market)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1%，实际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代人的就业生涯不会有提高，可能从17岁到47岁都是做同样的低技能工作，工作技能没有提高，更谈不上更新换代。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20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45%~50%以上。中国经过30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50%。两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
《南风窗》:按照您的说法，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很脆弱的，那何来人们一直议论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黄靖:虽然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但整个中国经济实体还是很强大的。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提供了巨大机会。实体经济的抗压性比较大，恢复的基础强、速度快。
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但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南风窗》:危机过去，这个优势会不会又是桎梏，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即使在应对危机方面，人们对这个优势也不是没有疑虑，比如说对民生和就业重视不够，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黄靖:是的。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颇符合目前部分人士的一些主张。如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国家对分配的干预，保证弱势群体不被过分剥夺；保证强势团体不对资源作过多掠夺等等。这种主张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欧洲的各种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力并不强。他们通常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期得势，经济一旦转衰则通常是保守党上台。
如果说，国家干预对目前的民生和就业等问题并没有显著效果，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仅仅靠国家行政干预来保证正义、公平和正当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家干预本身的正当性就很难保证。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国家对经济的大力干预，但过于理想化的建议执行起来容易走火入魔，往往形成灾难。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因此，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现在要做的，恰恰是要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否则，危机过后，强力的国家干预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不利因素，将造成致命影响。我们知道，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最近民众对中石油用低廉的价格团购房屋反应强烈，表明垄断经营不仅导致了巨额利润，而且已经开始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例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今年来解决了近70%的就业问题，而这与他们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比例是极其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