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经济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7:47:55
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目的何在？
在今日中国，“经济发展”这几个字是很神圣的，被称为中国各种工作的“一个中心”。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当然也是指经济的“发展”。而使许多学者们得意的事，正是中国25年来骄人的“经济增长率”。应当说，这个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也把世界吓了一跳，好像中国真的要“崛起”了似的。在国内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中国已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于是，事情似乎是，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了刀刃，中国其他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历史。
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几个字并没有今天这般高级，那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更神圣得多，叫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然，当时最神圣的是“伟大领袖”本人，他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经济”二字才在狂暴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算有了一个位置，当然是从属于革命的位置。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文革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这时，理论家们大概又想起了列宁所说的革命成功后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于是在70年代末期，中国便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是为“一个中心”。后来，又出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显然，“两个基本点”也是不能少的。事情好像是，对于已经有经济特权的那部分人群，必须有稳固的政治权力来保障其经济政策（例如要在“价格双轨制”中得利），这对他们也是很要紧的。否则，搞“经济建设”干吗呢？就因为“经济是基础”吗？
从这个简单过程可以看到，建国30年后，“经济发展”终于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
但是，我认为，事情到此并没有完事。显然，国家的很多工作，可以以“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就是说，围绕着“一个中心”还要做许多工作，例如财政、金融、税收、投资、引进外资、发展民营经济等等许多。这些事情要做，也是为了“经济发展”这个目的。
经济发展本身成了目的。但我不解的是，“经济发展”又为了什么？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这话通不通呢？通常，中国学者提问到此为止，在他们看来，只要经济发展了，那就行了，到了头了。但我还是要问：“经济发展”为了什么？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省略。我以前就在《李志宁网页》（www.lizhining.net）中说过，经济发展有目的，而且只有两个，两者必居其一：
（一）为了“少数人”富起来。
（二）为了“多数人”富起来。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也可以用时髦的话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而在我看来，中国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说到底，也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取向”，而只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取向”。因为自改革时起，中国的一切，都开始为“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剧烈地运转起来。这个，被高级权威人士大模大样地称作“大政策”，生怕人们把这点弄错了、矮化了。于是，其他一切政策，都不过是“小政策”了。于是乎，“少数人”三个字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圣经，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25年来的事实，也很显然：
如果“价格双轨制”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扩权让利”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承包制”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两头在外”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大搞房地产”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机关创收”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大银行小财政”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项目审批”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股市圈钱”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医疗改革”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教育产业化”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那么，这些事情就成了“政策取向”，或者就成了政策本身。
一句话，只要是能够使“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么任何所谓“经济改革”的内容，就会立即实施。不要争论，先改了再说！“不争论、先改”也是个非常奇特的办法，换言之，就是任何“道理”都不必讲了，任何“真理”都毫无价值。这在全世界也属罕见。无疑，这个办法本身，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的健康，而只是为了使“少数人”得以谋利而出现的。
有了“少数人”这个政策取向，蛋糕就只有那么大，那么很自然，“多数人”就自动被甩到了一边。也可能，前一段时间，多数人也想钻进、或挤进“少数人”里去，但是有进去、有出来，最终“多数人”还是被甩出来了。当然，许多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及他们的子女亲属，是不可能被甩到“多数人”里去的。终于在90年代到0年代，在中国，“多数人”困难了、沉闷了、伤心了。这个历史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多数人”的利益，在伟人眼里，究竟在什么位置？人们很难找到。举例说，房屋私有化，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使劲，究竟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直到90年代和0年代，人们才明白过来，相当多的人发生困难了，甚至困难到极点。买房，成了“中国人民”中绝大多数城市家庭的最大支出。人们不难算出，即使北京的人均工资，现在也不过1.6万元/年左右，而一个两室一厅，也在四五十万元以上。人们拿什么钱买房呢？拿工资？笑话。如果要吃要喝要看病要读书，人们挣的工资，一百年也买不起一套房子。所以显然，要买房，绝大数人必须在“工资”之外去“搞钱”。怎么搞钱？那不管了，报纸只管高声歌唱中国人的“收入”提高了，欣逢盛世，过上了什么“好日子”，公然向人民扯谎。而人们为了搞钱，则绞尽脑汁，到处钻营，社会风气只能越来越坏、越来越邪。中国目前的犯罪活动，已经猖獗到建国以来的极点，所以会变成这样，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
最帮闲的是那帮主流经济学家，做着道貌岸然的一副可爱模样，费尽唇舌，花样翻新，摆出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顾一切的样子，但他们的言论，说到底，不过就是：要拼命推动中国的“大多数人”去向“极少数人”贡献自己的血肉！
如此而已，这些所谓学者，讲的倒是不少，其中还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吗？没有了。
有人认为我说得不对。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而这一点还是对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相比，实在是天差地远。首先西方国家有严格的法制，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制”的严格管制之下，行贿受贿、贪污、假冒伪劣、假广告……，都是严格取缔的，并且会受到严厉打击。其次，西方国家有“社会保障制度”。在北欧西欧，人民享受高福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绝无冻馁之虞。
西方“市场经济”的这两个基本点，中国有吗？没有。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了，华美的大楼到处拔地而起，据说近年来全世界的水泥有一半倾倒在中国的大地上。超市的货架上也已经琳琅满目，供应充足。而且在全世界的商店里，几乎到处都堆满了“中国制造”的便宜商品。中国人应当很骄傲了吧？不过，“全民的骄傲”并没有发生。似乎和理论家们的意愿相反，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反而经常愤愤不平、很有怨气。于是高层人士批评了，早在80年代，人民就被指责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里要表达的含义很清楚，就是：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应当心存感激，应当感恩戴德，为什么还要发牢骚？甚至还要闹事，引发什么“群体事件”！
这种现象，包括经济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明白其原因。他们大概认为，“分配”问题是无所谓的一件事，即使“少数人富起来”，人民也不应当有怨气，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人民应当接受和面对。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年的老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80年代，人民的不满，被指责为“红眼病”，吓得中国人民好长时间不敢吭声。但人民长时间不出声，是不合乎规律的，于是90年代人们又被指责为有“仇富心理”。似乎人们对“少数人”有不满，这种事情比什么都糟糕、比什么罪孽都要深重。
我认为，这种对老百姓的指责，没有一点道理。人民“吃一点肉”那是劳动所得，不是额外的恩典，不是皇恩浩荡。而华贵大厦、高档享受，和中国的“多数人”几乎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人们连说点对现实不满的话都不行了？表达不满，这是老百姓的权利，到了今日世界，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制定了“不许批评国家政治或政治领导人”的法律和罚则。倒是，当老百姓骂娘时、上街游行时，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就应当好好检查一下自己了。否则，它们就可能被人民用选票“民主”地撵下台。
在中国，也许现在已经没有这项法律，但从建国时起，就常常把“批评”定为“攻击”或“反对”。有人攻击党、攻击政府、攻击领袖，这还得了。对于此项罪名的惩罚，也常常是最为严厉、最不留情的，因此发生了很多不应有的生命悲剧。特别在文革中及文革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伟人和国家的“批评”，往往成了一种莫大罪过。文革中，国家就颁布了所谓《公安六条》，明文规定了：凡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属于现行反革命行为。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种打击有多么可怕。在这样一种“国情”下，“谏议制度”固没有，“谏议精神”也谈不上了。所以，国家一旦发生了错误，“批评”者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刘少奇地位已经高至一国元首，一旦批评了“大跃进”，也付出了沉重的、可怕的牺牲。
另外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我国20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代价实在太高昂了。
自然资源方面，由于工业污染在中国的“广泛深入”，全国80%以上的河流遭到污染，城市水域受污染率已高达90%以上，1/3的农村居民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2001年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中国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1/3的国土正在荒漠化；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每年流失的宝贵土壤在50亿吨以上；华北的沙漠化前锋已经逼近北京；全国660个城市中已有500多个缺水，有100多座大城市供水不足，北京的人均年供水量目前也不过只有300立方米。我想起，在资源保护还保不过来的时候，国家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有水快流”，于是全国大量的矿产资源很快就面临枯竭；至今天，我国现有资源型城市118个，已有50多个面临资源衰减状态。严峻的资源耗竭的局面，在不过三五十年时间里，就要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人的眼前！但今天，大家仍然欢天喜地，歌舞升平，有哪些中国官员着急了吗？有哪些中国经济学家着急了吗？没有。
据报道，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是日本的11.5倍，是美国的4.3倍，是法国的7.7倍，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每万美元GDP的水消耗，美国是514立方米，日本仅208立方米，而中国高达5045立方米，中国人真能用水呀；另据公布，2003年中国每万元人民币GDP用水为465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8-2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有人总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9个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事实真是如此。这种“经济发展”，对中国人民是负责的吗？
此外，在人文方面，为了“少数人”利益的经济发展，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人不再有同情心了，中国人不再有责任感了，要让孩子学会在“无情的竞争”中生存，在“丛林”中要学会作豺狼虎豹，否则就会变成它们的食品。人们的心肠已经变了，20几年来，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亘古未见的“假冒伪劣”产品大泛滥，生产能致他人死命的假酒、假药、肮脏的注射器，在许多中国商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一丝不安。所以，可怕的是，医院的垃圾，竟成了“抢手货”！据报刊4月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超过50%的农村居民遭受了假冒伪劣产品的“袭击”。我们的农民兄弟，从遥远的年代就为革命流血流汗，他们在“革命成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在25年间，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创造不少“历史之最”：中国“人口买卖”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中国公安司法中的冤假错案之多、之重、之离奇，也是史上少见。中国目前的卖淫嫖娼规模如此巨大，恐怕早已经超过了“性产业”合法的那些历朝历代。
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代价，但不止这些。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的“成果”也是令人痛苦的。让我们再来更具体地看一看。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现在，中国有约1%的人口富起来了。这个富人的比例，远小于当年农村的地主富农。这就是说，99%的中国人没有真富起来。其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群，生活很困难。中国出现了巨大无比的“贫富鸿沟”，在世界若不是首屈一指，也会是位列前茅。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当代“社会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当代社会主义不能容纳“民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但令人不解的是，当代社会主义却可以容纳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很多具体事实更令人恐惧，在广东甚至发生了“奴隶劳动”，而在当代上海居然还“惊现”了包身工，这是一种比18世纪的欧洲还要恐怖的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
据公布，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4-5倍。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则为20倍以上。因此，一般职工的收入，我们若假设为1000元/月，那么企业老总们的收入则为2万元/月以上。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不免奇怪了，每月收入2万元是中国的富人吗？不是的，差得远了，中国的富人可以花几千万元买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万元买一艘私人游艇，他们还常在国外豪赌，一晚上输100万美元依然情绪高涨。这才是中国的富人！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他们的钱是怎样来的？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明白。
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中国1%的“少数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香港的《南华早报》2005年5月间报道，“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有1000万到1300万人组成”。合于我们上述估计。另外，在2005年春节期间，国内有件事情，没怎么引起人们注意，即：2月份，居民储蓄存款额增加了5654亿元！报纸上出现巨大标题，经济学家和媒体当然是兴致勃勃。但我看到之后，直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情况只能说明，中国极少数的富人，趁着今年春节又捞到了大量的钱。因为，在2月份这个短月里，全国的“工资总额”能有多少？依我估计，不可能超过1500亿元。所以，中国富人们这时又弄到了花不完的钱，达到“全国工资总额”3倍半以上！
尽管中国的工资部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但中国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约能占货品总成本的30%左右，据报比西方国家高出3倍。不难想象，在“物流”中，在流通中，有多少钱又如流水般地流进了那“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袋里。
这些，都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富人们带来的。
在20几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得到了什么？无疑，在总体上，得到了低工资、甚至是世界罕见的超低工资！这也就是，我们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工资换来的“竞争优势”！
这样的“优势”，到底有什么好呢？我有时想，没有也罢。但是不行！前几年，我曾经在关于“劳动研究”一个小讨论会上，亲耳听到一位“教授学者”激动地说：“中国现在的工资还是太高了！没有竞争力！还要再低！”这使我不由大吃了一惊。我问他，是否有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不屑地说：“我不需要统计，我有例子。有例子就够了。”
我说：“只有例子不行。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例子来说明任何观点，但是要说明真理，必须有统计。如果你没有统计数据，我可以告诉你。”
当然，他很生气。但同样恼人的是，真理并不会有人生气而走样儿。事情的实质，仍然是冷冷地摆在那里：就是说，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被弄到了贱而又贱、不能再便宜的地步。亿万中国劳动力，变成了“最便宜的商品”，这究竟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但是经济学家们眼光自有不同，好像这样一来，我们中华民族反而赚得了“大便宜”似的。
当然，若是“低工资”也弄到了这些“专家学者”头上，他们的说词也可能会有些变化吧。
据2005年5月份报纸消息，在美国有人估计，过去10年来，“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就是中国的便宜商品“有竞争力”的结果，实质上，美国消费者的这个利益是由中国劳工的血汗提供的。现在，中国的学者大讲中国25年来的经济发展奇迹，倒不难解，为什么连外国也有人赞不绝口，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原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给国外投资者带来了巨大利益。据报道，仅只从1990年到2004年，外来投资者们就向境外总共汇出了2500多亿美元。然后，当便宜商品到了国外的时候，国外的消费者又再次得了利。
那么，中国的多数人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能得到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
据2005年5月间消息，目前中国全部就业人员共计7.52亿人，其中城镇就业约为2.65亿人，城镇的在岗职工约为1.06亿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是多少呢？据公布，中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16024元。其中：机关职工1.6万元、事业单位职工1.5万元、企业职工1.4-1.5万元。有些所谓“大行业”职工2004年平均工资则高达6万元。因此，除了这些“大行业”的职工，约有一亿“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每月不过1200-1300元。
另外，我们不知道在城镇的“非在岗职工”的工资是多少？肯定会少得多。我估计，能有个600-800元/月就很不错了。但据2005年6月间新闻：据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达1000亿元。这还得了了吗？假设每个农民工平均一年工资为1万元，就是说，起码有1000万“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了1年。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在中央电视2台上看到：北京有的建筑业的民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连非常粗糙质劣的饭菜都尚未吃完时，就又被工头吆喝着上工。还有的“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高温中工作，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
由于80年代开始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这样一种自毁生态的政策，现在即使在农村，大量的农民也开始从事“工业”了。而任何有工业生产常识的人，都应当清楚知道，相比农业的田间劳动，工业生产场所具有很大危险性，机器的动力巨大、运转速度很快、化工厂有不少有毒物品，操作工人必须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劳动保护。但在农村，这些都极其薄弱，因为没有动力，也没有规定。当然，即使有规定又会怎样？在那些“农民企业家”看来，如果连这些也要花钱，那这些农村工业还会有几个钱利润！
目前在中国，很多农民在从事“工矿业”劳动，无论进城务工、还是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或各种矿场，他们很缺乏劳动保护，缺乏对“职业病”的防治。目前，中国的业主们，无论公私企业，往往不拿工人的“保障”当一回事，更不要说那些“身份”更为低下的、可怜的“农民工”了。这情况，往往使我感到悲愤。20多年来，许多中国的“资本”不仅一直在滴血，而且越滴越多，越来越血腥。这与当前的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准相差太多。为什么不少境外资本家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办厂？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有“资本”可以发挥其本性的空间，这里有世界罕见的超级低工资，这里可以甚至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这里对工人的工伤和职业病可以“低成本”地予以对付，这里还可以随意解雇工人而不会有工会的抗议和罢工。
第二，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全国1/3左右的劳动者已经患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
常识告诉我们，工业生产常常会引起工人发生各种“职业病”。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要加以防治，要给予特别补助。但是对于“农民工”，这种本来已很薄弱的环节就更加薄弱，于是，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到目前中国已有超过2亿劳动者患有各种“职业病”。由于缺乏劳动保护，估计患有可怕的尘肺病的人全国不少于100万。
这也是中国为了“经济发展”所支付的代价。为了获取“成本”的优势，我们还支付了沉重的人文代价。这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了。
第三，尽管经济发展了，但由于贫困，许多穷人看不起病了。报载2004年第三次全国医疗服务调查结果是，全国竟然有45%以上的患者应该就诊而未去就诊，有近30%的患者应该住院而未去住院。又例如，另据报道，中国每年应该有130万肿瘤患者得到放射治疗，可是目前约有100万患者得不到治疗。就是说，77%的患者没有得到治疗。
“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这问题是不难回答。但是据报道，目前的中国只有15%的人口能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童工”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16岁以下的童工究竟有多少？外国人说很难得到统计数字，但估计有高达1000万的学龄儿童正在从事劳动。现在，16岁以下的儿童失学率正越来越高。即使在学校里，也还有不少农村学校的小孩子，在干着与他们体能不相称的劳动，为学校赚钱，也就是为那些学校头头们和部分教员赚钱。孩子们甚至在做着制造鞭炮、或拆卸电子垃圾这样的高危险工作，我真难以知道，中国人的良心都到那里去了？
每读到鲁迅先生在87年前写的“救救孩子”，都感到惊心动魄，看来：我们穷苦的孩子们，许许多多至今还没有被救出来！
第五，中国经济的确是有所发展，但人民的精神健康，并未与此成正比。
现在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杀身亡，起码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个比例虽然比日本的“自杀率”略低，但要知道，中国从来不是个有自杀传统的国家。“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一句中国的俗话，表明自古以来的中国老百姓，虽生活艰难、但是留恋人生，很对自己的亲人们负责，而不愿只让自己解脱、而使亲人痛苦。那为什么现在的“盛世”中，竟会有那么多人自杀？这不是很悲惨的事吗？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健康，就不会出上述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有正确的目的，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健康；
如果我们完成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有正确的目标。
作者：李志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在今日中国，“经济发展”这几个字是很神圣的，被称为中国各种工作的“一个中心”。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当然也是指经济的“发展”。而使许多学者们得意的事，正是中国25年来骄人的“经济增长率”。应当说，这个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也把世界吓了一跳，好像中国真的要“崛起”了似的。在国内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中国已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于是，事情似乎是，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了刀刃，中国其他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历史。
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几个字并没有今天这般高级，那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更神圣得多，叫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然，当时最神圣的是“伟大领袖”本人，他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经济”二字才在狂暴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算有了一个位置，当然是从属于革命的位置。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文革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这时，理论家们大概又想起了列宁所说的革命成功后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于是在70年代末期，中国便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是为“一个中心”。后来，又出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显然，“两个基本点”也是不能少的。事情好像是，对于已经有经济特权的那部分人群，必须有稳固的政治权力来保障其经济政策（例如要在“价格双轨制”中得利），这对他们也是很要紧的。否则，搞“经济建设”干吗呢？就因为“经济是基础”吗？
从这个简单过程可以看到，建国30年后，“经济发展”终于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
但是，我认为，事情到此并没有完事。显然，国家的很多工作，可以以“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就是说，围绕着“一个中心”还要做许多工作，例如财政、金融、税收、投资、引进外资、发展民营经济等等许多。这些事情要做，也是为了“经济发展”这个目的。
经济发展本身成了目的。但我不解的是，“经济发展”又为了什么？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这话通不通呢？通常，中国学者提问到此为止，在他们看来，只要经济发展了，那就行了，到了头了。但我还是要问：“经济发展”为了什么？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省略。我以前就在《李志宁网页》（www.lizhining.net）中说过，经济发展有目的，而且只有两个，两者必居其一：
（一）为了“少数人”富起来。
（二）为了“多数人”富起来。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也可以用时髦的话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而在我看来，中国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说到底，也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取向”，而只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取向”。因为自改革时起，中国的一切，都开始为“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剧烈地运转起来。这个，被高级权威人士大模大样地称作“大政策”，生怕人们把这点弄错了、矮化了。于是，其他一切政策，都不过是“小政策”了。于是乎，“少数人”三个字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圣经，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25年来的事实，也很显然：
如果“价格双轨制”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扩权让利”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承包制”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两头在外”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大搞房地产”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机关创收”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大银行小财政”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项目审批”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股市圈钱”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医疗改革”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如果“教育产业化”能够为少数人谋利，……
那么，这些事情就成了“政策取向”，或者就成了政策本身。
一句话，只要是能够使“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么任何所谓“经济改革”的内容，就会立即实施。不要争论，先改了再说！“不争论、先改”也是个非常奇特的办法，换言之，就是任何“道理”都不必讲了，任何“真理”都毫无价值。这在全世界也属罕见。无疑，这个办法本身，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的健康，而只是为了使“少数人”得以谋利而出现的。
有了“少数人”这个政策取向，蛋糕就只有那么大，那么很自然，“多数人”就自动被甩到了一边。也可能，前一段时间，多数人也想钻进、或挤进“少数人”里去，但是有进去、有出来，最终“多数人”还是被甩出来了。当然，许多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及他们的子女亲属，是不可能被甩到“多数人”里去的。终于在90年代到0年代，在中国，“多数人”困难了、沉闷了、伤心了。这个历史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多数人”的利益，在伟人眼里，究竟在什么位置？人们很难找到。举例说，房屋私有化，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使劲，究竟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直到90年代和0年代，人们才明白过来，相当多的人发生困难了，甚至困难到极点。买房，成了“中国人民”中绝大多数城市家庭的最大支出。人们不难算出，即使北京的人均工资，现在也不过1.6万元/年左右，而一个两室一厅，也在四五十万元以上。人们拿什么钱买房呢？拿工资？笑话。如果要吃要喝要看病要读书，人们挣的工资，一百年也买不起一套房子。所以显然，要买房，绝大数人必须在“工资”之外去“搞钱”。怎么搞钱？那不管了，报纸只管高声歌唱中国人的“收入”提高了，欣逢盛世，过上了什么“好日子”，公然向人民扯谎。而人们为了搞钱，则绞尽脑汁，到处钻营，社会风气只能越来越坏、越来越邪。中国目前的犯罪活动，已经猖獗到建国以来的极点，所以会变成这样，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
最帮闲的是那帮主流经济学家，做着道貌岸然的一副可爱模样，费尽唇舌，花样翻新，摆出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顾一切的样子，但他们的言论，说到底，不过就是：要拼命推动中国的“大多数人”去向“极少数人”贡献自己的血肉！
如此而已，这些所谓学者，讲的倒是不少，其中还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吗？没有了。
有人认为我说得不对。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而这一点还是对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相比，实在是天差地远。首先西方国家有严格的法制，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制”的严格管制之下，行贿受贿、贪污、假冒伪劣、假广告……，都是严格取缔的，并且会受到严厉打击。其次，西方国家有“社会保障制度”。在北欧西欧，人民享受高福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绝无冻馁之虞。
西方“市场经济”的这两个基本点，中国有吗？没有。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了，华美的大楼到处拔地而起，据说近年来全世界的水泥有一半倾倒在中国的大地上。超市的货架上也已经琳琅满目，供应充足。而且在全世界的商店里，几乎到处都堆满了“中国制造”的便宜商品。中国人应当很骄傲了吧？不过，“全民的骄傲”并没有发生。似乎和理论家们的意愿相反，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反而经常愤愤不平、很有怨气。于是高层人士批评了，早在80年代，人民就被指责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里要表达的含义很清楚，就是：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应当心存感激，应当感恩戴德，为什么还要发牢骚？甚至还要闹事，引发什么“群体事件”！
这种现象，包括经济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明白其原因。他们大概认为，“分配”问题是无所谓的一件事，即使“少数人富起来”，人民也不应当有怨气，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人民应当接受和面对。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年的老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80年代，人民的不满，被指责为“红眼病”，吓得中国人民好长时间不敢吭声。但人民长时间不出声，是不合乎规律的，于是90年代人们又被指责为有“仇富心理”。似乎人们对“少数人”有不满，这种事情比什么都糟糕、比什么罪孽都要深重。
我认为，这种对老百姓的指责，没有一点道理。人民“吃一点肉”那是劳动所得，不是额外的恩典，不是皇恩浩荡。而华贵大厦、高档享受，和中国的“多数人”几乎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人们连说点对现实不满的话都不行了？表达不满，这是老百姓的权利，到了今日世界，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制定了“不许批评国家政治或政治领导人”的法律和罚则。倒是，当老百姓骂娘时、上街游行时，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就应当好好检查一下自己了。否则，它们就可能被人民用选票“民主”地撵下台。
在中国，也许现在已经没有这项法律，但从建国时起，就常常把“批评”定为“攻击”或“反对”。有人攻击党、攻击政府、攻击领袖，这还得了。对于此项罪名的惩罚，也常常是最为严厉、最不留情的，因此发生了很多不应有的生命悲剧。特别在文革中及文革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伟人和国家的“批评”，往往成了一种莫大罪过。文革中，国家就颁布了所谓《公安六条》，明文规定了：凡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属于现行反革命行为。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种打击有多么可怕。在这样一种“国情”下，“谏议制度”固没有，“谏议精神”也谈不上了。所以，国家一旦发生了错误，“批评”者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刘少奇地位已经高至一国元首，一旦批评了“大跃进”，也付出了沉重的、可怕的牺牲。
另外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我国20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代价实在太高昂了。
自然资源方面，由于工业污染在中国的“广泛深入”，全国80%以上的河流遭到污染，城市水域受污染率已高达90%以上，1/3的农村居民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2001年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中国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1/3的国土正在荒漠化；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每年流失的宝贵土壤在50亿吨以上；华北的沙漠化前锋已经逼近北京；全国660个城市中已有500多个缺水，有100多座大城市供水不足，北京的人均年供水量目前也不过只有300立方米。我想起，在资源保护还保不过来的时候，国家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有水快流”，于是全国大量的矿产资源很快就面临枯竭；至今天，我国现有资源型城市118个，已有50多个面临资源衰减状态。严峻的资源耗竭的局面，在不过三五十年时间里，就要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人的眼前！但今天，大家仍然欢天喜地，歌舞升平，有哪些中国官员着急了吗？有哪些中国经济学家着急了吗？没有。
据报道，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是日本的11.5倍，是美国的4.3倍，是法国的7.7倍，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每万美元GDP的水消耗，美国是514立方米，日本仅208立方米，而中国高达5045立方米，中国人真能用水呀；另据公布，2003年中国每万元人民币GDP用水为465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8-2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有人总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9个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事实真是如此。这种“经济发展”，对中国人民是负责的吗？
此外，在人文方面，为了“少数人”利益的经济发展，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人不再有同情心了，中国人不再有责任感了，要让孩子学会在“无情的竞争”中生存，在“丛林”中要学会作豺狼虎豹，否则就会变成它们的食品。人们的心肠已经变了，20几年来，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亘古未见的“假冒伪劣”产品大泛滥，生产能致他人死命的假酒、假药、肮脏的注射器，在许多中国商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一丝不安。所以，可怕的是，医院的垃圾，竟成了“抢手货”！据报刊4月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超过50%的农村居民遭受了假冒伪劣产品的“袭击”。我们的农民兄弟，从遥远的年代就为革命流血流汗，他们在“革命成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在25年间，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创造不少“历史之最”：中国“人口买卖”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中国公安司法中的冤假错案之多、之重、之离奇，也是史上少见。中国目前的卖淫嫖娼规模如此巨大，恐怕早已经超过了“性产业”合法的那些历朝历代。
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代价，但不止这些。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的“成果”也是令人痛苦的。让我们再来更具体地看一看。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现在，中国有约1%的人口富起来了。这个富人的比例，远小于当年农村的地主富农。这就是说，99%的中国人没有真富起来。其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群，生活很困难。中国出现了巨大无比的“贫富鸿沟”，在世界若不是首屈一指，也会是位列前茅。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当代“社会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当代社会主义不能容纳“民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但令人不解的是，当代社会主义却可以容纳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很多具体事实更令人恐惧，在广东甚至发生了“奴隶劳动”，而在当代上海居然还“惊现”了包身工，这是一种比18世纪的欧洲还要恐怖的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
据公布，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4-5倍。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则为20倍以上。因此，一般职工的收入，我们若假设为1000元/月，那么企业老总们的收入则为2万元/月以上。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不免奇怪了，每月收入2万元是中国的富人吗？不是的，差得远了，中国的富人可以花几千万元买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万元买一艘私人游艇，他们还常在国外豪赌，一晚上输100万美元依然情绪高涨。这才是中国的富人！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他们的钱是怎样来的？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明白。
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中国1%的“少数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香港的《南华早报》2005年5月间报道，“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有1000万到1300万人组成”。合于我们上述估计。另外，在2005年春节期间，国内有件事情，没怎么引起人们注意，即：2月份，居民储蓄存款额增加了5654亿元！报纸上出现巨大标题，经济学家和媒体当然是兴致勃勃。但我看到之后，直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情况只能说明，中国极少数的富人，趁着今年春节又捞到了大量的钱。因为，在2月份这个短月里，全国的“工资总额”能有多少？依我估计，不可能超过1500亿元。所以，中国富人们这时又弄到了花不完的钱，达到“全国工资总额”3倍半以上！
尽管中国的工资部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但中国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约能占货品总成本的30%左右，据报比西方国家高出3倍。不难想象，在“物流”中，在流通中，有多少钱又如流水般地流进了那“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袋里。
这些，都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富人们带来的。
在20几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得到了什么？无疑，在总体上，得到了低工资、甚至是世界罕见的超低工资！这也就是，我们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工资换来的“竞争优势”！
这样的“优势”，到底有什么好呢？我有时想，没有也罢。但是不行！前几年，我曾经在关于“劳动研究”一个小讨论会上，亲耳听到一位“教授学者”激动地说：“中国现在的工资还是太高了！没有竞争力！还要再低！”这使我不由大吃了一惊。我问他，是否有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不屑地说：“我不需要统计，我有例子。有例子就够了。”
我说：“只有例子不行。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例子来说明任何观点，但是要说明真理，必须有统计。如果你没有统计数据，我可以告诉你。”
当然，他很生气。但同样恼人的是，真理并不会有人生气而走样儿。事情的实质，仍然是冷冷地摆在那里：就是说，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被弄到了贱而又贱、不能再便宜的地步。亿万中国劳动力，变成了“最便宜的商品”，这究竟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但是经济学家们眼光自有不同，好像这样一来，我们中华民族反而赚得了“大便宜”似的。
当然，若是“低工资”也弄到了这些“专家学者”头上，他们的说词也可能会有些变化吧。
据2005年5月份报纸消息，在美国有人估计，过去10年来，“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就是中国的便宜商品“有竞争力”的结果，实质上，美国消费者的这个利益是由中国劳工的血汗提供的。现在，中国的学者大讲中国25年来的经济发展奇迹，倒不难解，为什么连外国也有人赞不绝口，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原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给国外投资者带来了巨大利益。据报道，仅只从1990年到2004年，外来投资者们就向境外总共汇出了2500多亿美元。然后，当便宜商品到了国外的时候，国外的消费者又再次得了利。
那么，中国的多数人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能得到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
据2005年5月间消息，目前中国全部就业人员共计7.52亿人，其中城镇就业约为2.65亿人，城镇的在岗职工约为1.06亿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是多少呢？据公布，中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16024元。其中：机关职工1.6万元、事业单位职工1.5万元、企业职工1.4-1.5万元。有些所谓“大行业”职工2004年平均工资则高达6万元。因此，除了这些“大行业”的职工，约有一亿“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每月不过1200-1300元。
另外，我们不知道在城镇的“非在岗职工”的工资是多少？肯定会少得多。我估计，能有个600-800元/月就很不错了。但据2005年6月间新闻：据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达1000亿元。这还得了了吗？假设每个农民工平均一年工资为1万元，就是说，起码有1000万“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了1年。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在中央电视2台上看到：北京有的建筑业的民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连非常粗糙质劣的饭菜都尚未吃完时，就又被工头吆喝着上工。还有的“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高温中工作，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
由于80年代开始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这样一种自毁生态的政策，现在即使在农村，大量的农民也开始从事“工业”了。而任何有工业生产常识的人，都应当清楚知道，相比农业的田间劳动，工业生产场所具有很大危险性，机器的动力巨大、运转速度很快、化工厂有不少有毒物品，操作工人必须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劳动保护。但在农村，这些都极其薄弱，因为没有动力，也没有规定。当然，即使有规定又会怎样？在那些“农民企业家”看来，如果连这些也要花钱，那这些农村工业还会有几个钱利润！
目前在中国，很多农民在从事“工矿业”劳动，无论进城务工、还是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或各种矿场，他们很缺乏劳动保护，缺乏对“职业病”的防治。目前，中国的业主们，无论公私企业，往往不拿工人的“保障”当一回事，更不要说那些“身份”更为低下的、可怜的“农民工”了。这情况，往往使我感到悲愤。20多年来，许多中国的“资本”不仅一直在滴血，而且越滴越多，越来越血腥。这与当前的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准相差太多。为什么不少境外资本家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办厂？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有“资本”可以发挥其本性的空间，这里有世界罕见的超级低工资，这里可以甚至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这里对工人的工伤和职业病可以“低成本”地予以对付，这里还可以随意解雇工人而不会有工会的抗议和罢工。
第二，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全国1/3左右的劳动者已经患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
常识告诉我们，工业生产常常会引起工人发生各种“职业病”。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要加以防治，要给予特别补助。但是对于“农民工”，这种本来已很薄弱的环节就更加薄弱，于是，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到目前中国已有超过2亿劳动者患有各种“职业病”。由于缺乏劳动保护，估计患有可怕的尘肺病的人全国不少于100万。
这也是中国为了“经济发展”所支付的代价。为了获取“成本”的优势，我们还支付了沉重的人文代价。这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了。
第三，尽管经济发展了，但由于贫困，许多穷人看不起病了。报载2004年第三次全国医疗服务调查结果是，全国竟然有45%以上的患者应该就诊而未去就诊，有近30%的患者应该住院而未去住院。又例如，另据报道，中国每年应该有130万肿瘤患者得到放射治疗，可是目前约有100万患者得不到治疗。就是说，77%的患者没有得到治疗。
“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这问题是不难回答。但是据报道，目前的中国只有15%的人口能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童工”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16岁以下的童工究竟有多少？外国人说很难得到统计数字，但估计有高达1000万的学龄儿童正在从事劳动。现在，16岁以下的儿童失学率正越来越高。即使在学校里，也还有不少农村学校的小孩子，在干着与他们体能不相称的劳动，为学校赚钱，也就是为那些学校头头们和部分教员赚钱。孩子们甚至在做着制造鞭炮、或拆卸电子垃圾这样的高危险工作，我真难以知道，中国人的良心都到那里去了？
每读到鲁迅先生在87年前写的“救救孩子”，都感到惊心动魄，看来：我们穷苦的孩子们，许许多多至今还没有被救出来！
第五，中国经济的确是有所发展，但人民的精神健康，并未与此成正比。
现在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杀身亡，起码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个比例虽然比日本的“自杀率”略低，但要知道，中国从来不是个有自杀传统的国家。“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一句中国的俗话，表明自古以来的中国老百姓，虽生活艰难、但是留恋人生，很对自己的亲人们负责，而不愿只让自己解脱、而使亲人痛苦。那为什么现在的“盛世”中，竟会有那么多人自杀？这不是很悲惨的事吗？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健康，就不会出上述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有正确的目的，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健康；
如果我们完成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有正确的目标。
作者：李志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