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谁更有包容之心？-吴稼祥

吴稼祥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描述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在我看来，没有比下面这句话更合适了：东方文明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走的是从个体到整合的道路。这里所说的“个体”，指的是所有不同层次上整体的构成部分，从个人到单个民族。
雅斯贝尔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出发，把他视线内的人类历史描述为“两次大呼吸”，第一次大呼吸是各民族分散进行的，“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我猜想，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就应该是雅氏第二次大呼吸的一种形式，美国的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第二次大呼吸的另一种形式。不管是哪种形式，都符合雅斯贝尔斯想要的人类历史的目标：一个“不朽的精神王国”。
这仍然是“逻各斯”基因决定的线性思维在作怪。“道”基因结胎之后的华夏文明的呼吸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它的第一次大呼吸是整体的呼吸，对这次呼吸的整体性的最好表达是心学家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这是“道”基因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播种的结果。不过，王阳明在发这个议论时，中国的这次大呼吸已经在吐最后一口气，如果接不上新的呼吸，就要断气了。但这次呼吸的第一口气，却是秦始皇吸的。
华夏文明从西周开始，本来也有可能走西方文明完全外化、从个体到整体的发展道路。首先，西周用的是西方式的武力征服方式灭殷商，一中原；其次，实行的封建政体，也是西方式的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并存的联邦制，这个体制，被荀子称为天下“兼制”，而不是后来的“大一统”。
有两个因素，决定华夏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是西周的血缘政治适合家族统治，最多是氏族统治，但不适合“天下”统治（这里的所谓“天下”，指的是包括当时所有诸侯国在内的政治疆域），按血缘远近关系分配权力使得行政极端无能，导致整个政治体分崩离析，陷入列国争霸和战乱。二是华夏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又要求天下一体，这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环境依赖”：1，安全依赖，聚居在一起的农耕华夏民族从虞、夏开始，就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连为一体，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证边界安全；2，水利依赖，政治体必须覆盖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才能保障水利，消除水害（像大禹所做的）；3，气候依赖，整个区域广大，东边雨，西边旱，南边涝，北边雹，都是有可能的，天下一统，才能调节丰歉，最大限度地避免区域性饥荒。
为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第一次轴心时期，任务就是从精神上完成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但也为个性发展留下空间。“道”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论小，比近代以来发现的电子、中子和粒子还小，因为它“无内”；论大，它可与宇宙万物同体，因为它“无外”。但首先要发挥的是它其大无外的整合功能，它借助的是法家和儒家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一派（法家）从军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政治版图，建立暴力权威的“大一统”帝国，秦始皇吸了这第一口气；另一派（儒家）从精神上整合文化认同，创造了以天为本（以“龙”为图腾，以“天”为权威来源，以“天子”为称号）和以民为本的“双本位”政治意识形态，汉高祖刘邦吸了这第二口气。
第三口气是唐太宗吸的，这口气是什么呢？是再一次扩大“道”的整合、吸纳和外化功能。虽然儒家思想还是正统，但道家思想也被当成重要的政治思想受到重视，从魏晋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皇宫附近的白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经僧远赴印度，日本遣唐使云集长安。虽然作为一个帝国，唐王朝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征服的是军队，但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文明体，被唐朝推上顶峰的华夏文明，通过和平交往和留学传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远的。
从唐朝开始，通过吸纳和传播，华夏文明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轴心，成了东方文明。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开始认同当时世界上的儒学和佛教中心，也因为古印度轴心时期的伟大精神成就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纳，从而使中国也能被南亚佛教国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认同。由于佛教没有基督教教皇那样的首领，信仰佛教的核心国家——唐王朝在事实上也会成为佛教事务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唐朝以后，华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经过中国包括西藏传播和发展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成了东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库。
从秦始皇的第一口气，到唐太宗的第三口气，华夏文明有了第一次大呼吸，这次呼吸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缔造了一个世界性帝国，虽然经常破碎，但又每每被修复；第二，形成并扩大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但没有做成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因此，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完成的是第二期轴心化任务，那就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在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通常被描绘为停滞性甚至衰退性文明。雅斯贝尔斯就用“静止干瘪的木乃伊”来形容中国儒教中的精神生活，并且认为，到18世纪，中国和印度“在下坡路上都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毫不奇怪，以农业文明为物质载体的古代东方文明，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文明，而不是发展性文明。农业是零和产业，丰收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减少，从而引发人口的强制性下降（通过饥饿、瘟疫和土地战争），又恢复到以前的人均土地占有水平，如此周而复始。
简单地说，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获得了国家规模（整体一元性），但没有获得经济增长（个体多样性）。与此相反的西方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续进行的第一次呼吸，获得了经济增长（个体多样性），但没有获得国家规模（整体一元性）。结果就出现了如下文明中的不文明故事：西方文明内部战乱，外部扩张，旨在寻求规模，建立核心国家；东方文明内的人民，当王国奴，或者当亡国奴，因为整体一元性与个体多样性发生矛盾，既不能容纳政治民主，也不能容纳技术革命和自由市场，个人和国家都没有防卫能力。
东方文明的血是热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液文明，也就是伦理文明（血缘关系至上），但还不是肌肉和骨头文明，还缺乏逻各斯文明所具有的表现力（文学艺术）和结构力（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还需要继续呼吸。
　
四，　第二次大呼吸：东方文明包容世界文明
　
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唐人街，但文化纯洁性很高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在移民中国后，却很容易溶入当地社区，若干年后，甚至难以把他们和当地居民区分开来。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有一个解释，华夏文明包融一切，但却最难被消融。中国以前的排他性、闭关锁国，以及文化自戕，都是政治行为，不是文化行为。
这就是“道”基因所具有的特性。道不仅包含有无，还包含阴阳。当它包含阴阳时，就被称为“太极”。宋儒周敦颐写了篇《太极图说》，把“道”基因纳入儒家学术范畴，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样，阴阳就变成了仁义。这大大缩小了太极的文化含义。
其实，道一旦成为太极，就变成可经验的“存在”，就在外化和扩张的过程中，这个存在被称之为“太极圈”。扩展中的太极圈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完善，它的发展是平衡、整体和完善的发展，因为太极圈没有缺口；第二是非敌，太极圈包含两端（阴阳），但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极端，所以不以任何东西为敌，因此，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维持自己的存在；第三是包容，太极圈不怕接触，不怕异己，相反，太极圈越碰越大，它的发展是靠把碰撞的异己转化为相容的成分而实现的。
华夏文明在第一次大呼吸时碰到佛教，变大为东方文明；100多年前碰到西方文明，因为太硬，消化有点困难，但还是变大了一些；然后又碰到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短时间内变得很大很硬，干劲十足，对外，又是打美军，又是打印度，还打了越南和苏军，对内，又是“大跃进”，又是“赶英超美”，又是“阶级斗争”，还宣布过将提前进入“人间天堂”，虽然没有坚持多久，早泄了，但还是有过快感，打别人总比挨打强，以至于今天某些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太爽而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人，还把那个时代的某个领袖像橄榄一样含在嘴里时常咂吧，寻求自慰。
与西方反叛文明的相遇之所以不太成功，不是因为“太极圈”丧失了包容和消化功能，而是因为它碰到的东西正好是自己要排泄的东西，导致上吐下泻在情理之中。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之后，东方文明要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要走的是从个体到整合的道路（当代的欧洲联盟适应的就是这个要求）。德国版的哲学和德国产的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想提供的正是比中国传统“大同文化”还要大同的整体化和全权化模式，这个模式正是东方文明在第二次大呼吸时要排泄的。关于这一点，300多年前一个名叫德．格鲁的荷兰人就看到了，他在《天下大同》一书中写道：
“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能发展达到的最高点。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的衰落的是彻底的科学。只要科学在中国认真培育的时代来临，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无疑将发生彻底的革命，或者将使中国的骨架彻底脱节，或者使它再生，然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本身并没有第二套体系可代替旧的，结果旧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地造成解体和混乱。总之，如果人类丧失道，在他们最彻底地实践神圣经典时，根据经典，灾难和衰亡也必然降临……如果它在这世界秩序中在劫难逃，那么可怕的破坏就将纳入正常轨道，这样，中国古代大同文化的寿日便屈指可数了。那么，至少不会让数百万民众随着大同文化的末日而一起归于灭亡，这些人早已被外国势力置于不幸之中了。”
这段引文里，除了说“大同文化”行将就木，抵挡不了西方的入侵之外，其它的话大多是一个傲慢传教士的梦呓。其实，大同文化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大呼吸和第二期轴心化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它不过是东方文明的道基因创造的一个历史精神产品，它在把陷入数百年战乱的华夏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东方文明起文明建构作用的基因，我们的基因是“道”。
如果说，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气是秦始皇吸的话，那么，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第二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气则是邓小平吸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只有两个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就是同时发挥道的内化和外化两种功能。对内搞活，意味着在整体内部实现个体多样性，或者说个体自由，官方用语叫权力下放和扩大自主权；对外开放，就是与包括西方主流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相遇，让东方文明进一步扩容。
“道”具有这种能力。首先，它向内可以包容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基因“梵”倾向于向内把“无”推到极端，因此传统的印度文明是一个高度出世和内视的文明，它指导人们运用自己身体多于运用工具，观察自己内心波澜多于观察外部风云，从战胜自己中获得的幸福多于战胜别人，对宁静的沉醉多于对热闹的迷狂，对于欲望，如其满足，不如节制，等等，这就难怪雅斯贝尔斯看到的当代印度是这样的：“它像一块分散的大陆，在其各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独特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它显示了一个发展中的强国的可能性，它尽管具有一切自由运动，事实上仍处于静止状态。”
分享了道文化遗传基因的所有中国人都有让自己内视和沉静下来的禀赋。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某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忽听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不认识。他说他是我低年级的师弟，看登机牌上的名字知道是我。聊起来知道，他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后在加拿大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不幸发生车祸，瘫痪在床多年，和他一起住院的西方人，有的终身瘫痪了，有的心情烦躁死去了。只有他，心反而突然静了下来，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什么是人生中重要而不紧迫的，什么是紧迫而不重要的，什么是既重要又紧迫的。他认为与家人共享幸福是既重要且紧迫的，胜于一切工作。想通这一切后，他安心地在病榻上修炼气功，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后又到美国继续深造，被美国一个大金融公司雇佣，现在薪酬比以前高，还不像以前那么累，成绩反而更出色。
其次，道基因向外可以包容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因“逻各斯”倾向于向外把“有”推到极端，西方文明的德国代言人雅斯贝尔斯十分自恋地称颂了这个特点：“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因此，西方文明是一个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但它的长处是注重细节的精工精神，看重推理的理性精神，原则性强，制度化高，推崇个性与创新，珍视自由与民主，如此等等。
不过，道基因不仅不排斥这些外化的精神，它自身就具有实现这些精神的可能性。它的特性，就是内“梵”外“逻”。如果说魏晋新道家的主情派（嵇康、阮籍为代表）发挥的是道基因内在“梵”因素的话，那么主理派（向秀、郭象为代表）想表达的正是它外化的“逻各斯”精神。与此对应的宋明新儒家里，“梵”因素的表述来自王阳明的心学，“逻各斯”因素的表述出自朱熹的理学。假如朱熹的“格物”没有带来科学实验，郭象的“应变”没有导致制度革新，那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克服贯穿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基本矛盾：整体规模与个体自由难以兼得，为了维持前者，只好牺牲后者。当代中国改革克服这个矛盾的方法是“试点”。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给我辅导英语的一个退休教师十分推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我对她说，那本书不好。她十分惊讶地看着我。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她解释说，那本书有文化歧视主义倾向。假如资本主义是好的，世界各民族都可享有，但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有新教伦理才行。要经济增长？先信新教吧。事实上，不信新教的日本，资本主义搞得一点都不差，甚至比作者的祖国更精工。对此可以做出的文化解释，不是新教伦理，而是传自中国唐代的禅宗伦理。任何人都不要小看东方文明的当代价值。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论是细微末节，还是宏观战略，都在道的视野里。
完成东方文明的第二次大呼吸，和第三期轴心化，精神上吸收自由意识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这就是当前和今后几十年我们国家的使命。华夏文明里并非没有自由观念，先秦道家的“无为”和“逍遥”，都是对自由的描述。但迫于整个族群生存的压力，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道家的自由蜕变成“逃避的自由”，逃避的自由没有制度构建能力，桃花源不是自由邦。但老子学说里的“万物自化”思想，为当代积极和消极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
无论将来东方文明包容了多少其它文明，西方文明的“过度”基因缺陷，它不会有。道不走极端，因为它没有端。它的扩张是圆的，收缩也是圆的。“生有”（外向扩张）时，有“生无”（内向还原）倾向牵制，反之亦然。所以，“适度”，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它的扩张是适度的，收缩也是适度的。这次金融危机在东方体系的国家引起的波动相对小，归因到文化上，就是“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