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抉择：16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文明有极大的形态差异，并将其形容为“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皇权文明”与“人权文明”等等，显示其差距之大。在公元16世纪以前，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占据着人类文明领导者的地位。但在16世纪以后，人类的文明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欧洲大陆开始崛起，亚洲大陆开始沉沦。因此，16世纪是一个历史分水岭。
在16世纪之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约175项产生于中国，占总数的57%以上。中国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手摇纺车；到汉代出现了脚踏单锭纺车和提花机；三国时期出现脚踏3锭纺车；宋代出现32锭水力纺车和更先进的提花机。而欧洲，在14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中国晚了1500多年），16世纪之前一直依靠“丝绸之路”来获得中国的纺织品。但在16世纪之后，西欧国家后来居上，出现了革命性的自动纺机，将纺线和卷线过程合二为一。英国在这一时期发明了以水力机械为动力的卧式织布机、起绒机、漂练机等，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迅速成为了世界纺织工业的领导者。在冶金业方面，中国在公元前600年的春秋末期开始冶炼生铁，比西欧国家早了1700多年。但西欧国家只用400多年时间，就在16世纪达到了中国以2100多年时间达到的冶炼技术水平。在造船业方面，15世纪中国明代的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每次“巨舶百艘”，其中最大的宝船长48丈、宽18丈，船队的各种工匠、水手、差役、医师、兵士等总数多达27000人。在郑和下西洋的60年以后，哥伦布远洋美洲，他所带领的船队只有3艘小船和总共88个人，最大的“圣玛丽号”仅5丈长、1.8丈宽。这两只船队所代表的造船业水平，竟有天壤之别。但到了事隔300多年后的19世纪，西方国家却以威风八面的先进战舰，不可敌挡地轰开了中国的坚固国门……
在以上种种现象的背后，隐匿着文明的另一个层面??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差异。不可否认，中国在历史上也对世界作出了政治文明的贡献。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戍变法等等，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产生了丰富的文明成就，并且创造了以科举制度、井田制度等为代表的文明遗产。若要概括中国与西方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历史差异，可以认为，中国是皇权、人治、重农抑商；西方是人权、法治、重利重商。
中国的皇权：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击败争雄割据的六国诸侯，统一天下，创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取皇帝称号，开始了中国皇权的统治。由此，皇权经两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至辛亥革命结束，前后延续了2100多年。其体制特性是一切国家权力属于皇帝一人。
西方的人权：英国的封建专制王权从1589年都铎王朝建立开始（比中国由奴隶制度进入封建制度晚了1700多年），到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止；法国从1589年的波旁王朝开始，到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止。总体来说，王权在西欧只存在了200多年时间，然后迅速转入了人权制度时期。其政治理念是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体制特性是分权制衡。
中国的人治：以皇帝的“圣旨”为法律；以官职、官员、官言为权力主体；以德治人，以人治国，以国治民。
西方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以法治人，以法治民，以法治官。
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以户口制度禁止农民迁陡，奖励农耕；以“官商”垄断厚利行业，限制富裕商人的产生，对商业课收重税；以禁海政策限制对外贸易，严惩海盗、私船。
西方的重利重商政策：以国家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以“圈地运动”驱赶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商业劳力；支持富裕的贵族阶级进入权力部门；以轻税简征政策扶持工商业发展；以拓海政策鼓励海盗海商，鼓励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文明走的是两条相反相对的历史道路。就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而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是农户经济体制：农民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在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结构中，不可能有社会化分工的出现，“男耕女织”是分工的极限，对土地的彻底依赖性使得人们无法从农业转入工商业。而西欧国家长期实行的是庄园经济体制：以庄园领主为财产所有者，以为数较多的奴隶为劳动者，在较大的庄园土地范围内从事有组织的生产活动，甚至建立城镇，因此必然要进行劳动分工。与此同时，庄园经济使得地主阶级拥有更多更快的财富积累，可以扩大生产和投资于工商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欧国家的宗教组织长期地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而存在，因此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中理所当然地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这使得国家权力无法象中国封建社会那样集中于一人之手。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历史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由教皇统治国家，这种现象在中国从未发生过。直到15和16世纪，西欧国家由于新技术的广泛采用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向旧贵族阶级和教会提出了强烈的权力要求，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1517年，德国由神学教授马丁? 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新教运动随后波及整个欧洲。1529年，英王享利八世召开国会，宣布免除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代表约克大主教的职务，并剥夺其公民权力和私人财产；1536年，国会颁布法令，废止教皇对英国僧侣的最高管辖权、确认英国国王为教会的最高首领，从而确立了世俗国王对教会的绝对领导权。
应该说，正是由于西欧国家存在着国王（内阁）、贵族、教会三大政治集团，才使得君主专制体制不能成立，避免了中国那种长期固守于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命运。早在公元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公社共同体就实行了重大事项由贵族议事会商议、民众大会表决通过的政体形式。在西欧式的封建国家体制下，国王并不能象中国皇帝那样以“天下之大，莫非皇土”的资格向臣民分封土地，而是实行契约式的逐级分封：国王只能对他的直接附属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权利，而对于隔级附庸的封地则没有直接干涉的权力。因此，国家实行“贵族民主制”：1、国王和他的主要臣属、附庸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2、国王是贵族中的一员，须由贵族们的拥戴才能成为国王；3、国王须与贵族会议共掌国家权力而不能单独行使权力；4、国王的权力只限于王室直辖领地，在此范围之外，每个封建领主就是他自己领地内的“政府首脑”。可见，这种政体形式，已经具备了现代西方联邦制国体的基本要素。
中国与西方在政治文明上的巨大差异，除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精神观念方面：在西方，富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经济独立而获得精神独立，因此有条件发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以各种先进的“异端邪说”不断冲击正统观念和权威，致使社会思潮处于觉醒和开放状态，有力地支持了社会变革。与此相对照，中国历史上仅有春秋列国时期的一次“百家争鸣”，然后自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精神观念也与专制政体一样代代传承，僵化不变，使得每一种新兴思潮都被镇压于萌芽状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无法从本国历史中找到理论依据，只能从海外获得：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列宁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理论、人权思想、民主思想、法治思想等等，莫不如此。
社会发展目标通常都是以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关系健康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应以这种目标取向为最高利益原则，据此设计和实施国家的体制、制度和管理机制、管理方法。这作为一种理论，通常都不会产生认识障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都不会产生歧议。但是，假若方法与目标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时，专制统治者或权力垄断部门则往往将方法当作目标，以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利，而使最高目标利益作出牺牲。每当进行政治文明方面的改革和调整时，反对的声音总是来自那些在改革、调整中将要丢失既得利益的人们，这就必然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中外历史上，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起义、士兵起义以及各种政治反抗运动和政治镇压事件，都真实地反映了方法与目标的激烈冲突；而每次由统治者领导的至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则反映了方法与目标的和平冲突。
前面谈到，16世纪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在这个世纪前后，中国与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了重大的改革事件：中国的张居正改革和西方的宗教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张居正领导的改革未获成功，所以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了；而由于宗教改革取得成功，所以西方国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对这两种改革的背景、形式特点和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西方对政治文明的不同抉择。
1、改革的背景：
中国??改革之前出现了土地兼并狂潮，明初全国土地有850万顷，而到孝宗弘治15年却减为423万顷，减幅50%以上（《明经注文编》187卷）。由于皇帝和王公贵族、官府的土地免交税赋，因此“官田”的无限扩张，直接导致国家税收锐减。加之地主豪强勾结官府，滥减滥免应收税赋，致使国库亏空，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必然不断加重对农民的苛捐杂役，这又造成大批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弃业逃荒，流民起义连年爆发，形成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同时，专制体制特有的内部腐败，统治集团的堕落，致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张居正（1525-1582年）于1572年出任内阁首辅大臣（宰相），当时的神宗万历皇帝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综合说来，16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与广大农民的矛盾。
西方??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和腐败骄横的教会形成了强大的反抗力量。16世纪的西方社会，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教会的矛盾。当时的欧洲，罗马教廷是天主教会的国际中心，教皇是最高首脑。天主教会与世俗社会一样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行政和财政机构，并通过各国的教主来控制和干预各国的内政。各国每年向罗马教廷报效大量贡税，仍然不能填满罗马教廷的贪欲。在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统治时期，在教皇所在地的罗马城，总共6万居民中竟有6千多名为教会统治者服务的妓女。上行下效，西欧各国教会盛行腐败淫荡之风，很多女修道院实际上成了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妓院。为了满足这种奢侈生活的需要，教会采取横征暴敛政策，以放债取息、出售教会职位、发行“赎罪券”等等办法疯狂敛财。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以“廉俭教会”为号召，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
2、改革的特点：
中国??张居正明确提出，改革的宗旨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改革的方针是“强公室，杜私门”。其要义在于把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把经济权益集中于政府，通过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平息激烈的社会矛盾。其改革的主要形式包括：行政方面实行“考成法”，督促和考核各级官吏的工作绩效和能力，运用竞争性的人事政策提高政府效率；经济方面兴修水利、清查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新税制。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一是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丁役合并为一；二是国家所需的力役，可以出银代役；三是赋役均以银两折算交纳，按田亩分摊征收。一条鞭法不仅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上赋役制度改革的重要事件。此法一出，发生了赋役制向租税制的根本改变；按田亩纳税办法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均衡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以银纳税则有利于削弱人身依附关系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综合来看，张居正改革是一场由统治集团领导人发起的至上而下的自我改良运动。
西方??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却是一场由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的至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其特点：一是以新的宗教理论解放民众的思想，使这场改革运动获得了广泛支持。天主教的“原罪”学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受诱惑而犯罪，后人被遗传了永恒的“原罪”，因此要行善积德并通过教会代为祈祷才能获得拯救。改革者指出，人们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就可得到拯救，根本无需教士的监督干预、无需教会规定的仪式、无需向教会贡献财物和向教士做忏悔。这就否定了教会的神学权威和经济特权，肯定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二是宗教改革伴随着武装暴动，对旧体制形成了严重的打击。德国由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年）发动和领导了本国农民战争；法国由宗教改革引发了长达30年的“胡格诺”战争。三是宗教改革的理论，流派纷呈，解除了人的思想禁锢，使社会接受了理论多元化、权威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为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国家形式创造了条件。
3、改革的结局：
中国??张居正改革由于未发动社会民众参与，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开罪了那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结果在张居正死后，改革的反对派立即进行疯狂报复和反攻，无能的皇帝听任他们对张居正实行抄家、开棺、逼其长子自杀，并定张居正为“千古罪人”。除了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改革政策尽被废除，由此给张居正改革划上了失败的句号。
西方??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改革中创立了新教，新教通过战争和谈判，于1555年迫使德国教皇与新教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和新旧教徒平等的原则，从而确定了新教的合法地位。随后，路德的学生、法国的加尔文（1509-1564年）在瑞士日内瓦创立新教和“长老会”，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在法国，信奉加尔文的教徒组成“胡格诺派”，经30年的战争，终于在1598年取得合法地位。以西欧各国新教的合法化为标志，宗教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