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神化“省直管县”

今年是“省直管县”年，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级单位全面或者部分实行了“省直管县”。省直管体制是对过去片面推行市管县的一种纠偏，但遗憾的是，如果一刀切地全盘实行“省直管县”，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带来更大的问题。目前这种愈演愈烈的一窝风式地搞“省直管县”的确令人忧思。

那些赞成“省直管县”模式的人脑子里都有一个成功典型--浙江省，误认为浙江省近年来经济发展很有活力，就是因为没有搞市管县而是实行“省直管县”。其实“省直管县”是对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把什么都归到这个“省直管县”就属于神化了。了解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完全得宜于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这些以民营经济为主组成的专业镇、乡村工作化成就了浙江的今天。浙江的发展还与该地传统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敢想敢干的“温州精神”“宁波精神”“义乌精神”“台州精神”分不开的。浙江的区域条件，包括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很少，交通发达，县与县之间距离很近等，也比较适合“省直管县”模式的发展。而浙江多年来一直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出台各项措施保护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成长，浙江民营经济大力学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第三意大利”模式，搞前店后厂模式，催生了许多专业镇与产业集群的产生，比如温州的鞋业产业集群，打火机产业集群，义乌的小商品集群及国际交易中心，宁波的纺织业集群，嵊州的领带集群、大唐的袜业集群等，正是这些专业镇、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式的产业聚集带来了小舰板战胜大帆船的奇迹，成就了浙江经济的繁荣。盲目模仿浙江的”省直管县”，而忽视了浙江成功的其他因素，最后很可能会是邯郸学步，难以成功。

 “省直管县”模式是有一些好的方面值得学习，但也不宜神化，其实它的弊端也不少，最核心的问题是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将更难形成。对中西部地区来讲，当地经济发展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散”，没有区域经济中心，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而一个城市区如果拥有50-150万的规模就可以产生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带来区域经济的繁荣。从经济发展的规模来讲，区域经济增加值又远较分散的经济重要得多。通过区域经济增长中心，集聚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方面大量吸引剩余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分工协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目前我国四大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或者副省级市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对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明显。但大部分的中西部农村发展需要形成数量众多的区域增长中心才能带动更多的地区发展。目前我国四个直辖市，除了重庆特殊一些，京、沪、津都是上千万的城市，规模还应该可以再增加一倍，因为这些城市已形成完备的基础设施，通过扩大一倍可以形成更好的扩散效应。而省会城市，除了个别的外，一般市区人口3百到5百万还不太多。我国还应该大力发展一大批市区人口在５０至１５０万左右的地级市。但目前能够达到这个条件的地级市还太少。只有市区规模达到百万人以上，才能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县域规模很小，一般的县城人口十多万人就算不错的了，难以形成区域增长中心，而地级市比较有条件形成中等城市幅射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省级以下的地级市除了部分发达地区外，大部分的地级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过去很难成为区域增长极，属小牛拉大车，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原来通过市管县，估计再过十年，就会有一批中等城市成长起来。但目前这个“省直管县”人为地阻断了这个进程。对整个中西部的发展极为不利。浙江省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交通发达。而我国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相对来讲，地广人稀，如果没有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幅射，其发展将大大延缓。

所以如果一刀切地搞“省直管县”，将抽空我国中等城市发展成长的血液，严重阻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等城市不兴，我国集聚经济难建，规模经济难成，这将阻碍我国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壮大。“省直管县”还将延缓我国经济规模的集中度，阻碍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省直管县”模式也助长了撤胡椒面的发展思路，难振我国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

去年到河北一个地级市调研，与不少政府部门座谈，感触很深。我国目前不少地级市的政府部门目前已被虚置，要钱没钱，要物没物。他们戏称自己是二传手，很难通过区域协调来统筹资源做大做强区域经济。目前的“省直管县”立意是想打造强县，想法很好，但一宜一刀切，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可能行，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很分散，想让主要由农村组成的县域自然发展成为区域增长极，不但耗费太慢长的时间，而且大部分的县发展成为区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其结果就是撤胡椒面式的发展，缓慢与落后。

如果一刀切实行“省直管县”，对于那些一二百个县的大省也讲，其监管成本也将是“天量”的。而如果监管不到位，天高皇帝远，使本已问题丛生、群体性事件主发地的县域将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难以预料的问题。

发展县域经济还是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的发展模式，宜“多模式”“多样化”，不宜简单化、单一化、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