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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背后的上海黑车生态

2008-3-31 15:45:13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748　网友评论 1 条 推荐此文同是生活在底层的弱者，他们却是天敌：一方非法运营黑车，一方专司协查和举报。对后者，上海黑车司机有一个形象的称呼：“钩子”。2008年3月7日，“钩子”陈素军的死亡，把两个对立群体的尖锐矛盾推到了极点。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城市的扩张和流动人口的增加，黑车大量出现在交通线路和运力不足的地区，“钩子”由此应运而生，并在局部地区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链条的最末一环，黑车司机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能力和户籍的樊篱，又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两个相互仇恨着的群体，在改变各自行为的同时，也在瓦解着小镇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 编辑 陈宇　记者 谢海涛 上海报道     　　上海奉贤区头桥社区花厅村，3月7日，凌晨3点
　　徐志中习惯了在凌晨3点多开车出门。这是个浓眉、中等个头的中年人，穿着灰色西装，头发有点凌乱。
　　乡间的公路上，车窗外一片漆黑，五菱兴旺面包车载着他和妻子，以及三编织袋的卷心菜、豆苗和菠菜。十多分钟后，他们到了头桥红绿灯处的公交车站。
　　4点多，徐志中把妻子和菜，送上了开往浦东北蔡镇的塘四线。尽管去年以来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徐家给出的菜价并不高：荠菜2元，卷心菜1元。每个月，卖菜只能带给他们1000多元的收入。
　　他有一个儿子，正在天津上大学，每年要付出6000元的学费和七八千元的生活费，2003年，橡胶厂倒闭导致了他失业，此后徐家的日子一直不宽裕，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去年12月，他借了3万元买了五菱面包车，用来卖菜。
　　送走妻子，徐志中回到家，又上床睡了一会。
　　他再次出现在头桥，已是上午10点。这时，他是一个黑车司机了。他把车停在上海胜利五金百货店前的车位上。这里是头桥社区的中心区域，钢质镇标雕塑前，新奉公路分开两侧低矮的楼房喧嚣南下；镇标后面头桥东路两侧，或绿或红或白的奇瑞QQ、五菱面包车和奥拓，像甲虫一样趴在那里。
　　这是徐志中开始黑车司机生涯的第三天。他并不认识多少人，但已经摸清了黑车码头的大概情况。头桥约有四五十个黑车司机，其中外地人占六成，多为青壮年；本地人占四成，和他一样，多为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年纪多在“4050”范围内。像上海郊县其他小镇一样，头桥的黑车出现在199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结构的巨大变化，流动人员的急剧增加，交通线路和运力的相对不足，给黑车的形成提供了市场和空间。
　　黑车码头这一天平静如常。司机们有的在车里睡觉，有的在聊天，打量路人时眼中间或闪过一丝警惕。他们有一群像影子般出没的对手钩子，也即那种引诱黑车司机从事非法营运的举报协查人员。钩子们化身千万，令人防不胜防，在头桥，黑车司机大都有被钩的惨痛经历。
　　徐志中没有料到，入行才两天的他半个小时后就不幸遭遇了传说中的钩子；而在这一天上海市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的整治行动中，一个比他更不幸的黑车司机雷庆文，惊惶中刺死了一个女钩子。   看大图，请点击
　　头桥20公里外的新寺社区，3月7日，8点。
　　一个高个长发女人从骑塘村一组那条发白的小路走了过来。她穿过喧嚣的沪杭公路，拐进新北路叫车。在她身后是骑塘村一排排两层的房子，房子间小块的菜地绿意盎然，瘦小的河沟留有江南水乡的旧影，更多的土地则被工厂占了去。由此向北6公里，是上海奉贤区政府所在地南桥，再往北40多公里，便是上海市区。
　　三四百米长的寺中路和与之垂直的新北路，像骨架一样撑起了新寺。这里集中了二三十辆黑车：寺中路靠近新林路口，外地人的车一字排开；新北路的邮局、杂货铺旁，则停着本地人的面包车和奇瑞QQ。
　　新北路的司机们大都认识这个来自湖南的黑衣女人。在他们的印象中，她经常穿过沪杭公路，走过新北路、寺中路，到新林路的菜市场去买菜。她很长时间没有固定工作，有一个外甥女在饭店打工，丈夫在老家。
　　她曾开过理发店。那是三间白墙的平房，在新寺以东两公里外的北宅村七组，门前油菜花开，周围是三三两两的房屋，十几米处是呼啸的环城东路，再过去是一片现代化的厂房。附近的房客说，理发店大概是2007年五六月份开的，但没等到过年就关了。
　　在司机大老黑(化名)眼里，她30多岁，高个，皮肤有点黑，喜欢穿黑色羊毛衫或风衣配牛仔裤，头发稍长，背个小包。大老黑回忆说，去年有一次他去天津，这个女人还打来电话，说理发店来了几个小姐，让他过去玩。
　　通常情况下，很多司机都不愿意载她。新寺的黑车司机都知道她是钩子，这是一个让黑车司机恨之入骨、一般村民不齿的名字。
　　新寺就是钩子之乡。新北路的司机有时会这样半开玩笑地说。在这个社区，平时就有钩子公然在街上走来走去，钩子头小三也时常出现在新北路，开着福建牌照的黑色轿车，有时还顺带做做黑车生意。但他来的时候，黑车司机们没人和他打招呼。
　　新寺的司机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钩子。罗雄(化名)是附近的前钩子头，他开过黑车，7年前被招安为钩子，一两年后成了钩子头。在他的印象里，几乎在1992年或1993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那时是警方自己当钩子。后来，随着打击黑车力度的增大，才出现了民间钩子。
　　在一些黑车司机印象里，民间钩子数量激增是在2006年。那一年，上海把“整顿非法营运市场”列入了“十件大事”。7月10日，上海首部打击“黑车”法规－－《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实施，明确规定在查处非法营运时，现场笔录、录音、录像等可作为证据。上海市部分区县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了奖励举报制度，如闵行区规定在查处“黑车”时，凡乘客提供有效证据，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在越来越多的职业半职业举报人、协查人协助下，上海查处黑车数量剧增，达到了2.2万多辆次，是2005年的3倍。经受了严厉打击的黑车，也基本上从上海市区撤退，但仍然集中于城郊接合部和交通不便的乡镇。
　　罗雄回忆，最多时他手下有20多个来自上海各区的钩子，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占一半；钩子年龄一般在三四十岁，年长者四五十岁，有工作者和无业者各占一半。做钩子的门槛不高，但不可以有伤、有残疾。
　　具体到这个女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钩子的，司机们并不知情。但人们谈论起她时，总是提起小三。他们的搭子(情人)关系，在新寺路人皆知。
　　知情人透露，新寺有四大钩子头，小三为其一，早年坐过牢，打过工，开过黑车，后来做了钩子头。另一个叫甲勾的钩子头，做钩子十几年，传说家产百万以上。但做钩子并不是新寺的特产，南桥中心城区还有三大钩子头，每人各有10多名手下。
　　在多名司机的记忆里，3月7日早晨8点，那个湖南女人来到新北路叫车，要去南桥。她先是找了一辆奥拓，但奥拓车主不愿意去。
　　在新寺，黑车司机与钩子的关系，极其微妙。在黑车司机看来，钩子多半是混世道的，伤天害理。钩子来坐车时，司机们往往会说没有空。但钩子又是得罪不起的，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会叫外地钩子来钩车。
　　新寺的黑车司机十有八九被钩过，甚至一些被钩子头叫去放过钩子的、受执法部门聘用开过车的，也不例外。他们有时还会遇到外来钩子敲竹杠，有时又不得不借助本地钩子，早点把被钩的车子取回来。
　　那天，那个湖南女人最后坐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前往南桥。
　　这一天，在40多公里外的上海，近千名各界妇女聚会上海展览中心，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98周年。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非法载客”被扣车的市民陈先生，要求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返还车辆的诉请，被法院一审驳回。
　　此后，新寺的黑车司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   　　南桥，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3月7日
　　新寺司机推测，那个女子到南桥去，是和其他钩子会合，然后前往头桥。
　　南桥沪杭公路2181号，是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所在地，该部门负责全区车辆非法客运的督查工作。钩子头透露，在奉贤区，打击黑车的指令主要是从这里发出，通过各个钩子头，直达钩子处。
　　关于那个女子当天在南桥的活动，钩子们和执法人员怎样出发，由于交通和公安部门此后的沉默，已经难以查证。但曾经当过钩子头的罗雄，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的过程：
　　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先确定好对哪个地段进行打击，然后由钩子头带着钩子，坐车前去踩点，再由钩子头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一般是隔天就把地点确定好。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安排五六个点，抓三十几辆车。五一、春节、国庆等节日都有重大行动，是钩子比较忙的时候。有时一个区的黑车太多了，就要请其他区的钩子来抓。”
　　钩子和执法部门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罗雄说，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对于骨干钩子，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平时，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按月去给他们领钱，买保险。
　　在整个抓车过程中，除了执法人员、钩子，还有另外一些受聘开车的司机。
  　　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东数公里处，环城东路××号是上海××运输交易市场。在过去的一年里，每当有抓车任务，新寺的黑车司机马平(化名)，就会和五六个同行提前到这里报到，然后有辆普桑把他们送到抓车现场。每抓一辆车，马平们按指定的路线，把车开到南亭路×××号的停车场仓库，然后再乘普桑到下一个地点。
　　在马平的印象里，抓车的任务很是紧张。上午抓好，吃好中饭，下午再抓，有时晚上也抓。一般一天抓车四五十辆，最多时抓10个点也不止。他到过南桥、庄行、新寺、星海、光明、奉城、燎原、西渡等周边小镇，去得最多的是奉浦、南桥。奉浦地形复杂，空间很大，人和车隐蔽的地方多，容易让黑车上钩。具体抓车地点，最常去的有修理场、敬老院、学校、液化气站。   南桥，2006至2008年
  　　当天的抓车地点在头桥，如果从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发，沿着南奉公路，会经过一个叫易初莲花的大型超市。超市旁边的正环路上，停着七八辆黑车。江苏人苏飞(化名)的面包车就停在这里。
　　那个女子前往钩车途中的心情，目前难以查证。而他们的每一次出动，事实上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甚至命运，尽管钩子们多半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罗雄第一次钩车时，看到别人的车子被抓也没有感觉，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后来他越做越麻木，“做钩子的，都是黑社会，不是好人，我也是坏人，就是合法抢钱啊。但我不抓车，也有别人来抓车。”他也为自己辩解。
　　苏飞的命运就是被钩子改变的。2007年12月以前，他还在工厂上班。一天晚上，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送朋友去周浦，回来时迷路了，当向路边一个卖东西的师傅问路时，路边走过来一个男人，问他去不去下沙。苏飞说：我不做生意。这时，卖东西的师傅称，去南桥经过下沙，可以随便带他一下。已经是晚上9点，苏飞觉得那人很可怜，就默认了。然而，当车开到下沙某小区门口时，一下子冲出了十几个人，然后苏飞被带上了一辆大客车，车上还有40多个与他同样不幸的人。
　　半个月后，他带着公司执照领回了车。此后，他被公司开除，那辆面包车折价1.8万元卖给了他。苏飞欲哭无泪：一家几口人在老家等着他养活，三个孩子，大孩子上大一，二孩子上高二，三孩子上初一，他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3万元。在上海，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那辆车了，苏飞找不到好的工作，只好开起了黑车。
　　黑车开了两个月，他再次遭遇钩子。那是2008年2月19日，晚上7点，在南郊宾馆，车一停，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有保安、警察，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求你们了。”
　　两次被钩，罚款再加上买车，苏飞欠债3万多元。晚上，躺在月租80元的房子里，他经常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小孩子。
　　他经常想起以前的工作，那时有洗澡间，有电脑，每月领了工资就很快寄回家。现在苏飞甚至不敢告诉孩子，他们的父亲在上海开黑车。他很想把车卖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中介都留有他的名字，然而，工作并不好找。
　　与他相比，同在正环路拉客的本地人小季要幸运得多。正环路上用路障一分为二，黑车司机的红色QQ、白色面包在这边，墨绿色的出租车在那边，好像划开了黑白两界。
　　坐在奉贤大众出租车的驾驶位上，小季看着对面时刻警惕的黑车司机，有时会想起从前的黑车生涯。
　　2006年5月，他的奇瑞QQ在平庄公路上被钩住了，一个星期后，他取出车子卖掉，开起了出租车。出事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在学出租车服务卡课程，他再也无法忍受开黑车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南桥，像小季这样由黑车司机转正的人越来越多。但许多像苏飞这样的外地人，即便心中有这样的愿望，也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按照《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资格证件使用管理规定》，出租汽车司机取得《准营证》，须有本市常住户籍、身份证。
　　使小季心里踏实的是，他不用再担心营运证的问题。在上海，出租车营运证属于政府所有。1996年以来，上海对市内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出租车营运证成为稀缺资源，价格逐年攀升，目前已达40万元左右/辆。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认识上的分歧。它到底是公共服务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据专家分析，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一是京沪模式，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拥有产权与直接经营权，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公司，每月交钱；二是温州、天津模式，即出租车公司把产权出售给司机，司机则挂靠在某个公司名下，每月交纳运营证管理费。
　　曾有学者指出，京沪模式垄断性太强，导致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率过高，驾驶员整日疲于奔命之外，还导致了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增加。这可以说是黑车存在的根源。   看大图，请点击   　　头桥社区，3月7日，上午11点多
　　在头桥司机们后来的说法里，在命案中丧生的女人是从头桥中路走过来的。而新寺的众多黑车司机和村民则从不同的渠道，几乎一口断定：她就是那个新寺的湖南女人，至少她们有共同的特征：黑衣、长发、钩子。 　
　　按照罗雄的解读，抓车的当天，钩子和执法人员各自坐车同去目的地，执法车停在事先选好的地点隐蔽，另有交通警察在附近照应，然后把钩子放出去。
　　那个女人从头桥中路走过来，走过一座桥，就会看到码头上那些或绿或红或白的奇瑞、面包、奥拓。
　　和上海郊区大多小镇一样，头桥黑车司机和钩子积怨甚深。他们把和钩子的斗争比作“猫鼠游戏”，钩子神出鬼没，有时披着白布，冒充家里死了人；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让他们防不胜防。
　　码头上的司机十有八九被钩过，近则钩到南桥、奉城，远则南汇、浦东、青浦，甚至江浙等地。被钩的痛苦大体一致，中招的方式各有不同。
　　从镇农业公司内退的老魏栽在熟人关系上。去年，一个三十七八岁的陌生男子要上青浦。老魏不想去，男人说：“爷叔，讲讲都认识的。镇供销社的张书记，是我表哥。”老魏试探他：“你表哥家有几个孩子？”“两个，大的有些呆头呆脑，小的在县中学教书。”老魏认识张书记，见对方滴水不漏，又问他到青浦去干什么。男人说有个同学从监狱里出来了，去接他。老魏就信了。
　　安徽人郭俊的第一次是栽在“好心”上。2006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天还下着雨，码头上来了浑身酒气的男人，要去30多公里外的邬桥。郭俊不想去，男人说：“你不要怕，我不是钩子。我本来在这里吃酒的，家里有事，老婆让我赶紧回去。”
　　“人啊不能做好事。”郭俊后来想起那个钩子就会说。当晚11点到了目的地，郭俊让男人下车，男人央求再往小路上送一程。雨夜的小路没有灯，郭俊有点怕，但经不住男人再三央求，就心软了。车子拐上了小路，对面来了一辆车子，车速慢下来时，男人突然把他往座位上一扑，拔下钥匙就跑了。郭俊以为遇到了抢劫的，抓起起子下了车。黑暗的雨中，几个男人围了上来：不要反抗，我们是执法的。郭俊才看清楚对方穿着制服。
        45岁的周老二，驾龄十六七年，2004年开黑车以来，就以四次被钩纪录成为码头上的老二。至今，他的奥拓还在南汇关着。
　　那辆奥拓，2004年8月25日上牌，8月30日就被钩走了。那天早上6点，一个30岁男人带着小孩要去松江。周老二不敢去。男人先把孩子送到了头桥医院，这下周老二放心了。车子开到松浦大桥下面，拐进一条小路，前面一车直冲过来，他还在纳闷：这个人怎么开的车。男乘客把钥匙一拔就下去了。
　　第二次是2005年1月，去闵行永南路。停车时，男乘客递过来一张100元，正找钱时，那个人说，你不用找钱了，你看看外面。那是在一个工厂门口，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警察。
　　第三次是2007年1月，一男一女去南汇，一路上吵个不停，一直吵到北宋村的厂门口，让他开进去。周老二不肯，男人伸出手就抓钥匙，周老二把油门一轰，强行拉到倒挡，这时一辆车子冲出大门，把面包车堵住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夫妻，在外人面前是不会吵架的。
　　第四次是2007年8月，去南汇坦直，一个60多岁的老头带着30岁的侄女，一路上都在说离婚。车子开近一条小路时，老头说：阿拉年纪大了，辛苦你送进去。周老二心一软，把车开了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
　　“闵行1万，松江1万，南汇第一次1万，第二次两万。南汇最狠。最后老婆也跑掉了，儿子判给了老婆，今年上高三了。”周老二似乎是个潇洒的人，西装便服，头发梳得光光的，在码头上说起从前，就仿佛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随着每一次被钩，黑车司机对钩子的恨似乎就增添一分。司机们说：“见到钩子，打也打死了。”2007年夏天，两个30多岁的女人在头桥的菜市场附近被人认了出来。消息传到黑车码头，司机们生意也不做了，跑去围堵。钩子急忙用手机拨110，警车来到把她们接走，司机们开车去追却没追上。这是他们最近的一次追捕钩子行动。
　　大概在11点多，黑衣女子一步步走进了码头，一个对钩子充满了仇恨的地方。
　　头桥黑车码头，3月7日，上午11：30左右
　　黑衣女人在镇标后面的停车位选了一辆银灰色奇瑞，车牌号“苏E8J410”。
　　车主是一个有些内向和善的矮个年轻人。其后数日，他的人生经历一再出现在报纸上：雷庆文，安徽霍邱人，21岁。13岁那年，他上完小学从安徽来到上海，跟着父母在南汇种菜卖菜。卖菜的日子，一家人凌晨1点半就要起床，然后装菜上车。车子开两个多小时到上海，雷家的摊位在普陀区龙泉市场。
　　那辆车子是2006年买的，车价6.8万元，借了3万多。雷家说，车子是卖菜用的。雷庆文也去拉客，这年4月，车子第一次被钩走，很长时间内，他不敢出去开车，但后来还是开出去了。他想着：到年底多少有了几个钱，卖了车，供弟弟上学。他也想着结婚。他有个学习不错的弟弟，在老家读初三；还有个感情不错的女朋友，在附近的镇上上班。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喜欢吃水果，因此车上时常放着一把水果刀。出于对钩子的戒心，码头上不少司机，都在车上放着大号起子、螺丝刀等。
　　码头上当时没人注意到他们是怎样讨价还价的，也无法知道雷庆文因为何故放松了警惕，让一个陌生人上了车。
　　自从有了钩子，黑车司机们不再轻易相信人，和周围大多数乡镇一样，头桥淳朴的民风受到了挑战，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似乎不再适用。很多司机只拉熟客，对陌生人则严加盘查：什么地方人？去那里干什么？他们说，“雷锋死光了”，“好人不能做”。
  　　甚至一些熟客，在这些司机看来都有了不寒而栗的感觉：有的人第一次坐车给钱，第二次给钱，第三次忽然变成了钩子。
　　而对于钩子来说，上黑车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的活。罗雄说，好钩子心理素质要好，反应要灵敏，要会表演，比如怎样利用老人和小孩子做道具，以麻痹司机；比如在不熟悉的地方，司机不拉陌生人，怎么办？这时在马路上装吵架，两个人突然吵起来了，很多人都在看，又突然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两个人，拉住吵架的一方，让另一方“快跑快跑”。装作跑路的钩子，一跑就跑到黑车上，催促司机：“前面一站路，你赶紧跑。”前面的钩子跑了，后面的钩子也装作拉个车子追，结果两辆车都上钩了。
　　钩子平时的积累也很重要。有时，钩子要到一个镇上摸摸行情，比如认识一些人，拿一些老板的名片，钩车时这些都是重要资料。三两句话下来，司机就放松了警惕。
　　在罗雄印象中，那个女人钩车的时间不长。按照工作程序，上了车，她应该打开身上的录音笔，从谈价钱开始就开始录音。望风的会马上向执法人员报告：车牌多少，车型什么。如果钩车成功，她下车后，要看看车牌，对着录音笔记录车号、车钱，然后尽快赶到下一个点。当天抓车结束后，她要把录音机的内容拷到U盘交上去。每段录音有个单据号码。这些就是黑车非法营运的证据。
　　钩一辆车，望风的一般一到两个，包括一个驾驶员，有时晚上车牌看不清楚，驾驶员要开车追上去。钩子一般需要两个，骨干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用来壮胆的坐在后面。
　　黑衣女人是一个人上了车。事后罗雄分析，她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假如钩一辆车奖励500元，她可以拿到两三百元。她只是黑车司机们所说的抓车产业链的一环。
　　黑车司机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下端。一辆黑车被抓，早几年罚款三千五千，后来整个上海都是1万元(在被罚司机领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罚款依据是：《上海市出租车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该款内容为：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交通执法总队、区县交通执法机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个拥有三四十辆黑车的小镇，一年起码要被罚款十几万。此外，司机还要为被抓车子的停车费付钱，各区收费标准不一样，奉贤是每天50元。
　　据罗雄透露，钩子抓一辆车，宝山的价格是200元，南汇是250元，奉贤600元，其他是500元。奉贤事情多，危险性高。一般抓一辆奖励500元的车，钩子头分给钩子两三百元，剩下的钱，用于吃饭、油费、保险，买录音笔，大头归钩子头所有。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被聘用驾驶黑车到指定地点的司机，其酬劳为半天50元，全天100元，晚上再做，就是150元。   头桥红旗村，3月7日，11：45
　　红旗村距离黑车码头约一两公里。按事后的推测，雷庆文发动了车子，沿新奉公路右转奉陆路，穿过两侧的民房、工厂、水塘，开到迪桑轿车配件厂时，他会看到一个丁字路口，一条叫红陆路的小马路会闪出来，路右是红马涂装设备有限公司，路左是头桥富丽食品商店。在那一刻，不知道雷庆文有没有注意到陷阱？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再一次因为轻信而上钩？那个黑衣女人，是否觉察到了危险在逼近？
　　半小时前，徐志中便在这里中了埋伏。10点30分左右，一对夫妻模样的男女上了他的车，要去红旗村。两人50多岁，本地口音，女人黑衣，短发，坐副驾驶位，男人坐后排。车子右拐至红陆路时，女人说：就在这里停吧。这时，徐志中发现路左侧停着一辆黑色普桑、一辆白色依维柯。当女乘客问车钱时，普桑突然转弯开了过来，抵住了面包车的尾部，依维柯则封住了它的前路。
　　徐志中很快被执法人员拉下车，被命令交出手机，然后被带上依维柯，车子向前开进了一个僻静的弄堂，他被带上了停在这里的大客车。
在大客车上，执法人员给他填写了盖有上海市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印章的处理告知书、暂扣扣押物品凭评。不到10分钟，他看到又上来一个被抓者，10分钟后，又是一个。
　　那个黑衣女人坐的是第四辆。头桥富丽食品商店老板朱海荣目睹了全过程，“车子是11点45分开过来的。”他说。
　　做钩子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行业，罗雄做钩子5年，最后还是退出了江湖。知情人透露，曾经有人找到他的家，把他的家人打了一顿，后来他搬过一次。他手下的钩子，也曾有人被绑架。
　　与钩车身份暴露的危险相比，现场操作的危险系数更高更直接。但罗雄认为，钩子的活如果说危险，那是因为操作不来。在钩车过程中，停车时如何拔钥匙、控制住车子，是最后关键的一环。
　　一个熟练的钩子，对此会很有心得：拔钥匙的时候，不要正面硬拔，如果你坐在副驾驶位，只要把司机往外一挤，或者把司机座位下的拉手一拉，座位往后一倒，驾驶员就到后面去了。
　　执法人员没出来的时候，要慢慢掏钱，或者拿出100元，让他找，还要学会拖延时间，“哎，师傅，你找的这个钞票是假的。”
　　或者上车时，故意拿个包放在后面，停车时，在座位上探出身子去拿包，脚就悄悄踩在刹车挡上了；坐在后排也不要紧，快下车时，突然叫一声，“哎呀呀，那边撞车了。”黑车司机回头看的一瞬间，就把车钥匙拔下来了。
　　但那天，黑衣女子的最后钩车进程显然并不顺利。
　　朱海荣看见，银灰色的奇瑞开过丁字路，到了一根电线杆前时，红陆路上开过了一辆普桑，奉陆路前面又来了一辆依维柯，一前一后把它夹住了。但是，奇瑞的车门始终不肯打开，三个执法人员开始用铁管砸玻璃，然后把那个小伙子拉了出来，从另一侧拖出一个黑衣女子，已经一动不动了。
　　12点多一点，上海超申木器制品厂的小施，听到弄堂外面有人喊叫，就和工友们跑出来看热闹。此前，他们已注意到弄堂里停着一辆大客车。
　　小施赶过去时，看到一个女人被从轿车里拉出来，长头发，黑色毛线衫，手里紧紧抓着100元钱，鲜血染红了票面。一个执法人员捂住她的胸口，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打电话。围观的村民，没有一人上前帮忙。
　　事后，有钩子头分析，她死在没有经验上，前后两辆车的时间没有处理好。
　　她被紧急送进医院，载她的司机则被带走。早几分钟被抓的郭俊看见他上了大客车：一个执法人员抓着雷的头发，一把把他提上车。这个1.65米的瘦小伙子，右脸上肿起一个包，鼻子上有血迹，左手捂着头部，有血渗出来，浑身在颤抖。10分钟后，他被警察带走，他在车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拔我钥匙，我还以为她抢车。
　　这些都是黑衣女子所不知道的。被送进几公里外的奉城医院时，她已经没了心跳和血压，面呈青紫色，只有皮肤尚有余温。  
　　在医院随后开出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她叫陈素军，职业：民工；已婚；死亡日期：2008年3月7日12：15；发病到死亡的大概时间间隔：15分钟；直接死亡原因：a颈胸部大血管破裂或气管断裂可能，b颈胸部刀刺伤。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常住户口均为空白。两天后，《东方早报》报道称，奉贤区建设交通委一位副主任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她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这个关于其身份认定的说法让一些黑车司机不快，在他们看来，协查人员应该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而钩子则是社会闲散人员。
　　3月13日，这个名字出现在奉贤殡仪馆的遗体告别编号登记上：陈素军，33岁，湖南人，盒价6000元。而她是不是新寺的那个湖南女人，就此成谜。
　　其后的几天，她的名字以及这起命案，从上海扩散到了全国。在北京两会会场，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钓鱼”不好，容易激化矛盾。
　　她的死，让周边乡镇的黑车司机们拍手称快，也使南桥一带的抓车行动一度暂停，苏飞说：“如果永远没有钩子该有多好。”
　　她死后的12天，奉贤交通部门还在沉默，头桥的黑车司机们在担心秋后算账，南桥黑车司机风传又要抓车了。这一天，苏飞在易初莲花认出了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乘客，那个左嘴巴上两颗痣的嘉定钩子，又来了。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4611_0.shtmlhttp://news.sina.com.cn/c/2008-04-02/1552152781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