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儿寻亲记--南都周刊

上海孤儿寻亲记
2010-5-25 8:45:43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706跟帖 2 条
1960年前后，他们被饥饿的爸妈遗弃在上海等城市，几经辗转，被北方家庭收养。如今，年过五旬的昔日孤儿一遍遍南下寻亲，找寻自己的生命之根。但因历史的荒芜、记忆的破碎，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他们用倔强的足迹，拼凑出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图景。

内蒙古寻亲团成员张海仁在黄浦江上倒下从家乡带来的盐水。

内蒙古寻亲团与电影《额吉》原型人物恩和阿木尔在一起叙旧。

内蒙古寻亲者通嘎拉嘎向媒体展示她离开家乡时穿过的鞋。

内蒙古寻亲团在车站下车，进入南京寻亲。
南都周刊记者_ 单崇山 上海报道 摄影_通拉嘎
寻亲，马不停蹄
4月29日清晨，车厢里的蒙古人一觉醒来，发现阳光已经射入车窗，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在4月末见到这么多的绿色。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将一路走过马鞍山、宜兴、无锡、苏州，在那里的寻亲会上,能否找到自己的血亲，每个人都忐忑地怀着希望。
这是1960年前后被送往内蒙古的弃儿第一次有组织地如此大规模地南下寻亲。中午，一行人抵达马鞍山，这是整个寻亲行程的第一站。41名50年前的南方孤儿，如今大部分的身份证上已经写着蒙古族。
“你看这个人长得像我不？”甜梨指着一张寻亲资料上的照片问身边的同伴。大家都觉得她跟照片上的女人长得挺像，“疑似”她的姐妹。有人开始建议赶快联系，去做亲子鉴定。但很快又有人跟她说，从血型上看，她们不大可能有血缘关系，这让她有些失落。
甜梨家住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个儿不高，圆圆的脸，眼角和嘴角都已经有些下垂，但笑起来眼睛还是弯弯地眯成两道月牙儿，如果不是穿着蒙古袍，的确不太像蒙古人的后代。
这是她第二次南下寻亲了。2007年，家境不富裕的她在儿子的支持下，借了7000元南下。也是因为长得像，甜梨和南方一户人家相认，但经过DNA测试，“血型不配”。甜梨不识字，汉话也说得不好，她不清楚DNA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鉴定是不是亲人，得看“血型”。
相貌，几乎是他们在寻亲会上找亲人的唯一方式，看到和自己或家人相像的，就凑过去问，“你是哪年被送走的？”然后再核对其他不多的细节。都没问题的，就去验DNA。
5月1日，在宜兴的寻亲会上，甜梨见到了官林镇的蒋氏姐弟，和自己血型相符，相貌相似，只差DNA比对。还有几人也找到了“疑似”的亲人，剩下的人心中，开始时的希望慢慢被失落取代。但行程还在继续。
5月3日，内蒙古寻亲团到达无锡，这里有一个寻亲会在举行，来自北方各省的数百人聚集一堂。有人发现甜梨攥着一张纸条，脸上挂着泪，“一个老婆婆找人给我带来的，她说我是她女儿，想认，但家里女儿不答应。”她哭着说。捎信人说老婆婆从电视上看到甜梨，“一眼就认出是自己女儿”。
甜梨拨通了纸条上的电话号码，但得到的是生硬的答复，“打错了，不知道这回事。”
“我来找妈妈，又不是分财产，为什么不让见？”她哭得更伤心了。
因为找到了好几位与自己长得很像的“疑似”亲人，这几天里，甜梨是整个寻亲团里最受人关注的。但有两位与她接触后，很快就排除了。
常州人李小琴在确定长得和自己很像的甜梨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妹妹后，还是给她留下 100块钱，“她是借钱来的，太不容易了。”
甜梨不会隐藏自己的感情，当有人来相认时，她一脸兴奋，但确定了对方不是亲人后，她又表现出明显的难过，沉着脸，不说话。
5月5日上午，这队“跨省寻亲团”在苏州参加了最后一个寻亲会，41人中，先后有8人找到了“疑似”亲人，正在等待DNA比对结果。
5月5日下午，大巴离开苏州驶入上海，意外的一幕发生了，一辆轿车一路猛追，拦下了大巴。
昆山周静芳一家，看到前一天《扬子晚报》上甜梨的照片，觉得与自己家人很像。于是，一家人先赶到苏州市区，又沿着沪宁高速一路追来，直到上海。
虽然配对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周静芳还是表示要去采血做DNA测试，“有一点点希望都要做。”
“上海孤儿”
这次南下的内蒙古41人团，只是每年来长三角寻亲的上千人中的一小部分。50年前，他们出生在这片鱼米之乡，然后却像沙子般被吹落到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1959年到1961年，是史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遭遇严重饥馑，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教授曹树基的研究，在这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3250万之多，相当于1958年年末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强。
寻亲团对自己身世所知非常有限，他们能了解到的那段与自己身世有关的历史很简单：1960 年，长三角地区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均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粮食供应出现问题，福利机构已经无力抚养这些弃婴。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问题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此后，仅仅在1960年一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到1963年，内蒙共安置了3000多名南方孤儿，他们和被安置在其他省份的南方孤儿大都经过上海孤儿院中转，因此被称为“上海孤儿”，在草原上，他们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国家的孩子”。
而故乡与亲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只剩下模糊、残缺的碎片。或者连碎片都不存在。
“我家有三四间大房子，门口有两个水塘，里面的藕很粗。”李忠义回忆说。他是锡林郭勒盟的退役军官，寻亲团中仅有的满族人，民族登记随了养父。
李忠义还记得自己出生在上海，至少是离上海市中心很近的地方。和大部分婴幼弃儿不同，他在1960年3月被送进孤儿院时，已经6岁。
李忠义当年依稀的记忆如今被一次次重新刻印在脑中，“家里有3个哥哥，大哥上初中，二哥读小学，在家人将我送走前，三哥已经饿死了。”
1960年3月的一天，妈妈和婶婶带着李忠义和婶婶的女儿一大早出门，步行了一段路后来到大哥的学校，和大哥一起吃了午饭。3个孩子都不知道，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晚上，4人坐摆渡船来到上海市区，在一家小旅馆住到天亮，便起身上街，大人们给两个小孩买了烧饼，把他们放进路边变压器下的铁栅栏内。李忠义说，那个地方就在现在的四川北路上，而他的家应该就在当年浦东的某个村子。
“我们哭着吃着烧饼，妈妈和婶婶站在远处望着我们，喊也不应，没过多久，一辆三轮车过来把我们接走，就到了孤儿院。”李忠义说。
在福利院住了多久已经难以回忆，但他记得每天可以喝到牛奶，吃到小饼干。大约几个月后，李忠义和一些孩子被辗转送往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
由于年龄较大，很多家庭不愿领养，自己也不愿跟人走，李忠义在太仆寺旗的一家专门收养南来弃儿的保育院内住了3年，直到九岁才被当地剧团的团长领走，“当时收养也是有标准的，家庭月收入要70元以上。”
“文革”中，李忠义入伍参军，到1990年代退伍时，军衔是大校。此时养父母早已去世，有机会出差到上海的李忠义，开始了漫长的寻亲历程。但一直没能找到哪怕是“疑似”的亲人。
“我现在是退役军官，生活过得很好，我回来就是想认亲，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李忠义重复着这样的话。
5月6日下午，内蒙古导演宁才的电影《额吉》在上海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民母亲收养抚育“上海孤儿”的艰辛故事，“额吉”在蒙语里就是“母亲”的意思。
李忠义和寻亲团的其他成员们作为嘉宾被邀请出席。他们又穿上了蒙古袍，排着队走进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放映厅。在这里，蒙语的声音盖过了汉语——来观片的也多是在上海的蒙族人，甚至主持人都是从呼和浩特赶来的。
电影放映了，这群“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上海孤儿”，看到了熟悉的大草原，听到了熟悉的蒙古乡音，而放映厅外的那个大都市，反倒显得陌生。这一刻，时空仿佛倒置，“梦里不知身是客”，他乡与故乡模糊了界线。许多人的眼角一下子潮湿了。
甜梨看着电影，不时说两句自己的故事，她在草原长大，是养父母家里唯一的孩子，爸爸很疼她。“我也上过学，但学校里的同学老欺负我，我爸爸知道后就到学校找校长：你们欺负我们，我们不念了。”就这样，甜梨现在也不识字。
寻找历史
电影《额吉》放映时，坐在后排的上海人徐国志一边拍照，一边掉泪。
他也是弃儿，但收养他的是上海家庭，据他自己的调查，当年被上海家庭收养的孩子只有981名。他在这天上午找到了内蒙古寻亲团，就一直和他们坐在一辆车上，有人问，“你是谁啊？”他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弃儿。”
10多岁的时候，徐国志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1980年代初，由于怕养父母伤心，他瞒着他们偷偷在《新民晚报》的中缝登了一条寻亲启事，此后没有间断过寻找，最近几年，每到五一长假，他便奔走于各地的寻亲会，发现有相似的就做亲子鉴定。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5月6日晚是内蒙古41人团在南方滞留的最后一夜，徐国志带着在寻亲过程中结识的王海庚来到内蒙古41人团歇脚的宾馆。
王海庚从80年代初开始寻找失散的妹妹，这些年来，中原几省他都去过。和徐国志一样，王海庚至今也未找到亲人。
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上海孤儿”的历史记录并不足以拼凑出完整的寻亲路线图景。这么多年来，他们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搜集资料，积累经验，结识各地的弃儿和家庭，从个人开辟出来的“羊肠小道”进入当年的历史，寻找亲人的蛛丝马迹。就像久病成医，他们现在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不亚于专业学者。
和5月6日晚一样，每遇到有组织的“寻亲团”，他们都尽量过去看望。“要告诉他们寻亲的难度，也给他们指个方向，虽然是从上海被送走的，但出生地都不在上海，安徽、江苏的最多，其次是浙江。”徐国志说。
1960年前后，到底有多少弃儿由这几个城市被送走，王海庚估计，至少有5万。
“内蒙古接走3000人，河南1.5万，山东1万，河北6000人，还有山西、陕西以及南方的省份。”王海庚说起这些地名和数字，语气像一位治史的学者，“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跑下来，问下来拼凑出的数字，确切数字有多少，现在还不可考，内蒙古接收的弃儿也不是第一批被送走的。”
在多年的寻找中，王海庚和徐国志也听到看到了各种故事。
不少弃儿的身上，都有亲生父母为了日后相认而留下的标记，有的是在耳朵上剪个口子，有的是剪在婴儿私处，徐国志身上也有亲生父母用剪刀留下的标记。安徽无为县的一位父亲，在把女儿送往上海前，用针在女儿大腿内侧刺下了自己的姓。
“你想想，当时这个父亲是什么心情，不是被逼到绝境怎么下得了手，那些血水一定是混着泪水的！”王海庚有些激动地说，“被送走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他们的命运一下子就彻底改变了，但这种改变，是用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悲剧换来的。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
徐国志也听说过，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久，就全家饿死了。这也是很多人没办法找到亲人的原因——那些年的灾难太多了。
王海庚、徐国志絮絮叨叨地跟内蒙古来的寻亲者说着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同时也听着他人的寻亲故事。“我们的这些故事，跟其他人讲两遍人家就烦了，只有自己相互安慰。”
甜梨不大爱说话，只是侧身靠在床上，用手支着头，微笑着。然后，她用小孩子般的语气说：“我家穷，还有贷款，这两年天旱，草还要花钱买，我儿子就说，妈，你去吧，你去吧，去了心里就高兴了，别管钱。我就来了……”
5月7日，寻亲团在回内蒙之前，参观了一趟正在上海举行的被喻为中国复兴象征的世博会。当他们从世博园出来时，心情看起来很不错。琳琅满目的现代化展品与喧哗兴奋的人潮，仿佛悄悄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稀释了。
（感谢《北方新报》、《扬子晚报》对本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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