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判我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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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判我死刑

2009-9-11 9:55:57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4390 网友评论 5 条 推荐此文9月7日,打工者刘汉黄刺杀台商案在东莞开庭审理。被告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请求法官判他死刑。还原其行凶前的工作生活遭遇以及心理状态,或许我们需要感叹,事件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9月7日,打工者刘汉黄刺杀台商案在东莞开庭审理。被告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请求法官判他死刑。还原其行凶前的工作生活遭遇以及心理状态,或许我们需要感叹,事件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记者·华璐   实习生·罗婷婷  摄影·卫学军
刘汉黄在一审法庭被告席上。
堂姐夫罗政权很认真地问过刘汉黄, “你现在没什么经历,打官司的话会很麻烦,厂里对你会更差,你能不能承受压力?” 刘汉黄点点头说,我能。 刘汉黄的父亲和兄弟在开庭后一脸悲怆。     刘汉黄倒在地上,脊背朝天,一动不动。
  2009年6月15日午后3点,闷热的东莞被暴雨占领。三名台商身中多刀,躺在刘汉黄身后不到200米处,他们的鲜血混合着雨水、泥水,如褐红色的蛇般蜿蜒,漫过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公司(下称展明)大门右侧的人行道,浸湿了刘汉黄的衣服、鞋子和头发,但他依然不动。围观的人忘了打伞,甚至不敢上前制住这个缺了右手掌的行凶者,他已经被打晕,耗尽了力气,不动如尸体。
  两天以前,刘汉黄爬上展明工厂的顶楼,嘶吼着:你们报警啊,你们不给我生活费,我活不下去了。他要跳楼索赔。他的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在东莞几乎没有熟人,展明员工没有人敢搭理他。跳楼前,他给负责他工伤案子的李晓保律师打了四个电话,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与展明长达半年的工伤索赔诉讼,让刘汉黄身心承受了极大压力,但他一直很沉默,他的亲生兄弟、堂姐夫、父母、老乡,通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从刘汉黄的嘴巴里听到一些对展明的抱怨,更多的时候,小学没毕业的他会很不流畅地表达,我没钱了,我手痛,我吃不饱,工厂要赶我但我不敢走啊,弟弟等着我的赔偿金上大学。
  他生于贵州铜仁附近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永红村,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首次离家到东莞打工,展明是他第一家打工的工厂,却很可能是他一生的终点。他在这里失去了右手,用弹簧刀捅了三个台湾老板,两死一重伤。如今,他在东莞中院的被告席上泪流满面,向死者家属下跪。
  他说,“我错了,请判我死刑,但那不公平。”   失去右手
  刘汉黄26岁了,但他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这在早婚成风的永红村很少见。在松桃打泥水零工的时候,一个姑娘向他示好,但他回避了。“娶什么老婆,难道让人家睡露天里?”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杨长富,他的一个小学同学。
  务农的刘家有五兄弟,刘汉黄排第二,但他们家里只有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泥屋,家里唯一一张木板床是大哥结婚时候搭的,之前都睡在地上。兄弟们年纪大了,大哥刘汉青早年成家,搬出去自立门户;三弟刘汉洪和四弟去了福建打工,自顾不暇;五弟刘汉禄是家里的高材生,案发前在松桃读高中。
  刘汉黄几乎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读到小学五年级就主动提出辍学,农忙时节在家里种玉米番薯,农闲时节在附近的村里打零工,一年能赚2000块钱,家无余粮。他生平只拍过两张照片,就是身份证上的小一寸彩照和工伤鉴定上的头像。
  去年暑假,刘汉禄在吃饭的时候兴奋地告诉二哥,按现在的成绩,自己很可能考上贵阳的大专。刘汉黄没问钱的问题,只是对弟弟想学汽车修理专业的想法表示赞同。
  一个月后,刘汉黄跟着杨长富坐上了南下的长途客车,来到了东莞大朗镇,开始了在展明操作冲床的打工生活。在这里,厂方许诺他每个月有770元底薪,还有奖金和加班费。一年接近一万的收入,足够支付弟弟的大学学费和每个月三百元的生活费。
  “他身高一米七多一点,当时长得挺白的,很瘦;有点内向,不善表达。不过,对人很客气,别人帮他一点忙,他就谢个不停。”工厂里姓陈的保安回忆说。
  保安的回忆与刘家兄弟的说法相似,他们说刘汉黄在老家的时候,没有一般男孩子的年少气盛,从来没跟谁打过架动过手。“家里贫穷,自卑心比较重,所以话也比较少。”堂姐夫罗政权这样评价刘汉黄。
  “一个特别简单的人,怎么会碰上这么复杂的事儿?”杨长富现在多少有点后悔,不应该带刘汉黄到东莞。
  2008年9月28日,距离他进厂不过六天。一台运转的冲床机器瞬间冲砸而下,刘汉黄右手来不及躲闪,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砸。送院后医生诊断为“压砸毁损伤”,由于伤情过重,他的整个右手掌被实施了切除手术。
  杨长福将他送到了医院,但一周后离开了东莞,再也没有回来。“展明没有培训过刘汉黄就让他操作那么危险的冲床,我也害怕自己的安全,就辞工了。”杨长福走后,在厦门打工的三弟刘汉洪赶过来照顾他。
  “手已经没了,伤心也没什么用了,要面对现实。” 刘汉洪在医院看到打着绷带的哥哥,忍不住哭了,但刘汉黄反过来安慰他,我没事,想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