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民意该如何表达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皇帝微服私访的电视。皇上乘地方官员之不备寻访，听地方民众之心声，除腐败吏官，慰疾苦百姓。皇帝自然是害怕地方官员贪赃枉法、误了他家的大事才微服出访的。如今，为了党的大业，中央官员也常常到地方视察。然而，他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地方政府希望他们看到的，视察地点与人员的安排、说话内容的培训等等，使得视察时的一片繁荣遮住了地方的种种丑态，民众的话语权被这种事先的“安排”剥夺了，视察成了某些官员展现伪政绩的绝好机会。（朱镕基刚出了本书，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书里讲他是如何摆脱地方官员的做秀的。）这种情况虽然既不是绝对的，也不能代表全部，但却是非常普遍的。在这种正常的官民互动渠道被阻断时，今天的民意又会如何表达?

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民调了解民意。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搞民调，民调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人民对政府领导人、民意代表、司法部门的看法到一个特定的利益团体对一项政策的态度，从消费者对商品的喜好到某一方面的专家对某项社会或经济发展的分析。这样的民调不仅科学，而且便宜，是政府或非政府的领导决策的最后参谋之一。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简单易行的了解政情、民情和舆情的方法一直不被采用。也许是因为中国有太多不明真相的人，任何民调都会是不真实的和被扭曲的，用这样的民调作为决策和立法的根据一定会误党和亡国。

　　网络?

如果传统的民调不行，已经无孔不入的网络应该是另外一种了解民意的晴雨表。

2008年美国大选时，奥巴马利用互联网络赢得了大量的政治捐款和民意支持，最后终于当选总统。网络投票、网络竞选已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网络传达政府的信息或者由于网民的愤怒政府被迫改变决定在中国都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信息内容的多样性、网络进入的低门槛性确实使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一大方式。有的地方政府设了网络发言人，也有许多官员开通了实名博客，开设了官民互动的窗口。当然，中国特大，无奇不有，在有的地方，网络窗口却成了摆设，接到民众反映的问题后仅仅“已阅”了之。

　　但从乐观的方面预测，网络已成为官民互动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如果政府以积极正面的姿态回应，互联网将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表达自身利益提供一个既廉价又便捷的途径，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建设也大有作为。然而当中国百姓好不容易找到表达自己心声的路径时，却有人急于出来否定这种民意：网络舆论不是民意的全部。作者认为“民意是指公意，它应当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共同性，它反映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难道13亿中国人的共同意愿才叫民意吗，我作为公民个体表达出来的就不是民意?请问居住在农村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农民与一天花费4万元还不算什么的官员能有一样的意愿吗?网络舆论不是民意的全部，那什么是民意的全部?也许有人会说是人大代表，但人大代表也有个人的利益诉求，他并不会因为当选为人大代表而天然的成为正义的化身，试问人大代表对其选民及其利益了解多少，选民在选举的时候又对人大代表候选人了解多少?网络舆论不是民意的全部，但也是民意吧。即使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表决时还有弃权的权利，能因为一国弃权而说表决无效吗？况且谁也没说“网络舆论”是“民意的全部”！

　　争论归争论，部分人不拿网络舆论当民意没关系。现实说明，网络舆论至少成为一部分人(虽然不是所有人)表达意愿的途径，且看最近教育部折腾汉字一事的网络舆论。在媒体一边倒的情况下，教育部终于妥协(虽然以一种很滑稽的方式做出让步)：“多数人反对汉字整形，67%支持系误读”。在这件事上，网络舆论功不可没。不过还是由衷地希望，政府不要以这种反复无常的方式制造“官民互信”的裂痕。

　　上访?

　　民调不能用，而网络作为表达民意的机制不满挂一漏万。不过，中国还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特别有效的了解民意的机制，那就是允许有疾苦、有不满的民众上访。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古巴无上访”的文章，不免想到中国大大小小的信访事件。古巴的社会公平、领导人平民化以及司法公正使得民众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利益也得到充分的表达，虽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利益冲突，但却没有上访。（古巴是没有上访，但是出逃的人好像不少。或许，生活在古巴的人只能用脚投票，表示他们对政府、对权力在兄弟之间传递的现象的不满吧？）

　　但是，上访对于上访人来说的确代价太高。如果利益诉求的管道通畅，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没有人愿意选择永无止境的上访之路。辽宁老汉老崔长达30年的上访之路为何仍在继续，问题的根子就出在市里“没有哪位领导愿意亲自听一下自己的诉求。有一次，好不容易见上一位市里领导，后者看完上访材料后就是呵呵笑，随后找个理由把老崔打发走了”。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群学者曾在20世纪70年代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人们相信或者崇拜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政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和不诚实的”，这就是距离悖论。但在中国，情况仅仅相反。人们往往对身边官员持负面评价，而希望通过不断的上访让更高层的政府官员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更相信离他们远的、政府级别更高的官员。这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基层官员不愿正视和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上级政府只要一指示，问题马上得到解决。所以有人不仅要问：为何非等温总理过问才解决，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不同的只是有了总理的一句话。但是又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可以与总理面对面的表达自己的意愿。

　　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本应得到执行与遵守，但人们因遵守了信访制度反而受到层层阻挠。为了截访，各地政府可谓“妙招备出”，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居然在居民的土墙上安起了摄像头，这土墙的普实与摄像头的高技术的对比相当滑稽。有钱安摄像头，花这么大的心思监视上访者的政府却没有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民众的实际困难，实在令人费解。上访会刺痛地方政府一些官员那硬冷的心的根本原因是上访会影响他们的政绩与升迁，既然害怕上访会影响他们的仕途，那就应该直面民众的问题与困难，着实解决，而不是想尽办法截访。通过信访反映民意，提出意见、建议和投诉本身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是什么让这种正常的现象成为一种病态(如30年无止境的上访这路，或千百人到重要办公和公共场所“上访”)值得深思。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刁蛮，是现实让他们成了“刁民”。

　　信访作为民意表达和诉求的一种途径，应该畅通无阻，在制度规范内有序进行。日前一些地方政府创新信访制度，如将因行政争议引起的信访事项直接引入行政复议渠道，或者到乡村和街道下访恳谈，又或者如沈阳那样开设信访大厅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群体事件?

民调不好使，网络不全面，上访要禁止，有怨有气的人民要让政府关注自己和关心自己的办法就只有“闹事”了。我们通常把“闹事”称为“群体事件”或者“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些事件的确牵涉群体，但是很少是突发的。

我并不是在鼓动民众闹事，而是在总结这无耐的群体事件背后的潜规则。在浏阳市的镉污染事件发生之前，“民众并非没有‘合乎程序’的申诉和上访，然而‘合乎程序’的道路于他们而言，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磨损圈套”。再看陕西凤翔的“血铅”事件，吉林的“通钢”事件，哪一件不是把事情闹大了才得到重视？在镉污染事件中，一家违规企业竟运营达5年之久，在这5年内，虽然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污染的存在，但却官方的说法却一直是“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然而很戏剧的一幕在于，当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那么不仅要问，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为什么群体事件爆发后政府能做出迅速反应，为何在此之前不管百姓如何反映，政府却始终反应迟钝或毫无反应。在这么吊诡的事件当中，政府为何还敢自赞“态度积极”。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一项社会问题要进入公共政策的议程，有多种途径，其中之一就是突发事件。如2003年的非典，推动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和应急体制的建设。但以这种方式推动公共政策议程往往是危险的，成本与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同样，用群体性事件来表达民意不管对民众还是政府来说代价都是巨大的，甚至包括人的生命。留着正常的渠道不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不是民众的本意，在被逼无耐之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凡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大概都很清楚，每一次所谓的改朝换代大多是从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和官府的冷漠与凶残开始，皇帝和家人自然不愿意看到变天，但是官僚系统的惰性和贪婪导致了皇帝本人和家人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不能得到正确信息的皇帝只能做出雪上加霜的决策。于是，闹事就成了滚雪球。雪球之后是又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