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内如何能保证一套政令的彻底实施？拍拍屁股走人之后，继任者能否心甘情愿地萧归曹随？而两三年的任期又怎能不去追求眼前的利益与政绩？官员的流动性很大，短时间任期内他必须要获得更大的政绩，因此自己任上的大赛便不可能以锻炼队员目的为目的牺牲成绩。

有 恨 无 人 省

中国男篮能吃几碗干饭？世锦赛是最好的一面镜子。被媒体热炒的“明郅组合”、“明联组合”以及 “姚核心战术”，事实证明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人员累加，根本没有产生提升战斗力的化学反应。与1994年、1996年那两支中国队相比，内线大踏步地前进，外线却大踏步地后退，两者几乎相抵之余，内外线结合更是一塌糊涂，这样的现状使篮管中心制定的2008年奥运会进入前六、甚至拿奖牌的计划更像是一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

首战意大利，这是一场极具典型意义的比赛，它几乎完整地展示了中国男篮现存的所有优点和缺点：诸如内线优势非常明显、篮板球能力提升较快、内线协防比较到位；而缺点更加明显：在紧逼下没有中远投、突破分球能力极差、内外线结合打不出来，最重要的是外线的防守形同虚设。赛后，尤纳斯和姚明对糟糕的外围命中率尴尬到只能避而不谈，姚明还在替队友遮羞：“我们的CBA联赛从来没有出现过巴西莱这样的投手，你只要给他一点空隙，他就能投进。我们的队员手都盖到他脸上了，他还能进球。”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尤纳斯著名的“中国篮球九问”，也在指责中国CBA联赛水平太低（主要是防守质量太差），似乎CBA联赛成了中国男篮冲击奥运前六的罪人。

一个联赛担得了这么大的罪过吗？况且联赛攻防质量的提高是由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决定的，你不可能在几年之内让球员和教练都换一拨人，那就不叫CBA联赛了，那就是NBA了。迄今为止，欧洲和南美的篮球联赛和欧洲相比，攻防质量也不能算高，提升一个联赛的水平，要靠几代球员整体能力的提高，CBA打了十余年，进步还是有的，尤纳斯指责的联赛水平低，其实是中国球员的技战术基本功太差，这个罪过其实与联赛本身没多大关系。

小平同志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体育项目，当然包括篮球。从身体素质来说，如今中国男篮的外线球员像朱芳雨、刘炜、王仕鹏、孙悦等人肯定要比胡卫东、郑午、李晓勇、阿的江那拨人强，为什么反映不到比赛能力上呢？毫无疑问，是基本功训练和攻防意识上出现了差距。美国人认为，培养一名优秀的外线队员要比培养内线队员付出的努力至少多出一倍，这种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连贯的训练计划和尽可能多的实战。拿来一比，我们的问题也就清清楚楚了。

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来的近20年，中国篮球青少年培养的整体重心转向了“大型化”思路，目的是不满足在亚洲称雄而要向欧美列强挑战，这个目标本身没有错，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极端。由于高大的内线队员的好苗子比较容易发现，而且短时间之内就可以速成，并且能在全国的青少年比赛中脱颖而出，因此各基层体校对内线队员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外线队员。我们后来出现的巴特尔、姚明和王郅治，都是在很小的年龄就得到了重点培养，因此这三大中锋基本功都很扎实，包括晚一辈的唐正东、易建联，个人技术都不错。同时期的外线苗子很少得到像他们那样的专门培养，往往是打到了青年队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而这时，他们很多的基本动作和战术意识已经定型，今后也只是越打越油，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基础训练中的问题更大。在美国的青少年训练营，大个和小个混在一起练，其好处显而易见：小个在与大个的对抗中增加了身体的对抗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突破和篮下的攻击力，而大个则提高了速度，进攻手段也因此多样化，所以我们看美国队员大个子高而不笨，而小个子能里能外。反观我们的训练，把大小个分开，结果如何？小个子突破打内线的能力很低，大个子脚步极差，反映到CBA联赛，外线队员能突破到篮下攻联防的成功率极低，而内线队员背对篮筐除了硬吃以外，少有靠脚步移动制造投篮机会的手段。

欧美的教练员走向有一个特点，水平很高的老教练大多执教青年队，国家队层面一般选择一个长于临场指挥的战术大师。先进的篮球理念认为，青少年阶段必须要打好基本功，而过了这个时段，想再纠正不正确的技术动作肯定会事倍功半，所以大量的优秀教练在从事打基础的工作，这使欧美篮球强国的后备力量得以源源不断地补充国家队。中国正相反，相对优秀的教练员几乎都集中在了职业队和国家队，而基层青少年队的教练水平则惨不忍睹。其原因主要还在体制上，我们是金字塔型，越靠近高端越能获得利益和更多的关注度，而在金字塔下层，则是清汤寡水的区域，根本得不到管理层的重视乃至政策倾斜，所以大凡有本事的教练都不愿意在基层执教，长此以往我们的后备队员基本功差劲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年轻队员能够得到大量的实战机会，还能够弥补基本功的不足，可是无论是在俱乐部队还是在国家队，因功利因素的影响他们很少在急需提高大赛经验的时候得到上场机会。以国家队为例，篮管中心本来已制定出了一套非常连贯的年轻队员培养规划，而且几乎每次洲际以上的大赛国家队目标中都有锻炼年轻队员这一项，可是一到赛场上，追求成绩便成了第一位要素，往往锻炼年轻队员就成了一句空话。在欧美强队的比赛计划中，对一些大赛也是有所取舍的，而且这种取舍也不一定是始终以一项比赛为重、另一项比赛为轻，而是根据国家队人员的年龄构成，阶段性地有针对性地参加这些大赛。比如说，老中青三代结构合理，那么便对即将参加的大赛有明确的成绩指标；如果出现断层，即便是打奥运会，也要以锻炼队伍为主，这是非常科学的长远规划。这种规划在我们的国家队中几乎找不到一点影子：奥运会第一、世锦赛第二，亚运会、亚锦赛一个都不能少，通通要出成绩，所以我们看到姚明在过去乃至未来都不大可能有一个完整的NBA假期，篮管中心手中的招魂幡恐怕一刻也不肯收起。

之所以缺乏连贯的科学的长远规划，根子在于我们的干部考核与任免。官员的流动性很大，所以短时间任期内他必须要获得更大的政绩，因此自己任上的大赛便不可能以锻炼队员目的为目的牺牲成绩，所以每届国家队的年轻队员都很少在大赛中有惊艳的表现，于是中国队出现青黄不接、年龄断层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弊端绝不是仅仅出现在体育领域，在当前中国政府执政的各个层面都有表现。虽说官员都有固定的任期，但是如果把一任干满了往往会被视为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很多官员都希望在一个位置上干上两三年便得到提升，于是问题接踵而来，在两三年内如何能保证一套政令的彻底实施？拍拍屁股走人之后，继任者能否心甘情愿地萧归曹随？而两三年的任期又怎能不去追求眼前的利益与政绩？遍布中国大地的使用价值极低的广场、公路、会展中心，以及数不清的烂尾楼和面子工程，便是这种“短平快”的后果。继任者还会为自己争取新一轮类似的政绩，恶性循环便理所当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中国，“规划”这个词是分开的，规是规，划是划，往往这一任“规”出来，要由下一任来“划”。所以，我只管制订宏伟蓝图，至于能不能实现，那是别人的事。我们常看到某地方政府说什么在未来若干年内，GDP达到多少、污染指数降低多少等等令人咋舌的目标，像中国足协阎世铎刚上任时就曾经喊出过2006年世界杯进十六强、2010年世界杯进八强的胡话，因为他本人很清楚届时他肯定已不在任上。果然，如今的阎大人正在金牌的培养基地训练局主任的位子上逍遥着，而且写了一本有选择地遗忘的名著《忠诚无悔》。诚然，在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中，官员最需要的是拿着表面上能说得过去的政绩来取悦上级，至于实际效果，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优劣，而那时官员们的屁股早已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由是观之，阎大人的忠诚无悔只能是对他的上级，又怎么会是中国足球呢？

中国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不能够把各种积极力量都协调到一个方向上来，往往是这一部门所做的工作却抵消了另一个部门的工作成果，比如说地方政府在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随便一项开发便毁了环保部门十几年的努力。在各种利益的倾轧下，甚至出现了在同一目标下互相浪费对方价值的情况。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像医疗、教育、环境，莫不与此相关。就此，最近中央政府出台了干部任期的相关规定，力图扼制火箭式的干部升迁。就说眼前，如果当年的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不那么快地升迁到奥组委，是不是他会把中国队的长远规划贯彻下去呢？如今的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如果也走他前任的路子，那么他制定的“北极星”计划会不会最终放了卫星呢？今年的CBA把同一赛区的双循环变成了单循环，赛程大幅缩水，是为了给亚运会让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我这样的担心应该不是多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