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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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
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当时和后来都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二是他在狱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概述》、《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中国革命以一种的诗性的、神圣的光芒。1984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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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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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刀光血影、牢狱刑场，其生命寄托是理想与信念，其作品是狱中书简。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等最有价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了解这场革命的必读书。 [1]0ar( p0
并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书作文，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方之所以能在1935年3月到7月写下13万字的书简，外部条件是他在狱中住在“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方志敏，1999：164）入狱之前，方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方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 |)LO@{Eg
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后主动以革命为生的，二是在革命的洪流中随大流的（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被逼上梁山的。方属于第一类，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其行为有清醒的意识与反省。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1935年1月29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坦承：“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1999：3）狱中文稿的内容，一是政治汇报。方对革命的极度忠诚，又是割据一方的最高人之一，失败之后当然有许多政治交代，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而招致失败。（方志敏，1999：99）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事业，方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对自己的错误的严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真诚动人。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把党性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的滚烫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 B1Ko _Hm
不过，这些周转无数、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诗，而是革命纪实。方志敏是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从1927年回到故乡到1934年被迫长征，方多次“重起炉灶”，艰苦卓绝，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其革命生涯与赣东北的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赣东北，只要有方志敏的参与，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打开新局面。“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叶剑英）狱中文稿既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根据地的兴衰史，是一个区域完整的革命史，这里没有政治修辞，没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观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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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须革命（上） sQ2s}jx
革命成功成功半个世纪之后，知识界开始反省现代中国的激进思潮和革命行径，有“告别革命”的主张。长期处于革命动员之中的国人，也许已经忘却这本是世纪初康梁与国民党人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即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事实上，一些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kJ99@KEX
仿佛是要和今天的学者们辩论，方在狱中也在想这个问题。在他的家乡： R5 &o 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方志敏，1999：9） t*2V6J LD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方志敏，1999：11─12） nVrU"a{*
1929年，方写了一个纪实性的剧本《年关斗争》，说的是贫农张三年关前出门砍柴，他的妻子被一个来逼债的地主强奸，羞而自杀；他的女儿被另一个地主拉走抵债；张三刚回到家，他用卖柴的钱买来的半斤肉也被第三个地主抢走了。张三“怎么样才会出头”？农民议论开了：“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这固然是基于宣传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后的语言，但“农民丙”确实说了一句地道的农民话：“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到不如和土豪们拼命。”（方志敏，1999：364） ' $Bi6
这里漏了一个环节。从活不下去到铤而走险，还需要一个绝望心理。群众赤贫的根源在于贪官污吏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的压榨和盘剥，方志敏的家乡有一个派出所的余姓小巡官，一手包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当地的无上权威而又无恶不作。方志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厅，余巡官知道后，“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脏款来进贿，天大的事，就化为无事了。”（方志敏，1999：6）方由此深刻认识到，恶霸横行、民不聊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法在现存的政治秩序内解决，不是一两个贪官、恶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在与民为敌。本来，1927—1937年，是中国资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很快，但这些进步、增长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腹地农村却由于人品增加、外国商品的涌现入、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等原因而更趋衰落，官员越来越贪，人性越来越坏。对此，左翼作家们有许多描写。“在这样的地方，群众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运动，乃势所必然之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厢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索，马上就哄哄爆炸的。”（方志敏，1999：39）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地生活，但中国农民一般很少铤而走险，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隶也不可得的时刻，才会逼上梁山。对于悲苦无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时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类的普遍性。1766年，美国13个州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赵一凡，1989：17—18） iDT5;s}uI
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自上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当权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吗？余巡官会对弋阳九区的民众慈善一些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愚蠢的统治者常常要弄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歌德，1980：24）要求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是残忍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认识到现状非改变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无可能，至少在他的视界中。 dyx2;~
问题是复杂的。正像我们不能因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而轻易否革命发动的合理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义地认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这都需要专门研究。不过对方文至少可以有两个具体补充。第一，方的家乡是否有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关暴动》中的杨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样野蛮残暴。与方志敏共同战斗过的粟裕大将，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的架子，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也还是个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粟裕，1988：3）阿陀与粟裕分属农民与地主，但阿陀对粟家肯定不像张三对杨克明那样充满仇恨，他不需要进行报复性的仇杀。与粟裕同为大将的陈赓，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父亲曾在陈赓家做过长工的国民党将领许克祥，却发动了以反共为宗旨的“马日事迹”。陈赓家的另一个牛童卢冬生，是贺龙二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期间与陈赓同为八路军旅长。仅仅阶级分析似乎说不清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9Tr :\
第二，革命的成功可以颠倒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使长期受压的农民享受到做主人滋味。1927年，方组织领导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结果“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方志敏，1999：189）如此则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压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年关暴动》中的三个地主当然死有余辜，他们肯定是被杀的对象。但像粟裕这样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应当被革命呢？“地主”是一个阶级，制定或执行对地主的政策并不考虑其个人的行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孙就没有出头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30年后，数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才获得公民的权利。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遂川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动机、手段而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应当停留于颠倒上下位置，而应进而建构受民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结构和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秩序。 [SY7=~*VJ
这两点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认当年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曾经发生过的中国革命还需做更多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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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须革命（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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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比无数作家都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到国人的灵魂和情绪。他写作的动机，是想告诉读者“关于中国、拯救中国”这一“比较紧要的问题”，是要辨明，革命不只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Beo$Zki>
茶叶是赣东北的一大出产，“后因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叶的工钱。”（方志敏，1999：8—9）外地人的商品的进入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进行研究，但在此时此地，它确实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经济剥削之外，还有种族歧视。走出家乡的方志敏看够了外国人的嘴脸，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方志敏，1999：116）在中国内河上，行驶的是外国船只；在方乘坐的日本船上，中国男人受毒打，妇女受污辱。
这是更为广泛的革命动员。如果说阶级复仇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的话，那么民族自立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对共产革命后赢得的民族解放却衷心感动。1957年“鸣放”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完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朱正，1998：53） IEs[:p[s,
1991年初，本文作者在广州文德路的地摊上买到美国学者斯潘塞写的《改变中国》一书，大意是说，数百年来西方各式人士纷纷来到中国，试图以自己的观念改变中国，但从明末的汤若望到1950年代的苏联援华专家，不但未能利用中国人，反而被中国人利用了，最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从文德路转到北京路，在新华书店看到折价处理的香港三联版的《可爱的中国》，恍然悟到，方已经提前回答了斯潘塞的问题：因为你们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变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供政治家利用的巨大力量，却又不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的。韦君宜回顾她在“一二•九”期间的经历：“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毫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韦君宜，1998：2）国民政府没有立即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理性的考虑，但在沸腾炽热的舆情中，这与卖国没多大差别。虽然国民政府后来不顾胡适等人清楚的声音着手抗战，但其政治信誉已经受到极大损害，革命却因此借得了滚滚洪流。 _:_ (MSQ
当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如何运用民族情绪是要讲究艺术的。1941年，“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与中国人民的死敌日本订立条约，苏联承认日本扶植的“满州国”，日本承认苏联扶植的蒙古国，理所当然地引起国人反感，党的一些老朋友如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当一些民主人士因此向苏联提出抗议时，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抗战胜利后，苏军在东北犯下抢掠奸淫的恶劣行径，党领导下的左派学生也按兵不动，《新华日报》则发表“爱国不等于排外”的社论。但1946年“沈崇事件”出现后，一些大城市却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美大游行。（李慎之，2001：109）同样是士兵犯罪，对苏联和对美国就不一样，原因不难理解，革命者此时要借重苏联之力推翻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在至高无上的革命利益面前，民族主义的感情不是受到忽视，而是受到重新塑造。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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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民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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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可能永远不能摆脱，压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来顺受、一切都是命的传统观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创造自己命运的冲动。要使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自觉，要使主观自觉转化为一场现实运动，需要方志敏式知识人与军事家。 gNS%Ah`z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赣东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农民。在经历了11年的教育和3年党的教育、积累了相当的革命经验之后，方志敏于1927年下半年回到故乡，联络几位同志，以“平债分田”为号召，破除群众的习惯心理，动员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先是培养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向其他人宣传，“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一两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个人，他们宣誓画押：“斗争到底，永不变心”，成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团”，随之向周围农村扩散。“横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桶，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方志敏，1999：40）年关将近，县里的收捐委员照例到农民们自发开出的小煤窑来收捐，经过启蒙的农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不但痛骂还打了收捐委员。此人逃走后，农民们有些后悔：明天县里一定会派兵来报复。他们一边集中起来准备厮杀，一边请来方志敏。方立即把自发转为自觉，作出暴动的决定，全县一半地区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春雷第一声。横丰县城里的一营官兵因此不敢出来，两个月后，暴动失败了，但农民与官府的对立态势已经形成。1929年，红军击破了敌人为防止红军藏身的砍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信心。从此，赣东北数县迅速赤化，根据地雏形崭露。 /(s)b>#lT?
革命需要转入职业军队的军事对抗。横丰年关暴动前，方已经组织了“弋阳农民自卫军”，武器主要是方志敏从鄱阳搞来的十支枪。暴动后，方志敏先是挑选农民军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组成脱产的游击队；1928年6月正式成立红军独立团；1930年7月扩编为独立师，1930年9月成立红十军，下辖三个团共3万多人。1933年初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迅即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新的红十军。他明白，没有正式的武装军队，“农民革命”云云只是一句空话。终生种田耕地的农民可发当兵却不一定组织军队、指挥打仗，革命的军事人才多由旧军阀和国民党输送。1928年，经过邵式平的运动，中士班长匡龙海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且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方志敏，1999：49）匡龙海后来成为新十军的代理军长。1929年冬，中央派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周建屏来到赣东北，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成为赣东北主要军事领导人。周建屏原是滇军团长，北伐时受朱德教育参加共产党，与方志敏感配合很好。方志敏常说： ``)PPd :
没有红军，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去训练军事干部，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16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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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包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同时也说出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特征。1930年赣东北进入全盛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全党军事化……根据地的党员，除在军队的外，都要参加地方武装组织。”（方志纯，1987：62）农民暴动只是开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也提供了武装夺权的兵员，但如果不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动”阶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扑灭，仅仅农民暴动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使革命，也需要有人种田产粮。 XSG)L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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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农民种田而出现的粮食紧张。“苏区总人口300万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于是，“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一两（1 斤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带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黄道炫，2003：79—98，101—102） hEN}X6!
所以“农民革命”的本义不是要农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要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而是由农民的一小部分由党组织起来以农民的名义进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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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曾经是幼稚的党，革命曾经是幼稚的革命。但幼稚是双方的，反革命也有幼稚性。1927年，方准备在弋阳发动秋收暴动，正在聚议之中，白军就来进攻了： uJ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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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那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拚命。由此，可见用杀人烧屋的手段镇压群众的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更激起群众深刻的仇恨，而使斗争加剧起来！ cK8NJ$z,
因为群众被烧了房屋，一方无所挂虑，另一方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斗争了。（方志敏，1999：36─37） ruIJ;~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抓捕“共匪”，“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地句真情。”（陈丕显，1982：92）国民党是执政党，它考虑的问题要比革命者复杂一些，但它在利用群众、鼓动人心方面肯定不如造反党，它过于传统化的意识形态也不足以召唤动荡时代的激情和理想。 5? ZY;_r
其间的道理，不只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压迫很深却无反抗的群众。真正的问题是，要群众不反抗，就得让群众能活得下去，不管生活得怎样，这就是鲁迅讲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赣东北是个贫困地区，很多农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间歪歪扭扭、聊遮风雨的破房，烧光了房屋，他就只能参加革命。何况国民党又遭遇了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对手，白军的镇压客观上是在进行革命动员。“我可以肯定地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顽强地干！历史注定了你们反革命的一定要死灭，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方志敏，1999：40） PLqVsu;
这个道理反革命不懂，共产党人也不全懂。中央代表曾洪易主持赣东北肃反时，不但大量杀害地方革命领袖，“一些群众吹口哨、敲扁担、扎裤脚、留扣子、扔石头，也被怀疑是'AB团’、'改组派’用以进行联络的暗号，而被关押或杀害。甚至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交通也被调了苏区，加以杀害。余干县保安大队罗英，连人带枪一百七十余人，携带妻室儿女投奔革命，还有其他哗变过来的士兵，也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一概杀掉。”（《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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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苦难召唤着革命，现实的压力也阻碍着革命。赣东北的革命从抗捐开始，迅速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握有国家机器力量的国民党有强大的力量不许革命，锡林郭勒盟死革命者。革命必须有一套主义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个革命者都能藐视强敌、顽强革命。 &~Vg[1]6~-;
在《死》中，方记述了一个副处长对他的劝降。这个瘦瘦的、三角脸、老鼠眼的刽子手，却又是相当圆滑且有一定见解的人。比如，他把共产党分为“信仰顽固”的和“盲从”的，就不全是诬蔑，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组织，通常都是由少数精英和多数跟从者组成的。 37#0.=
但革命与常识无关。如果一切以现实利害为标准，革命就根本不会产生；如果革命者，至少是部分革命者，不一心为公，革命就永无成功之日。为革命而献身是要有条件的，现实因素（总有人不可能在现有秩序中生存发展）外，重要的是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一个可以委身于它的理想世界，一个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相互依赖的“家庭”式的群体。如果只看现实，那么革命者是不可能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奇迹的。方一语道破了中国革命的奥秘： c(?2Pz,S> 我是一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