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的遗训是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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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这等“新世界观”
鉴 明
方志敏,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伟大先驱者之一,2009年名列“百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肯定:“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地是正确的。”
1934年11月,方志敏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竟遭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后,终因寡不敌众,于次年1月29日被俘。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劝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写下了浩气冲天的壮丽诗篇:“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都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他还在给某夫妇的信中谆谆告诫:“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书籍,应多多的而且用力的去研究一番,一切非驴非马的东西,可丢去不看。在理论的政治的认识上,站稳着脚步,才不至于随时为某些现象或谣言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
正是本此崇高革命信仰,他在敌人监狱的非人条件下,用他革命一生最后的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2篇、约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为党、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教育了几代中国人,至今更然。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正如郭沫若所咏:“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在痛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母亲——可爱的中国侵略和侮辱、压榨和剥削之后,严正指出:“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但是,到底怎样去救呢?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和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再或者……我想不讲了,这些都不会丝毫有效的。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方志敏同志又特别尖锐提醒:“朋友,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竟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而渐趋于可鄙的结局。”他高度轻蔑那些个“那么恭顺的秉承(帝国主义)恶魔的意旨行事”的“所谓高贵的华人”,以极大的义愤痛斥他们“委曲求欢,丑态百出!可耻,可耻!傀儡,卖国贼!狗彘不食的东西!狗彘不食的东西!”
方志敏同志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瞻远瞩,深信中华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他满怀革命豪情地认定:“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果然。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反对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浴血斗争,在1949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旧中国,创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把所有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了方志敏等无数英烈的遗愿,告慰了他们在天之灵。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接连遭到侵朝战争与侵越战争失败之后,帝国主义被迫采取“缓和”政策;又鉴于赫鲁晓夫掌权后苏联开始蜕变,美国帝国主义率先施行“和平演变”战略,加以赫鲁晓夫一个劲地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推行与其合作的政策,“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这就使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得复杂困难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就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有时显得激烈和尖锐。
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湖南、江西两省领导人的谈话,就可见他当年的忧虑:“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的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又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行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续?怎样继续?”(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由来。
这就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45年过去。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逝世后,特别是邓小平总设计的“跟着美国”的改革开放30年后,新中国已经蜕变为“新新中国——中美国”,他当年所忧虑的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深谋远虑和英明卓见。
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75年过去。他当年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的遗训,恰是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在我们心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使“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的原形毕露。只是,75年后,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后,方志敏当年所说的“在我们心中”,竟变成了“在共产党之中”。正是借由这些“共产党”,借由他们的“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这等“新世界观”的指引,借由他们的所作所为,“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的中国,竟又重新与之“深度捆绑”,“形成了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一起奔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方志敏同志当年英勇牺牲时,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的吧?方志敏同志等无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能以安息吗?!
(2010年2月20日。谨以此文追思孙永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