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文稿比较

时间:2010-05-26 09:39 作者:李琦点击:1074次
原题：瞿秋白与方志敏狱中文稿之比较研究
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被捕入狱后，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文稿，其中包括他们的自传性文稿———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些文稿多年来不仅未被人遗忘，而且长期引起人们研究的浓厚兴趣。但关于二者狱中文稿的比较研究，国内还不多见，李琦同志生前的这篇文章弥补了这一不足———
比较之一：狱中心态变化之比较
瞿秋白：从积极求生存到安心等死
方志敏：从安心等死到“万死中求一生”
瞿秋白和方志敏被捕后，都为能被营救出狱作过积极的努力，当然最后都失败了。但他们由于在入狱前的经历和个人性情的差异，心态有所区别。
在身份未暴露之前，瞿秋白曾积极争取获救出狱。但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被捕叛变，导致4月底5月初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以此为分界线，瞿秋白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此之前，瞿秋白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并竭尽全力为之努力，但一旦身份暴露，便明白自己的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死，一个是降，非此即彼，决无他途。他不可能降，只能选择死。因此，他打消了一切生还念头，除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心理需要促使他一口气写下《多余的话》，零星写过两封信，几首诗词外，就是安静地等待死期。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在长汀狱中曾动过任何越狱的念头。可能他病体衰弱，看不到一点成功的希望吧。由于在他的内心，政治使命已经完全消解，同样也看不到自己的文稿能送到自己人手上的希望，他也没有考虑将文稿进行处理后秘密送出。
方志敏刚被俘时，因为是在战斗中被擒，而且很快确认了身份，所以以为很快会死，于是安心等死，“既被俘，杀了就是”。他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时，怀着必死之心，豪言壮语比比皆是。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做两手准备，活动求生。从此到被杀，基本未放弃过生还的想法。《死！》记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认为，应该“万死中求一生”，要“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进行努力，决不屈服。而且他的实际活动能力极强。他对狱方采取“应付敷衍”的对策，对狱卒进行教育、拉拢，买通看守，竟然差点越狱成功。越狱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终于利用被他的宣传和个人感召力影响的看守和有办法的国民党方囚犯，成功地将废寝忘食地写出的文稿秘密送出。
瞿秋白和方志敏对死亡都抱着英勇不屈的态度。但由于思想中的文化承载有所区别，他们两人对死的看法是各具特色的。
瞿秋白被捕前几年，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经判了死刑”，而他也逐渐产生对政治的不适应和隔膜感，对自己能否真正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发挥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他认为，他的死只是灵魂的永恒安息。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联系自己一生的际遇，认为死亡是一种对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脱，甚至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
而方志敏则在政治上时刻也没有脱离自己的时代角色的位置。因此他临死前与平常时的心态没有什么区别。在观念上，他仍然是红军的指挥员，他所应负的一切使命和责任，至死都牢牢扛在肩上。他一方面准备从容赴死，一方面又寻找机会越狱，到死的态度都是积极向上的。他认为死就是为主义殉身，是孟子的“死得其所”，是有意义的死。在写完《可爱的中国》的那个晚上，由于心情比较舒畅，他还设想“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只做个甜蜜的梦”。
瞿秋白为什么不像方志敏那样密写文稿，托人送往中央？这是因为，瞿秋白和方志敏的文稿，各自有着自己的“设想阅读对象”。瞿秋白所写下的文字，能够到达亲人手中的希望极其渺茫，谁能看到，他已经无法估计。（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中记述，瞿秋白向记者出示了《多余的话》，并说“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他的假设读者只能是不定的，可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敌人，友人，亲人。也可能是后人。但同时，他也预料是可能不会被人理解的，所以他才会在《多余的话》的开头写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一句诗。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期待阅读对象是很明确的，特定的，即自己人、党中央。所以他的文章绝对不能被敌人看到，必须秘密甚至密写送出。同时在写作中要有政治原则，不允许对中央的半点怀疑。虽然他在所谓中央特派员那里吃尽了苦头，但对中央依然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希望，怀着绝对的忠诚。《可爱的中国》是比较有文学意味的，阅读对象稍微扩大一点，“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同时它的写作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说明一个×××员（隐指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比较之二：狱中文稿写作动因之比较
瞿秋白：回顾一生思想政治道路，剖白内心世界
方志敏：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表达对党忠诚的决心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曲折复杂，众说纷纭。笔者也曾对此作过探讨，认为它是瞿秋白对自己一生思想政治道路的回顾和内心剖白。促使他写下该文的不是政治需要，而是他一生坎坷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文化造成的一种袒露内心的深刻心理需要。而对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没有太多争议，一般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一个是表达对党和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和英勇献身的决心。
对瞿秋白和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的探讨和争鸣，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他们对党内斗争特别是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央的态度。由于他们二人文稿的假设阅读对象有所不同，对于党内斗争等的叙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瞿秋白的文稿是公开的，所以他写到在党内的经历时，都采用公开的敌人已知的内容，不去细说，在不泄露党的机密的前提下畅所欲言。而方志敏的文稿，写作目的明确是为党总结经验教训，有益于后来者，而且计划秘密送党中央，所以他是真正地畅所欲言，对赣东北苏区工作中的成绩、不足、错误都毫不讳言。对王明中央的态度，二人都做到“知无不言”，同时又保持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对中央政策实在想不通时，瞿秋白是“不怀疑”，不思考，成了一个他所自嘲的“十足的市侩”；方志敏则首先服从组织决定，同时按照组织程序向中央陈述意见。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军事决策上，他从大局出发听从调遣，在具体的战事方面则适当地相机而动，灵活行事。
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个人的政治迫害，及其对他的身心造成的严重伤害，我们今天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按照一般的道理来推断，遭到如此无理而粗暴的待遇，是应该有所反抗的，至少会感到委屈。但大家知道，瞿秋白是一个党性和组织原则很强的人，同时他的性格趋于内敛，由于“改造世界观”的结果，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小我”的细腻感受之上（这也是那时多数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共同特点），甚至将后者忽略的，因此他在写作《多余的话》之前，极少流露出不满和消沉的情绪。《多余的话》真实地记述了他长时间遭受压抑的痛苦感受，对他所经历过的历次党内路线斗争多有涉及，情绪十分消沉，加上对他那种极端坦白、毫不讳饰的文风很不习惯，人们宁愿相信他是借自贬自责来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线。但是，无需给在死前终于在精神上回归于真实自我的瞿秋白抹上如此光辉的色彩，他和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共产党人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至于方志敏，有文章认为，方志敏对王明“左”倾错误没有表现出什么怀疑和不满，不批评中央政治错误，一是因为以中央威信为重，主动承担失败责任，二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不愿这个形象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与损害。第二种成分较大。被俘后，方志敏反复回顾战斗经过，殚精竭虑地抓紧一切时间写作，总结红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而刘畴西、王如痴则只是终日以下棋消磨时间。很明显，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担心言行引起“党的怀疑”，从而身败名裂的，是当时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刘畴西、王如痴，而不是方志敏。
方志敏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也说明方志敏是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典范现象”之上的。从他的文稿看，他对中央曾犯过的错误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有时连李立三犯的错误性质都表述不清，将它与瞿秋白犯过的“盲动主义”混为一谈。王明路线比起立三路线来，更具权威性和欺骗性，他就更不可能弄得很清楚了。方志敏等人深受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祸害，而曾洪易等人打着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方志敏等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去怀疑中央的政策。方志敏写文稿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道路情操，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有益于党的后来事业。一种错误，如果他已意识到，为了党的利益他为什么还要掩饰呢？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也有悖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事实上，他的确对具体人的具体政策的错误能认识、分析得很清楚，但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就说不出什么反对的话来了。所以才会出现一面严厉批评肃反的错误，一面表明“坚信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的矛盾现象。
的确，方志敏受传统儒家的道德心学影响很深，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和典范形象。但是，方志敏的道德感是出于公心的，必须一切为了党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付诸实际行动，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道德功勋，才能树立起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众所周知，瞿秋白是看淡死后声名的人，但他同样注重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不过他的名誉必须建立在真实、坦诚的基础上，不愿背“烈士”的虚名。
比较之三：狱中文稿对评价二者的影响之比较
对瞿秋白影响：使其身后命运坎坷曲折
对方志敏影响：使其获得极高的政治评价
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对他们的政治评价影响深远。瞿秋白的身后命运十分坎坷。他在被作为英雄景仰了多年后，曾被打成叛徒，而惟一的证据就是《多余的话》。今天的学者们一般认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心态可以理解，勇气可嘉，但格调未免消沉，在客观上起了负面作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志敏的烈士名誉从未遭到过玷污毁损，他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政治评价极高，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必备范本。方志敏文稿的思想感情单纯、热烈，格调健康明朗、积极向上，容易理解，极富感染力，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价值。这是它们比《多余的话》容易得到大多数人接受的原因。而《多余的话》在思想内容上的丰富、复杂、深邃、富有启发性，使它以及瞿秋白本人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毛泽东对瞿秋白和方志敏的评价和态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和瞿秋白同为受王明等人排挤的人，彼此关系很好，“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冯雪峰也回忆，在瑞金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在延安，毛泽东不止一次怀念起瞿秋白和他出色的文化才能，为瞿秋白未能参加长征而遗憾和气愤。毛泽东与方志敏的个人交往，应该比与瞿秋白的交往要少。但方志敏深入农村，带领赣东北的穷人起来闹革命，建立起一片宝贵的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际行动都十分相似，毛泽东对他是非常赞赏的。
但建国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出版写了如下题词：“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这段题词，给了瞿秋白很高的政治评价，也寄予了一种缅怀之情，但它最终没有被收入《瞿秋白文集》，而在档案馆沉睡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否因为毛泽东看了《多余的话》？没有直接资料可以确证。据陆定一回忆，1964年或1965年，他在北京看到香港报纸刊登的《多余的话》后，在一次会后特意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他和周恩来都回忆了在延安看到《多余的话》真迹的事。陆定一没提毛泽东有没有说什么话，但毛泽东至迟在此时应该对《多余的话》有了了解。
许多瞿秋白生前的同志、好友，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限制，都曾长期无法真正平心静气地考察瞿秋白写作时的心情，给予该文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相反，大多数人都更容易被方志敏式的质朴、爽朗的豪情和激情所感染。由于方志敏的豪言壮语当然符合政治宣传需要和群众的心理需要，他那经过彻夜不眠的痛苦思索，在文稿中总结出来的血与汗的经验教训、他那激情之外严肃的思考探索的精神、他那朴实的记叙中时时闪现的浓厚文学意味，则往往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
（作者单位：《党的文献》编辑部）
方志敏：（1900—1935），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1月在江西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瞿秋白：（1899—1935），曾主持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1935年2月，在福建被捕。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
来源:中国党政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