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掀开沉重的盖子(时代周报 2009-8-19)

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终于被确诊为“尘肺病”。以大量进城务工农民的血汗为代价迅速崛起后，似乎淡忘了对农民工生命与健康权利的欠债。个体命运的挣扎，在重重盖子下显得那样孱弱无力。面对一个接一个类似“开胸验肺”的现象，人们必须反思那些“带血的GDP”。编者按

在哪里都不该开胸验肺

田夫

最近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笔者不揣冒昧，假设张海超在澳大利亚得了尘肺病，而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却硬是“查不出来”，而其他的机构却查了出来。笔者觉得会发生以下的情况：

第一，张海超可以向政府和民间的法律援助机构寻求帮助来起诉三个责任方。第一是使他患病的雇主，第二是这家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第三是起诉政府有关部门对这家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监管不力。以笔者的经验，张海超胜诉的可能性极大。其原雇主免不了要赔偿一大笔钱（当然这些钱绝大部分来自雇主的保险公司），甚至于立即关门、去蹲大牢。而这家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也免不了要赔偿，可能还会丢掉资质，相关责任人会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张海超怎样来起诉这三个责任方？他可以向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而他无需为此支付律师费，只是在胜诉之后拿出一部分获得的赔偿来给这些机构就可以了。如果他不希望得到来自政府的律师，而是自己找律师，也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律师，而且无需事先支付律师费。在澳大利亚，专门打这种赔偿官司的律师很多。

第二，张海超还可以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例如工会和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投诉。以笔者的经验来看，工会也会出面来为他和雇主交涉。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绝对会立即请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对张海超的尘肺病进行全面调查，并根据这一结果给张海超与社会公众一个交待，而决不会上来就轻率地指责那些诊断出张海超是尘肺病的医疗机构没有资质，然后再补发一个资质给他们。如果调查结果表明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故意”诊断不出张海超的尘肺病，那么警方会立即介入调查，并肯定会立即对此依法处理。

如果媒体披露了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和政府的处理方式，整个社会都会谴责雇主无良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为。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免不了会向张海超和社会公众道歉，且十有八九会辞职。

同时政府会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专家和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会出台一个新的管理模式，使得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根本不可能再与雇主串通一气。笔者相信，在这个新的管理模式中，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不会只是一家，而是多家。

张海超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一笔数目不小的赔偿。因为张海超的雇主在雇用他的时候必须购买这种保险。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

作者系旅澳华人学者

地方政府要学危机公关

康不德

在“开胸验肺”事件上，地方政府危机公关基本上是失败的。从一开始地方政府就化主动为被动，而且还在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危机公关的低级错误，这样怎能不影响河南形象？

如果地方政府在张海超宣称开胸验肺之前就给他一个救济，譬如勒令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或者新密市卫生防疫站对张海超进行检验，何至于有后来的开胸验肺？其结果，还是要给张海超组织专家会诊，进行检验，这不是瞎折腾吗？而且，如果之前就进行检验，理说得通，事办得明白，在道德形象上还会加分。现在倒好，拿出了更多的成本，却给公众留下了冷酷无情、站在利益集团一边的恶劣形象。这是何苦呢？

即使不能那么早就英明果断，那在张海超发出自愿开胸验肺声明后，地方政府也应当立即介入，给予张海超救济，这样在舆论宣传上仍然能够掌握主动权，而把道德上的负面形象仅仅定格在企业身上。如果说错失第二个机会以后，河南政府方面犯下的危机公关错误就越来越低级了。最低级的就是在舆论已经沸沸扬扬的8月12日，河南省卫生厅居然对为张海超验肺的郑大一附院进行通报批评。虽然卫生厅其后马上给予了医院职业病诊断资格，但公然和公众对着干的睚眦必报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明明知道公众情绪高涨，你还非给点颜色让别人瞧瞧，这其实是很多政府部门不懂得危机公关的结果。有的政府部门习惯了发号施令，作威作福，自己把自己当成了权威，根本没有料到民间不买账，或者压根就没把民意当成一回事。结果是为民间提供更多的写作素材，让事件从一个高潮发展到另一个高潮。到了最后，迫于舆论压力又是特事特办又是处罚官员，已经彻底丧失了危机公关的主动权，实在是得不偿失。

其实，掌握危机公关的秘诀，没什么新办法，政府表现得谦卑一点，主动一点，积极作为一点，危机自然就消除了。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好的危机公关。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主持人

让弱势群体不再无助

王晓林

开胸验肺，这幕现实中的悲剧让我想起了少年时看的一部小说《飞狐外传》。

在这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有一幕，某地主诬陷一农妇的儿子偷吃他家的鹅，冷漠的围观者、收了好处的县令、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的原告，种种外因终于逼得这个农妇做出了惊人的选择，她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剖开肚子，让所有人看那空空如也的胃，以证清白。

多年后，金庸先生回忆此段时还激动落泪，说这是自己自小看到乡人被豪强欺负心有不平，一直想找机会借助作品表达自己对可怜人的同情，但他也承认此故事为杜撰。与之相比，张海超的故事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其实，弱势人群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做出貌似非理性行为早已有之，诸如民工求助无门跳楼讨薪，但这已被我们视为“跳楼秀”了，再比如枯坐路边告地状，这往往也被我们等同于“博同情”的骗子。

于是，利益诉求的主流渠道一旦堵塞，加之作为旁观者的沉默的大多数日趋铁石心肠，弱势群体陈情的机会只能越来越少、门槛也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最终的结果，便是逼得他们（有时可能应是我们）只得通过层层加码的偏激方式来得到有话事权者的重视。

我们不要嘲笑弱势群体的不理性，相反，他们在做这种种行为时肯定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在种种可能中选择了最耸人听闻但不无道理的解决方案。仍以张海超案为例，现实也有类似者采用了诉讼手段，但结果是冗长而昂贵的过程走下来，判决未到、赔偿未给，但人却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