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三朴(曾用名巩三胖)的革命经历和历史遗留问题

弓三朴(曾用名巩三胖)的革命经历和历史遗留问题?

        弓三朴、(曾用名 巩三胖) 1910 (1916)年出生，山西省武乡县寨上村人。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兄弟上面有一个姐姐。因为家里穷，没有上过学，自幼在村中务农。他于1937年2月参加薄一波领导下的牺盟会地方部队，1938年转入八路军总部，曾在朱总司令身边作过警卫工作，在八路军总部和华北军区(1948年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机关14年整（军龄共15年2月），其中1944年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开除党籍、送军法处)。后来虽然纠正过，只是口头上宣布一下，他也没有回原单位(八路军总司令部三科)，而是留在冀鲁豫军法处。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老战士，但是和众多大人物(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将帅、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接触过、或共同生活、战斗过。1952年5月从华北军区政治部转业。从穿的服装和回家携带财物上看，应该是干部(待遇)，可是职务却是华北军区政治部班长。在我家周围十里八村，象他这么早参加革命的，几乎没有几个，乡亲们称他是老红军，可是应享受的待遇没有享受到，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

        请求胡主席、徐副主席能关心过问一下，让我们感受党的温暖。

        审查他的革命经历和复查他的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政策。

       此致

                                                                                 敬礼!

                                                                                             弓清元

                                                                                          2008年11月1日于长治

       2002年5月， 我从北京总参兵种部老干部服务处转业，回到家乡等待分配工作。正遇哥哥给家里修建房子，帮忙修建房子中间，恰巧父亲又生病了，一边修建房子，一边和我哥照顾生病的父亲，还要做饭。7月，在我父亲病重期间，有一天，他躺在炕上，眼含泪水晃着头，颤颤抖抖对我说：“你在中央(北京总参谋部兵种部服役)当兵，就不能给我反映反映问题？你回来已两个多月了，公家也不给你安排工作，就这样和我一样回家就没有事情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是难过，多少年来我一直也想给反映反映他的问题，但苦于找不到一位当事人，也不知道应该向那里反映。我知道父亲所说的问题有二：一是他在1944年整风运动中被开除党籍、送军法处的事没有彻底平反的问题；二是没有落实老红军待遇的问题。

弓三朴

(曾用名 巩三胖)

1952年5月转业同底像(背面有“2207”钢笔字样)

       在部队时，领导多为南方人，因乡土口音的差异，把他的名字写成：巩三胖(自己不识字，也不知道写错了)   1952年转业回家后，村里人告诉他名字写错了，他才知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于 1973年换发新的转业军人证明书时(因为有的转业证明书上印有时任国防部长林彪的照片或签名)，又把名字改为原名弓三朴，巩三胖只能算他的曾用名。

       弓三朴、(曾用名 巩三胖)  男  1910 (1916)年出生，山西省武乡县寨上村人。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兄弟上面有一个姐姐。因为家里穷，没有上过学，自幼在村中务农。

       于1937年2月12日在清(沁)源县自愿入伍，参加薄一波领导下的牺盟会地方（组织）部队。1938年3月到八路军总部，参加八路军后不久，组织他们刚刚参加八路军的当地战士，到长治城里和附近各个县里搞宣传和招兵，宣传八路军的主张和动员进步青年积极参加八路军。曾在朱德总司令身边作过警卫工作，1939年4月由闫永章（山西洪洞人、正军职离休干部、1990年在北京逝世，《解放军报》曾发讣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4月中旬，朱德总司令经河南洛阳转道回延安) 。档案显示：1940年 5月调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三处任摇机员、1942年调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三处任上士(司)。(他本人说是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三科)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华北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整全面风才正式开始。集总(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

       1944年在整风运动后期，由于受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采取了“左”的错误作法，人为地进行所谓的“坦白”，搞了扩大化，他被开除党籍、送军法处。原因是：1941/2年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岀的大生产运动，各地克服困难搞生产自救。他当时任八路军总司令部三科上士(军需)，带着总部兵工厂生产的毛巾、袜子、布匹等物品，到当地销售。在武乡县西部一个村子，卖岀毛巾、袜子、布匹等物品，没有取上现钱。部队曾几次派他带人要钱都没要上(由于日本鬼子的封锁、扫荡和连年灾荒哪儿都困难)，最后换回一匹有病(当时不知道)的马，在回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左权县(辽州县)麻田的路上，牲口就死掉了。整风中和他一起去推销毛巾、袜子、布匹等物品的南方老红军，就又提起了这事。他说是牲口死了，又不是我贪污了，就和这位老红军吵了几句，人家说他态度不好，就把他关了起来。

       住军法处期间，审问他，要他交待问题。他坚持说：没有贪污，心里很委屈，认为自己老老实实干革命，却被关进了军法处。给军法处的领导说：“让我上前线打鬼子吧？去牺牲了算啦” 。军法处的领导说：“上前线打鬼子是革命需要，在机关这儿工作也是革命需要，你在总部机关七、八年了，又是当地人，熟悉本地情况” 。军法处的领导又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他连连说:要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几个月以后经审查得到甄别，认为他不是特务，也没有什么问题，军法处的人说: “你被弄错了，三科叫你回去”。他说：“三科他们陷害冤枉我，我不和他们共事了，我就在军法处住的吧，不回去” !三科多次要他回去，未回去。后来军法处的领导给三科的领导说：“他要不想回去，就让这位太行山的老同志留在军法处工作吧” ？这样他就留了下来（在军法处时曾看押过东陵盗宝的孙殿英、高树勋等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日本俘虏）。 1944-1948年在冀鲁豫军法处工作。
        可以说他是武乡、乃至长治地区最早参加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人员之一。之所以能在总部做警卫工作，我想：一是他实在、肯干活，二是身强体壮。他们的班长，朱德的卫士长、红色英雄警卫、建国后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李树槐，后来撰文说，红军或八路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挑选一些实在的、身体壮实的当地战士，充实到警卫队伍。总部机关及直属队有2000多人，这中间有许多大人物(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将帅、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同时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总部留在太行山的干部划归晋冀鲁豫军区，他随部队转入晋冀鲁豫军区。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全军统一整编，在晋冀鲁豫(后合并为华北)军区司令部文工团任班长，1950年7月至1952年4月在华北军区政治部任班长(据本人讲享受中灶待遇)，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冀鲁豫(后合并为华北)军区机关工作十四年整，直至1952年5月从华北军区建归团政治(处)部转业。

                                                                                 (样           式)

 1952年转业时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上盖的公章

  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上盖的公章

       1952年转业时戴大盖帽(在1955年未授衔前)，携带五仟陆佰贰拾五(5625)斤粮食(当时买卖结算都是粮食兑换，没有(不)流通货币)，市布四匹11尺，棉被一床，军衣一套，还有绿军用毛毯等财物。从武乡县城往寨上村家中运输，村里派人用牛车拉了几天才运完。携带这么多财物，说明他：一是功劳大或革命时间长(15年又2月) ，二是享受相当级别的干部待遇 (当时在全武乡是携带财物最多的) 。

       土地改革的时候，村子里分配地主的财物。因为多年未和家中联系(通信)，村里人都以为他牺牲了，最初就没有分配他；1949年随部队到了北京后，找部队的领导代笔给家里写了一份信，村子里才知道他还活着，可是东西都分配完了，只剩财主家的一栋当仓库的房子(俗称黑楼院)，才分配给他。

       回到家乡以后，他不多讲以前的事，包括受到处理(分)的事，所以村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些。

       1966年朱德的女儿朱敏，来到武乡县参加“四清”运动，受朱德总司令的委托，还看望过他。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曾给他发来电报，要他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当时的县委书记查了一下，没有名字叫巩三胖的人(此时他已改为原名弓三朴)，就退了电报说：查无此人。等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去找县委书记，回答：电报退回了!回村里，借了路费要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到了太原被省里的人拦住，没有去成，回到家中伤心得痛哭了几天。没能去参加朱总司令的追悼会，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展开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村子里有的人落实了政策，办理离(退)休，或恢复工作。当时他不知道自己在军队受处理的事，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也可以落实平反政策。

       1979年或1980年中央(或部队)有一个文件，其中有这样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受到错误处理的这些同志，已经离开了部队。到落实平反政策时，未到离、退休年龄的给予(恢复)工作，达到离、退休年龄不能工作的：受到处理时是干部的办理离休手续，受到处理时是战士的办理退休手续。

        只是在我们催促 、怂恿下，他向武乡县民政局提出过落实红军待遇的要求，因找不到相关当事人，或当事人去世，几次都没有结果。

        别人 (我们也)说他，你的待遇太低了，他总是笑笑。面对享受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款每月1992年35元(2002年85元)，很是满足，常常对我们说：就是国家给我一分钱，我也不嫌少，我也知足。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多苦啊!早上起床还有你，晚上睡觉还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时候刚做好饭，准备开饭，日本鬼子来了，部队要突围，扣锅就把饭倒掉了，手快的人用大洋瓷碗盛上饭，边走路边吃上几口，手慢的人二、三顿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每月五毛钱军饷，有时候几个月都领不上；又有多少好同志，好些还是大干部呢，都牺牲了。我现在还活着，比他们强多了；还说我们是享乐主义。

        在我参军走时，他嘱咐：到部队以后，要听领导的话，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好好工作；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最好能提干等等。

        他转业回到地方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工作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在历次运动中保持清醒头脑，保持革命军人光荣传统。

        2002年8月23日，在寨上村家中(昏睡三天后)不幸去世，享年86岁。

        他能活86岁，原因有几个：一、对生活抱乐观态度，什么事情都不计较，想的开、看的开。二、自幼养成了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战争年代受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等八路军领导的影响和教育，一辈子坚持生产劳作，锻炼了身体；即使到了晚年不能下地，也要在院子里种菜、种树。三、是归功于我哥(忠元)的精心照料，我哥一方面支持我在部队安心服役(12年多)，二克服种种困难，伺候照顾父亲，得到了乡邻的称赞。2000年来走访慰问的原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周开喜等领导们对我哥说：你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把老人家伺候的这么好，可真是不容易啊!就是有高级医疗待遇的老干部，能活到这么大岁数(84岁)也算高寿啦!

        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老战士，但是和众多大人物(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将帅、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接触过、或共同生活、战斗过。1938年3月（到）参加八路军后，在总部机关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罗瑞卿主任、勝代远副参谋长、傅钟主任、陆定一副主任、杨立三部长等；1943年10月，一二九师与总部合并后有刘伯承、邓小平等等一二九师的首长们，1944年到了冀鲁豫军法处，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组织部长兼军法处长周恒等，1945年8月转入晋冀鲁豫军区机关，有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薄一波、张际春副政委，滕代远、王宏坤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等，晋冀鲁豫(第二)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1948年留在华北的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有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勝代远副司令员、罗瑞卿主任等。

       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没有被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部分是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也有少量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建国前的冤假错案。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政治运动不断，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弓三朴(曾用名巩三胖)在1944年被开除党籍、送军法处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是在八路军总部，总部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所以

         请求:中央军委的领导复查，弓三朴(曾用名巩三胖)在1944年被开除党籍、送军法处的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政策，让我们感受党的温暖。

        问题一：据我父亲档案(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记载：1940年5 月调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三处任摇机员，我父亲本人讲是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三科，上述两个单位是否同一个单位，是不是不同时间对外的番号不同？冀鲁豫军区是八路军总部的直属队，八路军总司令部下面才设科(三科)，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会设处(三处)？

       [注]：1940年2月，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将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三纵队和河北民军第四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 (冀鲁豫军区兼)。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后来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阎揆要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问题二：1943年9月8日，彭德怀离开麻田总部，同刘伯承一起回延安参加整风。10日，又任命杨立三为前指副参谋长。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一二九师于总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中共太行分局合并于北方局，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一二九师于总部合并，总部的军法处和一二九师军法处是不是也合并了。1944年我父亲所在的冀鲁豫军法处，与总部的军法处和一二九师军法处或者总部的军法处和一二九师军法处合并后的军法处是不是一个单位？

        问题三：1952年5月我父亲从华北军区政治部转业回来时，带着一张和转业证上同样底版照片(参军15年唯一的照片)背面写有“2207”钢笔字样，是一个单位的编号，还是某位领导人的电话号码？

        问题四：1952年华北军区健康归队团是什么性质的单位编制？

        问题五：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给巩三胖的证件(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是否有效？为何不能得到认可，并享受相应的待遇？

据弓三朴(曾用名：巩三胖)讲的一些事件：(供考证)

        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武乡县寨上村(我村)驻扎期间(1938年4-5月)，左权副参谋长每天早晨都要到殷家场东面的窑垴上，检查警戒安全，更多的时候，是面向东北方，朝着老崖圪洞久久站立、注视，仿佛在(思考)想些什么？“长乐”大战之后，八路军抬来寨上村一位牺牲的干部，就临时埋在老崖圪洞，左权副参谋长每天到窑垴上，就是看看牺牲的战友，回忆过去的艰难岁月和思考目前时局等问题。后来把那位牺牲的干部抬走了。这位干部是否是在长乐战役中牺牲的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

       二、寨上村的自卫队和乡亲们送八路军总部到南涅水后，八路军领导给了相送的自卫队和乡亲们每人一块大洋，并对他们说：“谢谢大家、谢谢老乡们来送我们……………………”。

        三、1940年在百团大战之关家垴战斗中，他在指挥部任摇机员(电台还是电话才有摇机员?)，听到彭总对着电话喊：刘伯承、你要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了你一二九师番号。

        四、在总部机关电台有一个小战士，没有见过电池，怀着好奇心把电池敲开，想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果要发电报时没有电池，耽误了发电报，被枪毙了。

        五、有一个女特务勾引一名警卫员，给彭德怀副总司令下毒药，事情败露后，那个警卫员自杀，女特务被枪毙。

        六、在军法处时，1942-44年因为物资十分匮乏，有些判了死刑的，也不能枪毙，为了节约一颗子弹，有时也采取埋人的办法来执行死刑。

       七、随部队进入北京后住在王府井大街，单位有200多人(是华北军区政治部，还是政治部文工团？)，每天的生活很好，常能吃上大米、白面、猪肉，多年后常说北京的甜酱面真是美吃。天桥耍把戏、卖艺的有很多，可热闹了。

       八、同一单位有位四川战友刘(李)永(运)富(和总司令是老乡)常常与他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听说梅兰芳唱的戏好，一般人看不上，两人就商量找总司令去看戏，见到总司令说明想看戏，总司令说：“去找库房(总务)，领两套呢子衣裳(服)，到了看戏那儿，有好多首长，桌上摆有花生、瓜子、水果点心等等，有人吃的时候你们再吃，没有人吃的时候，你们也不要吃、要坐好。”

       九、在进入城市感到很多不适应，自己又没有文化，就是老想回家。1950年部队就复员一批人员，他和刘永富就多次申请要复员，总司令说：“你们过去在战争年代，打仗的时候吃了不少苦，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国解放了，应该享受享受，按规定你们这些人(参加革命多年的)是不让(要)回去的。”他说：“我没有文化，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也不知道爹娘还在不在世，全国解放了，我还是回老家种地吧。”总司令又说：“你们要不想在部队了，就到西郊公园或北海公园养花吧，”他说：“我只会种庄稼，不会养花”。1950年没能复员，1951年他和刘永富又找总司令要求复员，经再三申请，总司令说：“你们实在要回家，就走吧。回到家乡后，要保持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遵守政府的法令，不要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要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争当劳动模范，随时准备回部队服务。”1952年5月他和刘永富一块复员回家乡。

        十、从1938年到了八路军总部后，总部机关及直属队有2000多人，这中间有许多大人物(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将帅、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同时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他转入晋冀鲁豫军区。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以后的晋冀鲁豫及华北军区机关工作十四年整，直至转业。

        十一、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比其它部队都危险，日本鬼子千方百计想包围、消灭八路军总部及主力部队，总部机关及直属队三天两头就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然后八路军总部首长指挥部队突围，有许多次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在左权(辽州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正组织部队与本地群众观看演出，突然村子外面传来一阵阵枪声，演出会场出现一片慌乱,左权副参谋长镇定自若地跨上戏台，对台下观看演出的群众和部队大声说：“同志们、老乡们，大家不要慌、不要乱，我们已经派部队去打他们了，只是一小股日本鬼子，很快就会被我们消灭掉，大家继续看戏吧!”演出现场很快平静下来，大家又坐下来继续看戏。

        还有一次损失最大的就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的那次突围，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天上狂轰乱炸，满山遍野都是突围的人员，物资扔得满地都是：有毛巾、鞋袜、衣服、冀南银行印的冀南票子、死伤的牲口等。

       十三、八路军总部驻在黎城(或武安、涉县是一个有柿子的地方)，有一天早晨，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在河滩(沟)上一边散步，一边谈论事情；走着走着，发现不远处的柿子树上，有一名战士在摘柿子。彭德怀副总司令很生气，把那个战士叫了过去，对战士说：“谁让你摘老百姓柿子的，谁让你违犯群众纪律的，我他娘的枪崩了你”。那个战士低着头，一声也不敢吭，左权参谋长等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完火了，才问那个战士是那个单位的，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回答：会。左权参谋长让他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当唱到“不拿群众一针线”时，左权参谋长说停。这才开始教育战士，说我们八路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和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鬼子是不一样的，是为贫农大众打天下的，怎么能随便拿老百姓的柿子呢？老百姓是我们八路军的靠山，我们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只有和老百姓团结起来，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才能打败小日本……。最后，让那个战士给老乡赔了柿子钱才算了事。……

附件：

1952年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第1页

央视网：复兴展馆--山西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http://space.tv.cctv.com/podcast/balujunjng

(04：38--04：47)有弓三朴的画面：

    弓三朴1952年从华北军区政治部（现在的北京军区政治部）转业回到武乡寨上村务农，整整50年，他与家人生活一直很艰苦。

 

山西省武乡县民政局文件(1面)

山西省武乡县民政局文件(2面)

《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195页

《刘华清》128页 解放军出版社

战略反攻

        1944年6月，我(刘华清)调到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是1944年5月由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成立的，仍保留冀鲁豫军区名称。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黄敬，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冀鲁豫军区下辖11个军分区：原冀南部队编为第二至七军分区，其余为原冀鲁豫军区的各军分区。

对照照片录入的文字

1990年7月9日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天津视察

 

1996年7月6日纪念朱德逝世110周年与伯父、母(朱德亲属)合影

1996年7月6日在朱敏家里

1996年7月6日在毛主席纪念堂西门

1996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前

   

弓清元

弓清元  山西省武乡县涌泉乡寨上村人，1990年3月入伍，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北京等地服役，2002年5 月转业。

(山西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