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 伪装的常识与“历史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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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的常识与“历史的革命” / 魏英杰

2009-04-19 05:55 | 阅读(689) | 标签: 历史, 翻案

王蒙先生最近在《读书》撰文,表扬赵本山成为春晚核心,相当于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农民的“文化革命”。不经常买这本杂志了,不知文章具体怎么讲的。倒是因此想起另一桩同样发生于央视舞台的热点事件。日前,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顺带提了一句“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不料被砸了好几块板砖。

批评钱文忠者,给他戴上了“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学术娱乐化”、“精英的话语权自恋”等帽子。不过这些作者很快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尴尬。借助强大的网络搜索技术,马上有人对钱的观点进行详尽论证。比如诗人时评家叶匡政就说,为商纣王“翻案”, 钱文忠无论如何算不上第一人,“当代写过论文重论商纣王历史功绩的学者,有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0多位。”薛世君转引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考证,“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两相比较,“砸钱派”明显落了下风。

研究商纣王好人还是坏蛋,这是历史学家的强项。我更感兴趣,为何那么多人(“砸钱派”只是这部分声音的代表)对钱文忠等人视作常识的历史观感到震惊?实际上,“砸钱派”可能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因为,“商纣王是一个大坏蛋”这类描述,明明白纸黑字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在许多人脑海里,这种观念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的常识,简直和自己的肤色一样,容不得半点质疑。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总结了三点:一是,为删繁就简,教科书编写者对尚未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片面盖棺论定;二,在历史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特定条件下,真相有意无意被遮蔽,即某部分事实被人为夸大或忽视;三,在历史知识转化为公众记忆过程中,由于知识传播手段和方式的问题,二者打起架来,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老百姓的不同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历史教科书的谬误且不论,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先不去说;在这一问题上,当下学术研究与部分公众的看法差距如此之大,可见学界普及新知的工作有多么糟糕。你看,大伙一直以为商纣王是个大坏蛋,而你们(学者)早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却始终捂着不说,这算什么?如果一些历史研究成果能够畅通无阻地抵达大众知识领域,钱文忠那番话何至于引起轩然大波?如此看来,百家讲坛说是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其实也不是很上心。

对待同样的历史和人物,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常识,其中肯定有一种答案是错误的。却不知道,还有多少谬误伪装成为常识?而任由伪装的常识招摇撞骗,欺行霸市,不仅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学者们的悲哀啊。史无定论的话,不妨把各方观点都端出来,或者继续吵下去,等哪天谁能够拿出过硬的证据再说。最要不得的是,这边犹自争论不休,那边(在历史教科书上)却连棺盖都给钉紧了。一旦失去判断真相的前提,难免出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而且这些人还慷慨激昂地誓死捍卫这种伪装的常识。

所以,我认为学界应该向赵本山学习,起而行之,搞一场“历史的革命”。比如这次钱文忠先生若能多花点精力,把相关结论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不仅对公众有益,也正是百家讲坛的宗旨所在。可惜他可能真的没想到,学界聚讼纷纭的一桩历史悬案,对于公众来说却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

近些年,为历史翻案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能够像赵本山那样闯进央视春晚,让农民文化占领主流阵地,尚属罕见。特别是涉及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领域,很容易招致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舆论的激烈反弹。历史有时候就像王蒙笔下那碗“坚硬的稀粥”,一旦形成片面的认知惯性,往往很难扭转过来。

安史之乱时,死守睢阳城的张巡历来被视作忠勇双全的爱国英雄。张巡庙前的楹联这么写:“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可在守城过程中,睢阳城也发生了一桩骇人惨剧,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为了守城,张巡连自己爱妾都给杀了煮熟犒赏将士。在一些记载上,对此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视而不见。这种行为今天看来明显有违人性,背离人类文明。那么,今人讲述这一历史事件,在赞赏张巡死守孤城之余,是否也该补上一笔,对这种有违人道的行为表示不认可?

我想,那被充作口粮的三万多条生命,总抵得上历史的一则旁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