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和谐与现代意义

　　编者按：和合思想与和合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范型、政治理念、社会理想和辩证方法，是贯穿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和灵魂，它源远而流长，历久而弥新。当前，在我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古老的和合文化重新展现出巨大魅力和迷人风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思想，这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和合传统，在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再次创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刊为了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特邀请国内长期研究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知名学者，就“中华和合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展开讨论，抒发己见，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２１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并由此而引发了五大危机，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为了求索化解此五大冲突之道，追求人类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想，组织了各种机构，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效果与价值理想相距甚远。
　　如何化解生态危机？治理环境污染，防止臭氧空洞，整治土地沙漠化，解决资源匮乏，控制人口生育，防治疾病肆虐。如何解决社会危机？协调国际社会南北贫富不均，东西发达与不发达失衡的冲突；解决逃离经济困境，以及民族冲突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移民浪潮带来的紧张、冲突和暴力；制止和预防国际和地区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拐卖人口、妇女、儿童、以及钱权交易、政冶腐败等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化解道德失落、行为失范、社会失序、人际疏离等社会问题；制止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见利忘义、谋财害命、强暴妇女、杀人放火等危害人际关系的种种丑陋现象。如何消除心灵的苦闷、痛苦、烦恼、焦虑、悲哀、愤怒、压抑等的紧张，获得精神的愉悦、舒畅和快乐？如何化解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使不同文明间能相互理解，宽容地接纳，平等地对话，互爱地尊重，不搞对抗、杀戮和战争？
　　鉴于此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以至个人，都已深受其害。世界上有远见、有理智、有胆识的思想家、谋略家、政治家面对此情境，都应以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的幸福为担当，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类良知为准则，以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指导原理，打破狭隘的地区、地域、国家、民族、宗教等中心的观念，以自觉的全球意识来观照、筹划、设计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使人人安身立命，享有和乐、和爱的生活。虽然各思想家、谋略家、政冶家及各集团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冶立场、宗教信仰等存在诸多殊异，但由于其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共同的，其价值理想大体相似，便存在着取得各方面大致认同的共同基础。有了这个大致的认同的共同基础，便有可能就早一些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基本原则、原理达成共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共和、和谐、和合为贵的民族，它既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的价值理想。和谐、和合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丰富的资源。《尚书·尧典》在说到当时天下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以“协和万邦”作为指导思想，认为这样黎民百姓才能变恶为善、和平共处，《诗经》说“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借“和羮”为例来讲多样性的融合。《易经》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相互鸣叫。《乾·彖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就是说，天道变化，社会与时协行，原有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人的等级地位都发生变革而有冲突，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合太和”，只有保合太和，万物才能发育生长，万国才能和谐安宁。中国古代，都把“保和太和”做为一个重要思想来弘扬，故宫就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合一词较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因伦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这一思想是西周末年，幽王纵情逸乐，郑桓公为幽王司徒，他与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以及如何协调人与天地、社会的冲突，使和合社会的建构得以实现时说的，史伯还列举“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以及“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伯认为这样的人才能“成天下之大功”，周幽王不能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用同弃和。史伯认为，和使国家兴盛，专刂同使国家灭亡，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意思。那什么叫作和呢？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即承认他者的存在，他者与他者之间应相互尊重，是平等的互动者，相异而融合、和合而成新事物，新方案。也就是说，他与他之间不是一个服从的关系，不是一方主宰一方，一方吃掉一方的关系。这种思想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一方吃掉一方的思维。“和”何以能生万物？《国语·郑语》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杂”即“合也”，是多元（五行）因素的和合。这与西方上帝造万物，以及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不同，上帝、理念、绝对观念是绝对的唯一正确的、全知全能的，体认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绝对真理，与此相反的都是异端，都是要批判的，因而上帝、理念、绝对观念等具有排他性、独裁性。中国不然，它没有设计一个唯一的、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有不同的事物尽管是相对、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万物。专刂同即是指唯一的、相同的、绝对的东西。《周易·革·彖传》中例举：“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相同因素的简单相加是不能化生新事物、新生儿的。就此来观，中华民族从思维源头上就是主张多元、多样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海纳百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宗教战争。犹太人到中国来可以被同化，清代满人入关以后，基本上被同化，其原因也在这里。在中国的有些寺庙里，共同供奉儒、释、道三教的教主，这在其他宗教寺庙里是不可想象的。

　和合一开始是作为一种调整人和人关系的重要思想提出来的，但是又不限于此，至少还应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熟悉天地自然和社会矛盾冲突所在，依据对象的本性，加以协调，达到和谐；二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天地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则，达到和谐；三是万物有高下，有高下而有差分，有差分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乐繁荣生长；四是增强人类的生产能力，播种百谷，培育蔬菜，丰衣足食，人人富裕；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百姓和睦，皆得保养，以建构和合的社会。此五个方面就是古代中华民族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以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冲突的设想和指导思想。
　　当然人和人的关系是基本的，它调整好了可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如果对人和人的关系处理不好，整个社会也不得安定。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场所是家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家庭的原因。比如说五伦，由家庭的父子、夫妇、兄弟三伦，然后由父子推到君臣，由兄弟推到朋友两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由此推衍出来。《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讨论“和”与“同”的问题，晏婴把和的思想运用到政治上，他认为一个君主提出的方案、意见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够合理的地方，那么对一个臣子来说该怎么办呢？不能因为君主说好就说好，君主说不好就说不好，那就专刂同了，应该是君主认为行的而其中有不行的，臣指出它的不行之处，而使其行更加完善；君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指出它行的方面而去掉它不行的方面，这就是和的政治智慧，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文明。
　　
　　和的思想被老子和孔子所继承，孔子述而不作，他继承了《五经》中的思想，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这一尺度既是人格的尺度，也是道德的尺度，“和而不同”是君子的人格，也是君子的道德，“同而不和”是小人的人格和道德行为。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都以此作为最好的道德。在孔子的思想中，礼实际上是外在的表现，是等级的典章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如果没有礼，手和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礼体现了伦理精神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价值合理性。礼的作用和功用，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和。
　　道家和墨家都强调和。道家把和不仅看成是人与人之间协调、和谐的关系，而且从万物生成和本体上讲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整个宇宙的生成来看，三生万物，三就是多的意思，万物蕴涵着阴阳对待的关系，从而构成冲气，冲气就是和。
　　墨子认为和合是和谐、协调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是家庭、社会、国家不分裂的聚合剂。他说：“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他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兼相爱”，天下就能协调、和谐而治。
　　由和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中西思维的差分：西方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等，都是实体的，不可以入的，具有绝对性；中国的思想则是多元的、可入的，具有包容性。
　　和合思想强调融突的多元性，主张生生。《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是天地万物的变化、国家制度的变迁，中国古代讲变化思想往往与生生相联系，也就是说，只有生生才是可以不断发展的，所以说生生是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上古汉语系统中，“和”字有两种左右组合造型：一种是从龠禾声的“龢”，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本义是指从三孔（或六孔、七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另一种是从口禾声的“和”或“口禾”字，最早见于金文。其本义是指音声相和，旋律合韵。“合”字是上下组合造型，从亼从口，在甲骨文和金字文里，“合”字像容器与盖子合拢之形。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合”的本义是“合口”，有覆盖的意思。“合”字的总体意象是：广泛采集众多元素，汇合纳入口中，覆盖发酵，酝酿出新生态。《周易·文言》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说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是相互符合、相互匹配的。中国人把天地看成是有德性的，人、社会也是有德性的，人道与天道是相符合的。人以其明察与日月光明相符合。四时有顺序性、规律性，国家、社会也有规律性、次序性，不能朝令夕改，人和人之间也有次序，没有次序就乱套了。人的赏罚与鬼神福善祸恶相合。孟子把这个思想发挥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是和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无效用。构建和合社会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在天地人冲突、融合中达到和谐、协调、和合。孟子进一步追究了和谐、和合内在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那就是恻隐之心，一个小孩往井里爬，不管认不认识这个孩子，都会救它，既不是为了名誉，也不是为了地位，更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而是一种内在的不忍人之心使然。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的本性，它不是外在的他律，若人人具有这种善心，社会就会和谐。
　　和谐有协调、谐和、调和、和合的意思。谐，《说文》：“谐，洽也，从言皆声。”《六书统》：“谐，洽，从言从和，合众意也。”每一件事情、方案、措施若符合大众的意见，便是民心所向，就能协调、和谐。《玉篇》又训“谐，和也”。和谐主旨是和。《左传》襄公１１年记载：“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诸侯国之间取得和谐、协调。《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
　　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民族、种族、国家、宗教、心灵、文明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协调、谐和、和合。和谐既具有理想价值，也具有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公平价值的融突，也是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富裕、发展与合理、合法、诚信、明德、友爱等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的融突，又是普遍理性与特殊情感的价值状态的融突。此三者融突的价值导向是和谐、协调、和合。所以就和谐的自身内容及形式而言，是和谐而不是动乱，是和合而不是分裂，是协调而不是冲突，动乱、分裂、冲突只是和谐、和合、协调中出现的一种负面的、暂时的状态，是被化解的状态。     和合、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与核心价值，是心灵关怀与价值理想，是精神家园与终极关切。它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具有普世价值。从实践价值而言，和谐、和合需要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心正、身修而止于至善；人人有一颗和善的心，即“不忍人之心”，推之家庭，家庭和爱，不仅要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且要全家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杜绝后门，这样才能家和万事成；由家庭推及人际，人与人之间要讲诚信，诚是真实无妄，它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信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政事，孔子认为可以“去兵”、“去食”，但不能“去信”，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要死，“民无信不立”。人讲诚信便能立于世，国家讲诚信，人民就拥护它，诚信使人际关系得到和立，由人际推及社会，社会关系复杂，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资源分配不均，强势与弱势群体对立，而出现动乱战争，恐怖活动、谋财害命等。社会需要和达，人民需要安居乐业。“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选择。不能以冲突化解冲突，以恐怖反对恐怖，以战争反对战争，其结果是反恐愈反愈恐，战争愈演愈烈，冲突愈来愈深。应通过对话、谈判、谅解、和解的通达途径来消除冲突。《荀子·王制》主张“和解调通”，通过协调、会通、和谐，而获得和解；由社会和谐而推及世界，世界要和平，要“和而不同”。《国语·周语下》：“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管子·正》：“致德其民，和平以静。”施德于民，秩序安定。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差分、不同，但可以达到和平共处；由世界和平推及宇宙自然，人类参与宇宙空间及自然开发活动愈来愈频繁，冲突亦凸显出来。人类应与宇宙自然和美相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要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配合、和合，这样便构成了人心和善（不忍人之心）→家庭和爱→人际和立→社会和达→世界和平→宇宙和合的逻辑结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和合、和谐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于：
　　第一，超前性。先秦是一个诸侯争霸、社会动乱、战争频繁的时期，所以孟子讲春秋无义战，诸子从人与自然关系、社会制度、人的道德、乃至人性的层面，凝炼出和谐、和合的思想。汉代，和谐、和合思想被运用到社会典章制度、医学、农学、天文、算学、以及外交、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培育了中华民族包容平和的精神，而具有超前性，他们在动乱的残酷社会现实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必须走向和谐，这样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孟子讲要有恒产，不然的话生命无法保障，所以《周易·系辞下》就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尽管你有百虑、殊途，但最终要同归、要一致。这个一致就是要和谐、和合。
　　第二，深刻性。当时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和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轴心时代的哲学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不管是古希腊的水、火、原子，还是印度《奥义书》所讲的地、水、火、风，以及埃及所讲的冷水，都具有直观性，都是在寻找万物背后统一性的根源。中华民族在先秦时就提出“和实生物”的思想，“和实生物”强调新生事物的化生是多元和合。所谓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多元要素、事物的融突和合是“他”与“他”者的关系，承认他者的存在，就要对他者尊重，而且是平等、平衡的关系，而不是一方吃掉、克服一方的关系。所以“和实生物”就是“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杂就是杂合。《周易》中也对“和实生物”有所解释：“天地纟因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天地、男女是阴阳冲突两极，纟因缊、媾精是融合，冲突、融合而形成新事物的和合体。讲得比古希腊、印度、埃及深刻、完善。
　　第三，适应性。和合思想所依据的是中华民族社会的现实、深厚的文化资源，以及人内在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下》讲“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天道变迁，阴阳刚柔变易，社会发展日新，理论思维也要与时偕行，以适应社会发展日新的需要。理论思维只有关怀社会、关怀现实、关怀生活，才能生生不息，日新而日日新，而适应社会的需要。
　　第四，效用性。和合思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我在《和合学概论——２１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的下卷，形上和合的和合自然科学、道德和合的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的和合人类学，工具和合的和合技术科学，形下和合的和合经济学，艺术和合的和合美学，社会和合的和合管理学，目标和合的和合决策学等用的层面做了论述。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道德、观念、生活、审美、交往等各个方面，中华民族的和合精神、和谐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