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佛教的人心关怀及其现代意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7:51:59
中国佛教继承发展了印度佛教对人心的关怀。例如有中土“涅槃圣”之称的竺道生，通过般若实相说而把佛性、法性、众生与佛等同起来，把佛性作为众生的本性，众生的自心本性即是佛，从而把成佛从对外在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内在自心自性的证悟，从而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因此，竺道生把去除迷妄、返本得性最终归结到了“净心”的修行实践，认为“心垢者，封惑之情也。众生垢者，心既有垢，罪必及之也。若能无封，则为净矣。其心既净，其罪亦除也”。竺道生以后，南北朝佛教各家围绕着“佛性”这一中心问题曾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其普遍的倾向都是把佛性与心识、心神结合起来理解，强调修心的重要。隋唐时吉藏的《大乘玄论》曾将先前的佛性诸说归结为十一家，加上他自己所赞同的，共有十二家。其中“第三师以心为正因佛性”，“第四师以冥传不朽为正因佛性”，“第五师以避苦求乐为正因佛性”，“第六师以真神为正因佛性”，“第七师以阿梨耶识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这五家“虽复体用、真伪不同，并以心识为正因”（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另外几家，虽然没有明言以心识为正因，但实际上所说的亦不离心或心识，例如“第九师以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同上），此为瑶法师与灵根寺慧令所持的观点，从法瑶所说的“佛性之理，终为心用”（《涅槃经集解》卷十八）以及慧令所说的“即昔神明，成今法身。神明既是生死万累之体，法身亦是涅槃万德之体”（吉藏《大乘玄论》卷三）等来看，以“得佛之理”为佛性，仍是从心神之用上来理解佛性的。再如，“第十师以真谛为正因佛性”（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均正记“真谛”为“真如”），此义为释宝亮所主。他认为“心有真如性为正体也”（均正《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即认为众生恒常的心识之真如体即为成佛之正因；“第十一师义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吉藏《大乘玄论》卷三），此为真谛与北地摩诃衍师所持之义，“第一义空”，均正记为“第九无垢识”，并认为，此即是“以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均正《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可见，当时的诸家佛性论说法虽然各异，但大都不离众生之心或心识，只是有的强调心之体，有的突出心之用而已。“心为正因之说”，实为当时佛性论的主流。这种佛学思潮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隋唐佛教各宗派的理论都注重对心性问题的探讨与说明，强调依持净心解脱的必要性，尤其是禅宗，则更是把全部理论与实践都落实在“心”之基础上，尽管南北禅宗对“心”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
中国禅宗对人心的关怀，既是对佛陀创教本怀的发扬光大，也是对汉魏以来中国禅特色的继承和发展。从历史上看，最早传入中土的是安世高一系的小乘禅数之学，其重点就是以“止与观”这两副良药来对治人们“愚痴与贪爱”这两种根本的“罪症”。其所译的《安般守意经》，更是明确提出了通过数息来去除妄想邪念、“除去贪欲”以回归“清净”。继承这一系禅法的康僧会在阐发“摄心定意”以趋向无为清净的同时，更突出了对“明心”的强调，认为“心者，众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通过修持安般禅，便能弃“秽念”、心明净，“心净观明，得一切智”，便能得解脱。在这里，“净心”的地位显然被大提高了，开了后世禅宗“修心论”的先河。
与安世高差不多同时来华的支娄迦谶，在译介大乘般若学的同时也曾译出了《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数部禅经，其所传的大乘禅法，至魏晋时随着大乘般若学的兴起而重新得以兴盛。东晋道安将大乘义学与禅观结合起来，主张“宅心本无”，庐山慧远提出“不以情累其生……不以生累其神”，要求通过“洗心静乱”、禅智双运而实现解脱。特别是鸠摩罗什东来，盛传“破执”的般若三论之学，弟子中间，禅智兼弘，重理契心证，开中土禅学之新风。僧叡把般若空观与佛教“唯心”的观点结合起来，注重禅法的“厝心”作用；竺道生通过对心性、佛性与般若实相的会通而强调去染归净的“净心”实践。
从总体上看，中土的早期禅学虽然受汉代社会上神仙道家呼吸吐纳的影响，比较偏重坐禅数息、凝心入定，但随着中土禅学的发展，“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修持禅观，并不只以“凝心入定”为终的，坐禅“修心”，始终为中土禅学之所重。从康僧会的“明心”到僧稠的“佛法要务，志在修心”、僧实的“偏以九次雕心”，无不强调“修心”的功夫，透露出禅学向“心宗”发展的消息。到菩提达摩来华，更传“南天竺一乘宗”的“大乘安心之法”。“安心”法门，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理入”和“行入”。理入为“藉教悟宗”，行入为“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二入四行都是围绕“安心”而展开。传达摩禅法者都承继了离言相、净自心的传统，并进一步突出了自心清净、本自具足、明心见性、净心解脱。例如禅宗二祖慧可提出“众生识心自度”，三祖僧璨认为“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提出“不用求真，唯须息念”，四祖道信以“一行三昧”的念佛与《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相结合而成就了他的“安心”方便法门，他曾把禅修的方便分为“知心体”、“知心用”、“常觉不停”、“常观身空寂”和“守一不移”等五种，这五种禅法显然都是围绕着“心”而展开。五祖弘忍最强调的是“守心”，认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禅宗历代祖师对“修心”、“守心”的强调，在南北禅宗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北宗神秀以“观心”命家，其《观心论》强调“一切善恶，皆由于心”，“心为出世之门户，心为解脱之关津”，因而除三毒、净六根就成为观心禅法的主要修习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知一切恶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业自然消灭，能灭诸苦，即名解脱。”南宗惠能在融会般若性空与佛性妙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不二之佛性与现实之人及人心结合在一起，以“无相、无念、无住”的当下本觉之心把空与万法、人心与佛性、众生与佛“圆融无碍”地融为一体，以众生当下之心的念念无著为解脱成佛道，从而更突出了人们的当下解脱。这既为众生“明心见性”以顿悟成佛提供了依据，也为平常人生的完善提出了要求。南宗禅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所透露出的生命的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求佛修道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要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保持平常心和清净心，这对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佛教对人心的关怀，可以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与安宁。在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而需要的不能充分满足又是经常性的；人生的道路也是曲折而复杂的，有顺境，也有逆境，而这种顺、逆在很多情况下又不是主观选择所能决定的。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提倡的随缘任运、心不执著，既可以给逆境中或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以精神安慰，也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使人不至于过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而不能自拔，不至于为此生此世的不如意而过分地烦恼。佛教主张的人人自性圆满具足、在纷繁的尘世中应以“无心”处之、保持人的自然清净的本性而不要生计较执著之心，这对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消解社会人生的压力、保持心理的平衡和健康的人格，也都是有意义的。
佛教对人心的关怀在启发人的生命自觉和超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也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佛教提倡的明心见性、反本归宗、自性觉悟等，将生命扎根于心的解脱上，通过肯定人的本心（本性）之善而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醒，要求人们在向外运思的同时，也回观自己的心之本体，自觉抵御外来的诱惑，保持心地的明净，开发自性的觉悟，这将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努力实现生命的价值与超越。
最后，佛教对人心的关怀，强调净化人的心灵，对化解人类的纷争、促进社会的和平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也很复杂，但如果人人都能自觉地为善去恶，努力向内心深处去发掘人类自身的善性，去除无明与贪欲，那么，不但有助于自我身心的和谐与圆满，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也会大大减少。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小到一个社团，大到一个社会，也就能基本保持和平、和谐与安宁。因此，努力发掘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为现代社会和人生服务，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禅宗对人心的关怀，既是对佛陀创教本怀的发扬光大，也是对汉魏以来中国禅特色的继承和发展。从历史上看，最早传入中土的是安世高一系的小乘禅数之学，其重点就是以“止与观”这两副良药来对治人们“愚痴与贪爱”这两种根本的“罪症”。其所译的《安般守意经》，更是明确提出了通过数息来去除妄想邪念、“除去贪欲”以回归“清净”。继承这一系禅法的康僧会在阐发“摄心定意”以趋向无为清净的同时，更突出了对“明心”的强调，认为“心者，众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通过修持安般禅，便能弃“秽念”、心明净，“心净观明，得一切智”，便能得解脱。在这里，“净心”的地位显然被大提高了，开了后世禅宗“修心论”的先河。
与安世高差不多同时来华的支娄迦谶，在译介大乘般若学的同时也曾译出了《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数部禅经，其所传的大乘禅法，至魏晋时随着大乘般若学的兴起而重新得以兴盛。东晋道安将大乘义学与禅观结合起来，主张“宅心本无”，庐山慧远提出“不以情累其生……不以生累其神”，要求通过“洗心静乱”、禅智双运而实现解脱。特别是鸠摩罗什东来，盛传“破执”的般若三论之学，弟子中间，禅智兼弘，重理契心证，开中土禅学之新风。僧叡把般若空观与佛教“唯心”的观点结合起来，注重禅法的“厝心”作用；竺道生通过对心性、佛性与般若实相的会通而强调去染归净的“净心”实践。
从总体上看，中土的早期禅学虽然受汉代社会上神仙道家呼吸吐纳的影响，比较偏重坐禅数息、凝心入定，但随着中土禅学的发展，“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修持禅观，并不只以“凝心入定”为终的，坐禅“修心”，始终为中土禅学之所重。从康僧会的“明心”到僧稠的“佛法要务，志在修心”、僧实的“偏以九次雕心”，无不强调“修心”的功夫，透露出禅学向“心宗”发展的消息。到菩提达摩来华，更传“南天竺一乘宗”的“大乘安心之法”。“安心”法门，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理入”和“行入”。理入为“藉教悟宗”，行入为“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二入四行都是围绕“安心”而展开。传达摩禅法者都承继了离言相、净自心的传统，并进一步突出了自心清净、本自具足、明心见性、净心解脱。例如禅宗二祖慧可提出“众生识心自度”，三祖僧璨认为“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提出“不用求真，唯须息念”，四祖道信以“一行三昧”的念佛与《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相结合而成就了他的“安心”方便法门，他曾把禅修的方便分为“知心体”、“知心用”、“常觉不停”、“常观身空寂”和“守一不移”等五种，这五种禅法显然都是围绕着“心”而展开。五祖弘忍最强调的是“守心”，认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禅宗历代祖师对“修心”、“守心”的强调，在南北禅宗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北宗神秀以“观心”命家，其《观心论》强调“一切善恶，皆由于心”，“心为出世之门户，心为解脱之关津”，因而除三毒、净六根就成为观心禅法的主要修习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知一切恶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业自然消灭，能灭诸苦，即名解脱。”南宗惠能在融会般若性空与佛性妙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不二之佛性与现实之人及人心结合在一起，以“无相、无念、无住”的当下本觉之心把空与万法、人心与佛性、众生与佛“圆融无碍”地融为一体，以众生当下之心的念念无著为解脱成佛道，从而更突出了人们的当下解脱。这既为众生“明心见性”以顿悟成佛提供了依据，也为平常人生的完善提出了要求。南宗禅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所透露出的生命的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求佛修道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要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保持平常心和清净心，这对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佛教对人心的关怀，可以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与安宁。在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而需要的不能充分满足又是经常性的；人生的道路也是曲折而复杂的，有顺境，也有逆境，而这种顺、逆在很多情况下又不是主观选择所能决定的。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提倡的随缘任运、心不执著，既可以给逆境中或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以精神安慰，也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使人不至于过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而不能自拔，不至于为此生此世的不如意而过分地烦恼。佛教主张的人人自性圆满具足、在纷繁的尘世中应以“无心”处之、保持人的自然清净的本性而不要生计较执著之心，这对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消解社会人生的压力、保持心理的平衡和健康的人格，也都是有意义的。
佛教对人心的关怀在启发人的生命自觉和超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也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佛教提倡的明心见性、反本归宗、自性觉悟等，将生命扎根于心的解脱上，通过肯定人的本心（本性）之善而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醒，要求人们在向外运思的同时，也回观自己的心之本体，自觉抵御外来的诱惑，保持心地的明净，开发自性的觉悟，这将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努力实现生命的价值与超越。
最后，佛教对人心的关怀，强调净化人的心灵，对化解人类的纷争、促进社会的和平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也很复杂，但如果人人都能自觉地为善去恶，努力向内心深处去发掘人类自身的善性，去除无明与贪欲，那么，不但有助于自我身心的和谐与圆满，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也会大大减少。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小到一个社团，大到一个社会，也就能基本保持和平、和谐与安宁。因此，努力发掘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为现代社会和人生服务，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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