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建伟：逸仙悬壶(中国青年报 2006-7-1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54:18
温故
逸仙悬壶
2006-07-12
张建伟
《国语》有言，“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后来引申出另外一句话：“古人所谓良医良相，盖兼体之矣。”两句话加在一起，有了另一种意思，即，好医生和好宰相是一回事，要想当好宰相，就要成为好医生，反之亦然。可这样的全才哪里去找，只好叹一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近代人不像古人这样拘泥，依然认为“医国”比“医人”要高明，却不必非要当宰相，举的例子便是鲁迅和孙中山。两人都在“医人”半道上拐了个弯，前者成了文学家，以笔为枪，后者成了革命者，真刀真枪，都以“医国”高手而垂史册。其实鲁迅先生并非想“医国”，还是要“医人”，只是从治疗国人躯体，改为治疗灵魂，这意思在其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载得很明白。只有孙中山先生真成了“医国圣手”，他后来坐的位子比宰相还高些，先是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又成了国父，古人有灵，当含笑九泉。
孙中山有三个常用名，一个叫孙文，出生后就有；一个叫孙逸仙，是他成为基督徒后教会为他起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中山”，是日本人为他起的日本名字。孙先生学医、行医，都是在“逸仙”阶段。许多文章都说“逸仙学医行医”是其革命事业的保护伞，所谓“立志革命，必须凭借适当职业为掩护，因此选读医科”。孙中山也在《革命原起》中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行医）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这就是说，他早年行医之时，已经是“革命先行者”。但其“先”也，总有个过程，是否大学一毕业立刻“先行”革命，不必看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
孙中山扎扎实实学过西医。检索《孙中山年谱长编》，他就读的香港西医学院按英国医科大学五年学制，入学第一年便有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学、物理学、临床诊察七门课程，考试成绩在同学中名列第三。第二学年增加产科及妇科、病理学、外科等六种，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第三学年学科渐减，实习增加，考试成绩不详。第四学年增加法医学、公众卫生等三种，考试成绩再次名列第一。第五学年注重医学、外科、产科之深造，考试成绩第三次名列第一。1892年7月23日，校方向孙逸仙颁发了毕业执照。这五年，孙中山并无革命举动。但他在31年后（1923年）于香港大学演讲时说，他在香港学医，考察出英国政治好，清朝政治坏，“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言之凿凿，却仍是误记。他不仅在毕业后没有“立即”抛弃医人生涯，而且做了好几年医生。
孙中山医术高明。他首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该院原是中医院。孙中山对其院长说：“中国医药经验数千年，当有可采之处，惟欠缺近世科学之研究。”终于说服院方开设西医科，聘请孙中山主持。而后，孙中山治病时“手术之精，在华人中一时无两”，他为六十老翁摘除肿瘤、为难产的西洋妇顺利接生、治愈肾囊大如斗的患者，当时都成为医疗神话。这是他毕业后第一年的事情，第二年他就到广州自主开业，仍然是“医人如神”，至今留下许多美谈。那么，孙中山毅然从事反清革命究竟在何时？在他医科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那年，他先是上书李鸿章，希望中国学习欧洲“富强之本”，所谓“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为“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这同样是改良而非革命之策，但李鸿章不见其人，不用其策，于是“上书失败，吾党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能不稍易以强迫”。当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从此“抛却悬壶医人，始兴医国之业”。但革命是秘密的，亲戚朋友不知，还是来求医问诊，孙中山都是“一药便愈，众咸惊为神奇”。孙母说，“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儿子回答：“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能救多数人。”只有改良派认为孙中山的革命不是救人，说他“原本是救人的，如今成了杀人的”。对此，孙中山不屑一哂。
逸仙悬壶
2006-07-12
张建伟
《国语》有言，“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后来引申出另外一句话：“古人所谓良医良相，盖兼体之矣。”两句话加在一起，有了另一种意思，即，好医生和好宰相是一回事，要想当好宰相，就要成为好医生，反之亦然。可这样的全才哪里去找，只好叹一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近代人不像古人这样拘泥，依然认为“医国”比“医人”要高明，却不必非要当宰相，举的例子便是鲁迅和孙中山。两人都在“医人”半道上拐了个弯，前者成了文学家，以笔为枪，后者成了革命者，真刀真枪，都以“医国”高手而垂史册。其实鲁迅先生并非想“医国”，还是要“医人”，只是从治疗国人躯体，改为治疗灵魂，这意思在其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载得很明白。只有孙中山先生真成了“医国圣手”，他后来坐的位子比宰相还高些，先是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又成了国父，古人有灵，当含笑九泉。
孙中山有三个常用名，一个叫孙文，出生后就有；一个叫孙逸仙，是他成为基督徒后教会为他起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中山”，是日本人为他起的日本名字。孙先生学医、行医，都是在“逸仙”阶段。许多文章都说“逸仙学医行医”是其革命事业的保护伞，所谓“立志革命，必须凭借适当职业为掩护，因此选读医科”。孙中山也在《革命原起》中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行医）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这就是说，他早年行医之时，已经是“革命先行者”。但其“先”也，总有个过程，是否大学一毕业立刻“先行”革命，不必看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
孙中山扎扎实实学过西医。检索《孙中山年谱长编》，他就读的香港西医学院按英国医科大学五年学制，入学第一年便有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学、物理学、临床诊察七门课程，考试成绩在同学中名列第三。第二学年增加产科及妇科、病理学、外科等六种，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第三学年学科渐减，实习增加，考试成绩不详。第四学年增加法医学、公众卫生等三种，考试成绩再次名列第一。第五学年注重医学、外科、产科之深造，考试成绩第三次名列第一。1892年7月23日，校方向孙逸仙颁发了毕业执照。这五年，孙中山并无革命举动。但他在31年后（1923年）于香港大学演讲时说，他在香港学医，考察出英国政治好，清朝政治坏，“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言之凿凿，却仍是误记。他不仅在毕业后没有“立即”抛弃医人生涯，而且做了好几年医生。
孙中山医术高明。他首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该院原是中医院。孙中山对其院长说：“中国医药经验数千年，当有可采之处，惟欠缺近世科学之研究。”终于说服院方开设西医科，聘请孙中山主持。而后，孙中山治病时“手术之精，在华人中一时无两”，他为六十老翁摘除肿瘤、为难产的西洋妇顺利接生、治愈肾囊大如斗的患者，当时都成为医疗神话。这是他毕业后第一年的事情，第二年他就到广州自主开业，仍然是“医人如神”，至今留下许多美谈。那么，孙中山毅然从事反清革命究竟在何时？在他医科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那年，他先是上书李鸿章，希望中国学习欧洲“富强之本”，所谓“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为“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这同样是改良而非革命之策，但李鸿章不见其人，不用其策，于是“上书失败，吾党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能不稍易以强迫”。当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从此“抛却悬壶医人，始兴医国之业”。但革命是秘密的，亲戚朋友不知，还是来求医问诊，孙中山都是“一药便愈，众咸惊为神奇”。孙母说，“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儿子回答：“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能救多数人。”只有改良派认为孙中山的革命不是救人，说他“原本是救人的，如今成了杀人的”。对此，孙中山不屑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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