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冰点】
插队北京
本报记者 董月玲
10年前，几个北京老知青重回陕北，他们把一群陕北孩子带往北京。
京城一座四合院，成了新的“知青点儿”。
那些从窑洞走进首都，从封闭的黄土地，走向开放都市的年轻人，将
会经历怎样的求生和蜕变？
如今，10年过去了……
“能上北京看一眼，这辈子，死也值了！”
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侯青和隋花。10年前，几个曾在她们村插队
的知青，把她俩带到北京。
她们的家乡叫赵家沟，是延安青化砭乡的一个村子。在千沟万壑的黄
土高原上，赵家沟坐落在一条大沟里。
1974年，村里一下就来了11个北京知青。
那会儿，侯青和隋花也就四五岁大，他们的爹妈跟知青一块儿干活，
哥哥姐姐老往知青窑洞跑，回家了就知青长、知青短地说，新鲜啊！
“知青在那会儿，村里可热闹了，知青住的地方，成了全村人的活动
中心。”
更重要的是，这个千把年没甚变化的穷村子，开始起了变化。
陆陆续续地，知青当了干部，掌管着村里的财政大权，白天领大伙干
活，晚上办夜校，搞妇女识字班，训练民兵。他们给村里盖了第一座分男
女的厕所，打了第一眼机井，修了梯田坝地，开辟了果园菜地，置办上了
拖拉机、打麦机等30多样小农机，盖起30多口像模像样的石窑洞。石头全
是从山上背回来的，背一块石头，要走一里多地。一口窑，就得用上几千
块。
1988年，崔新四和几个北京知青，回了趟赵家沟。
“知青回来了！”乡亲们对他们那个亲热劲儿呵。早晨天不亮，家家
户户就让自家孩子去知青住的窑洞门口排队，好领知青来家吃饭。最多时，
崔新四他们一天吃了13顿饭。有人顶不住了，只好吃酵母片快点儿消食儿。
赵家沟的老乡真没忘了他们，有唠不完的话，他们被浓浓的乡情包围
了。
可是，知青们还是有些心寒：当年辛辛苦苦垒的坝地推了，梯田平了，
3片果园快毁完了，小农机也卖得片甲不留……那点儿家产都折腾光了，他
们一腔热情和血汗换来的变化，几乎看不到了。村子，还是那个穷村子。
人不变，什么变化也不会持久。知青们琢磨，要想真改变这里，得从
“改人”开始。
走时，他们把两个赵家沟女孩带回北京。
隋花说，来北京干啥，她也不清楚，“当时心里只想，能上北京看一
眼，这辈子，死也值了！”
1988年，江浙、安徽、四川等地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已经遍地都是，但
陕北出来的却很稀少，她们成了第一批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女孩儿。
北京怎么是这样啊？
崔新四家住北京地安门一个四合院，赵家沟来北京闯荡的年轻人，几
乎都在这儿落脚，等适应城市生活了，学到技术，找到活儿后再搬走，一
拨接一拨，这些年家里没断过人，用侯青她们的话说，崔家的小四合院，
成了“赵家沟驻北京办事处”。
住是住在崔新四家，但帮她们的却是整个知青小组。从赵家沟回北京
后，知青还年年聚，知青聚会，侯青也去。
崔新四的父亲是个知名老画家，崔本人在北京一家大饭店做部门主管，
侯青她们都喊他“崔师傅”。
刚从陕北到北京，侯青她们得从头学起，衣食住行样样得学，崔新四
教他们做饭，使马桶，说普通话，骑自行车，看电视新闻，读报，补文化……
在赵家沟插队时，崔是村里的小学教师。
侯青生病，崔新四快80岁的老母亲领她瞧病，手术回家，老太太打碗
鸡蛋端到床前。“自己的妈又能怎样？没有师傅一家帮，我们在北京根本
就待不下，早跑回赵家沟了。”
她们在师傅家白吃白住，一待就是一年半载。崔新四的父亲也算是个
名人，家里来人不断。“净是来跟老爷子要画的，上至当大官的，下至小
瘪三，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们算长了见识。”
有次，一个河南小伙子来要画，第一次来给了一幅，隔没多久又来了，
这次他说要买，经不住他的纠缠，老爷子把画拿出来。谁知这小子欺负他
年老反应慢，趁其不备，偷了张画就跑。侯青当时正在厨房，听屋里动静
不对，跑屋里一看，老头气得犯了病，她一扭头追出去，到胡同口才撵上，
把人又揪回家。
“这不是明抢吗？”几个陕北姑娘一哄而上，把那男人按在地上，从
他裤腰里把画翻出来，跟着一阵捶打，还不解气，她们又对着那人肚皮，
使劲地掐、拧……
“在赵家沟，晚上睡觉不插门，外出也不用锁门，北京怎么是这样呵？”
崔新四知道了却说：“好事，你们不能净跟好人接触，也接触接触坏
人，以后到社会上，就知道怎么防范和自我保护了。”
一不去娱乐场所挣钱，二不去饭馆端盘子端碗，“一定要学门技术。”
连崔新四的母亲也这么想，老太太亲自出马，替隋花她们报名去西四一个
裁缝班学习。
裁缝班学完了，她们又去地安门一家小裁缝铺当学徒，光干活，不要
钱，什么活儿都做，码边，钉扣子，到做成衣。侯青说，那会儿从早干到
晚，吃了晚饭还去，裁缝铺的师傅见她们勤奋好学，也乐意教。虽白干一
年，但她们的缝纫技术由此打下扎实基础。
这时，一个知青的爱人在广州开了家服装店，设计、产销一条龙，知
青们又把侯青和隋花送到广州。
“那可真开了眼，而且还学会了打板的活儿。在广州，我们还去了深
圳，站在中英街上，还往香港遥望了一气儿呢。”
再回北京时，侯青和隋花，已经是技术很娴熟的工人了。
“我们崔师傅说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她俩很快就在北京燕莎商城一家服饰店里找到工作，专做高级服装。
西装、旗袍、呢子大衣、什么时装都做。“如果燕莎里的活都能做了，那
服装里的活儿，整个儿全趟。”她们是奔着学技术、上档次去的。
这家私营店老板自己就是裁缝出身，技术一流，两人暗下决心：一定
要把老板的技术学到手。
有一天，老板随口说了句要收两人为徒，可把侯青乐得够呛。她特意
跑回地安门师傅家，问师母北京人拜师傅有啥讲究。她们准备了礼品，把
认识的人能招呼来的都招呼来了，准备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但老板再不提收徒的事儿。
“干服装也得有悟性，有些服装厂的工人，干了几十年，可还不如我
们才学几年的人，为啥？你得琢磨，不能只图干得快。别人平时干活比我
俩快，但她们只是完成活，给什么做什么，我们不，得琢磨，别人活儿出
了毛病都让师傅改，我们全自己干，这样就知道错在那儿了。”
一天，来了个日本人做晚礼服，时间挺急，活儿又复杂，料子是苏州
缎子，款式要没有背，胸还得凸出来，领口又要带摺，下摆也要捏摺子，
口罗口罗唆唆的。
店老板也裁不出来，就去找他的师傅，可他师傅做老式衣服行，这么
新潮，也不行。侯青一直跟在边上，最后她说：“得，把那人的尺寸给我
吧。”两天后，她还真给捣腾出两件来。
侯青和隋花很快成了店里技术最好的工人，难做、高档的活儿，老板
都让她俩做。一件呢子大衣能挣800块，她俩一个月，能给店里净挣一万块。
为了把人拢住，老板常施以小恩小惠，送个小礼物，请吃一顿饭。
又出了一档子事，让侯青和隋花心凉半截。一个北京男孩子看上隋花，
两人彼此印象也不错，男孩追到公司，让老板拦下；打来电话，让老板截
住，生生断了两人的联系。隋花后来才知道这些事，心里很气愤，不想再
干了。
“我们崔师傅说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别看老
板是个城里人，观念特保守，陈旧，活像个土财主。我们在这儿，也没什
么可学了，更不会有什么发展。”
也不能说走就走呵，两人决定再试试老板，看看他心底对她们到底是
个啥态度。终于有一天，老板被激出了心里话：“我怎么喂，也喂不顺你
们呵！”
“敢情把我们当狗了。”一气之下，当天两人就辞了。
当天就没地儿住了。正值盛夏，烈日当头，两人骑自行车，满北京城
找房子，一直找到城郊，才找到一处农民出租房。
那天，一下成了无家可归的人，隋花差点儿哭了，“心里特害怕，直
可怜自己，可想回家了。”
“没地儿住，回地安门，找你师傅呵？”我说。
“那不成，他家已住下好几个了，不能再给他添乱了。”侯青回答得
倍儿干脆。
“用师傅的话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求发展”
这10年，侯青和隋花几乎住遍了北京城。
现在，她们再也不害怕搬家了。
“我们搬起家来可溜儿了，把东西往箱子里一塞，叫上辆‘面的’就
得。”光今年一年，她俩就搬了4回家：从安贞里到海淀，从海淀到幸福三
村，从幸福三村到北京站，又从北京站搬到眼下的北新桥，实在找不着地
方，就住旅馆地下室，一月花450块钱。
辞了职后，两人决定开店，自己当老板。
“用师傅的话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求发展。”
一共凑足一万块钱，在北京东直门小商品批发市场，花8400块钱租了
个柜台，卖女式内衣。
没料到，两人经商的过程很短暂：第一个月，挣了700块钱；第二个月，
不赔不赚；第三个月，赔了；第四个月，关张了。
她们认为：一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太好，二是自己学习不够。
“这段经历太宝贵了，学了太多东西，跟以前学技术一点儿不一样，
做生意的学问大了。”
刚开始进货，她们是跟一个南方小男孩学的。从什么地方进货，怎么
跟人周旋，侃价。“南方人做生意就是厉害，你不得不佩服人家，我们连
个小孩子都不如，他反应可快了，鬼着哩，连支铅笔，也往最少里侃，不
像我们陕北人，实巴巴地，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要吃呵住呵，还有租台子钱，压的货钱，这么着，把侯青和隋花逼上
了早市，练地摊儿。
她们在三里屯摆地摊，早起天不亮，蹬上三轮车拉上东西。第一天，
东西搁地上了，两人谁也不好意思喊。想想刚来北京那会儿，别人看一眼，
脸都红。
“为了生存，喊吧！”
一咬牙，喊出第一声，人一下就轻松了。招得人越多，东西就越好卖。
“可不能小看摆地摊的，好多人就是从地摊起家的。第一天早上，两
个钟头，我们就卖了150块，心里特高兴。第二天，又卖了230块。饭钱、
房钱就这么挣出来了。”
有天清早，一个女人来买胸罩，都讲好价钱了，那个女人说她是个下
岗女工，生活困难，怕她俩不信，还掏出下岗证给她们看。侯青又给她便
宜了几块钱，出于好意，心直口快的侯青随口说了一句：“大姐，你找不
着工作，就摆地摊呗！”
不料，那女人一下就翻脸了，瞪着眼，气呼呼说：“你把我看成什么
人了！”
侯青她俩再也没吱声。“我心想，你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牛什么？宁
可赖在国家给的200块钱上，也不肯自己找饭吃。”
她们说，最不理解一些北京人，把个铁饭碗看得那么重。经过练地摊，
她俩还有一个重大收获：“这回我们知道了，只要你肯干，肯吃苦，在北
京是饿不死的，现在，我们再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死也不回赵家沟，我可不想那样活！”
在北京这些年，两人也回过几趟赵家沟。
“村子有变化吗？”我问她俩。
“有什么变化，还不是那么穷！现在没什么好卖的了，要把村里最好
的一块地卖给人家。”侯青一提村里的事就来气。
“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变化？”我又问。
“人太懒了。你说那地，就不能整整；浇地的水沟，冬天了，就不能
挖挖？人家知青那会儿都能干，你咋就不干，没法儿说。”
侯青的二姐，生了5个娃，幸亏她年年往回寄钱，娃们才没成为失学儿
童。每次回家，侯青和隋花的妈，可劲儿唠叨：“等我死了，还不知道你
锅安在哪儿。”她们担心女儿的婚事。
“死也不回赵家沟，我可不想像她们那么活！”
“可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她俩现在已经28岁了。
还是侯青直不愣地说：“一个人，也能过。从前，女人还缠小脚呢，
要变化，总得有人开始。”
坐一边的隋花，听着就乐开了：“不缺鼻子不缺眼，还能自个养活自
个，咋会找不下个人呢？”
在燕莎那个服装店干活时，曾有个男青年想跟侯青好，他是个在陕北
待过的北京人，先是让侯青帮忙改西服，后来常跟她们一块玩，侯青一直
喊他“大哥”，没往那上想。后来有个星期天，他请侯青看电影，然后再
去喝咖啡，侯青乐颠颠地就去了。看电影时，人家摸了一下她的手，把侯
青吓坏了，还哭了起来，电影没看完，咖啡也不去喝了，愣让人家给送回
来。
回家把这事跟隋花她们一说，大伙全乐了，笑话她：“亏你长得猴精
八怪的，咋这事情上开窍得这么晚呢？”
等侯青回过神儿，明白过来也真是晚了，人家去了美国，两人再也没
了联系。
每次回村，跟她俩同龄的女孩子，准会在哪家的窑洞聚一堆，抱孩子
坐一炕，听她俩说说北京的事儿。这些女人里，有人当年也和侯青她们一
样，被知青带到北京，但没坚持住，又跑回了赵家沟。
“现在，她们再也没机会了，想走，也走不出来了。”
有个现在在煤炭部工作的知青，曾用大客车到赵家沟接人来北京干活，
可没过多久，人又都自己跑了回去。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穷，但咱安逸着哩！”
侯青和隋花说，当年如果不是知青带走，她们的爹妈死活不会放她们
出来。她们村好多妇女，一生就没出过赵家沟，去回延安，能说上一辈子。
来北京三四年了，她们才见着一个来京打工的陕北人。这些年，她们
认识的陕北老乡，净是知青带出来的。有回从陕西回北京，在火车上认识
几个小伙子，一问，也是知青带出来的。“带他们的知青叫孙立哲，在我
们那儿可有名了。”
现在的侯青和隋花，成了赵家沟年轻人的偶像。每次回家，就有人跟
上她俩来北京。
“什么时候连陕北农民都有了商品意识，那中国可真就变了”
连呼两天，才把侯青和隋花两人呼出来。我们约好星期天，去地安门
她们师傅家。
赵家沟在北京的年轻人，现在有跑供销的，有在沙拉波尔韩国烧烤做
沙拉的，有在服装店里学徒的……
中午，侯青张罗着吃火锅，今年春节才跟侯青来北京的粉燕，没吃过，
见桌上放了生菜生肉，好生奇怪地问：
“他家又有锅又有菜的，干嘛不炒了吃呵？”
众人一阵哄笑，粉燕的脸“唰”地红了。
“你们还别笑，刚来时，还赶不上人家呢。看电视，吃饭，搁沙发不
坐，地上蹲一溜儿。”崔新四乐着说。
崔说，刚来时，侯青她们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蛋儿通红，“把整个胡
同都照亮了，上街，她们看人家，人家也看她们。”
一个教过她们做服装的师傅也来了，聊起侯青他们的变化，他感叹道：
“变化？那可大了去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变，是脱胎换骨。最重要的变
化，还是观念的变化。记得我教她们服装时，她们紧着往小本上记，我拿
来一瞅，净错别字，心里直嘀咕，能学出来吗？”
有天深夜，崔新四看世界杯球赛，没睡，猛听得“咕咚”一声，有人
从房上跳进院里，崔以为进贼了，冲出去一看，是侯青站院里。她俩住的
地方大门上锁，回不去了，实在没辙，就跑回师傅家。可这儿大门也关了，
侯青先上树，再上房，跳进院子，开了大门，再把隋花放进来。
崔新四心里又气又好笑，他问侯青：“你从房上往下跳时，是什么感
觉呵？”
没料到侯青说：“我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她们真的完全变了，再也不是脸蛋通红、梳大
辫子的陕北姑娘了。大门进不来，也知道上房了。不给人打工，自己经起
商了，有商品意识了，她们在不断地变，在走自己的路了……现在，又把
记者招来了，还知道包装自己了！”崔新四边喝着二锅头边感叹。
而他的另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
“陕北，给多少钱和东西，都没戏！只有走出那片黄土地，才能改变
陕北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黄土高原，早被几千年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浸透了，那儿可是中国
文化的根子所在，那儿不变化，中国就不能说变。什么时候连陕北的农民，
也都有了商品意识，那中国可真就变了。”
“总有那么一天，会让我们逮住机会！”
席间，有人要唱首陕北信天游，“哇”地一扯开嗓门，我就瞧见崔新
四有点儿不对劲儿，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手里攥着的酒杯，发呆，再也不
说话了。
吃完饭，大家吵着要看他在赵家沟时的照片，崔新四拿出一本知青小
组相册，上边还有一篇短文，是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知青写的，叫《黄金
时代的回忆》：
“那时，他们多么年轻呵，充满希望的笑容，没有一丝阴云。
“1974年，在数以万计的北京中学毕业生中，有50人离开了各自的集
体，自愿去延安插队，他们是这其中的11人，在一个叫赵家沟的小地方，
他们认识了已在那里生活的知青，于是，‘我们的小组’诞生了。
“他们天天呼吸着苦涩的黄土，几乎没有时间看书。春天，用木桶将
一担担粪挑上山；秋天，用麻绳把庄稼一背背送回村。走着，爬着，在这
方圆十几里的土地上，他们脚印叠着脚印，汗水渗着血水，草木有知，也
不会忘记他们。
“他们在寻求什么呢？用青春作抵押。
“随着‘文革’被否定，知青运动实际上也被否定了。他们吃了苦，
落了病，耽误了许多事情……总回头看，是一种浪费，但沿途走来拾起的
果子，却应珍惜，即使是苦果，何况，很多果子是后熟的。他们给出的青
春，怎能没有答案？”
文章最后说：我们的知青小组，要甩掉历史的荣誉和创伤，继续同命
运作对，把我们的脚印，血汗撒在新土地上，“牢牢抓住那只小鸟，实现
那金色的梦。”落款是1986年。
明年，崔新四说他们知青小组，要重回赵家沟，还要把孩子带上。
众人正热热闹闹地看照片，崔新四在相册上指指点点，告诉侯青他们：
这就是谁谁的大（爸爸），这是谁谁的叔，这是谁谁的姨。看得粉燕她们
直咂嘴：“现在他们的娃，都比他们那会儿大哩！”
眼下，侯青和隋花暂时告别地摊儿，双双考进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服装
有限公司。经商受挫，两人觉得要学的东西还太多。
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服装厂，曾在北京太庙搞过两场时装展，场面非
常宏大，请来了中外名模200多人，一次花费上千万元，崔新四去看过。
侯青说在这里做服装，感觉不一样，她俩在精品车间，“服装每天不
重样，现设计现做，简直把服装当成了一样艺术，能给人美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人家现代化的管理，也是两人最想学的，“完全是国际
化的，层层负责，特严格规范。光是打卡，一天就得打4回。再比如说，以
前我们干活的地方，工资是按天算，这里是按量算，更科学……”
她俩还各花了3000多块钱，学开大货车，已拿下了驾照，有空还想学
电脑。对自己当老板的目标，两人仍坚定不移：
“总有那么一天，会让我们逮住个机会！”
知青的故事并没结束，还在以新时代的方式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