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互信之断裂远非29秒的距离

这个纷繁的世界其实变得越来越简单，再无奇不有的现实，归根到底也就是信与不信。我看见，这个时代人们的表情，写满“我不相信”。

8月7日，杭州市公安局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8·4”保时捷撞人案调查情况。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赵野松说，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电子监控视频和询问现场目击者，证实被害人马芳芳在横穿马路距斑马线南侧10米左右处被车撞上。网友当即质疑，为何恰恰少了事发当时29秒钟的视频，同时认为“通过警方公布的距离初步测算，保时捷车速应超100码”。

29秒关键视频的缺失，是一个足以引起无限想像的空间:经历过胡斌飙车案争议的人们，不能不想起“欺实马”；经历过武汉经适房“6连号”质疑的人们，不能不想起55秒的新闻发布会；经历过“躲猫猫”事件的人们，不能不想起人世间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视频没了”。再远一点，人们不能不想起“深圳高官”林嘉祥猥亵女童案中的关键视频缺失；人们不能不想起哈尔滨命案中，“警方剪辑播放报导录像不实”的死者家属指控；甚至，人们不得不想起周正龙“华南虎照门”中的PS。

我们只能说，对29秒视频缺失的质疑，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结果。

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新闻，将决定这一代人的记忆，人们总是在想起最深刻的事件时，才想起自己当时在做什么。当一个又一个悲剧发生时，人们最多的记忆就是参与质疑，这又是何等深刻的悲哀，除了努力去辨别是非之外，我们已不相信是非，当人们遭逢悲剧，只知身陷悲情却无法得出同时代的世俗智慧——悲观当真是构建悲剧的不二基石？

杭州保时捷撞人案，在“刻意渲染”与“偏见”的判断之间，我更愿意相信质疑是一种悲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一个价值已然功利的社会，选择通行证肯定多于选择墓志铭。当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做一个计算成本的“经济人”时，又如何要求自己去做一个相信价值的“道德人”，于是任何人都会以质疑去计算他人的成本收益——甚至都不要求别人按法律道德去做，我们不信仰法律道德了，我们不相信还有人相信法律道德，这才是法治最大的悲哀，这才是最大的世俗悲剧。

如果没有悲观的承续，人们不会轻易相信这“29秒视频缺失”的质疑，毕竟不是没有别的途径证明，至少还有现场目击者，但人们已经事先选择不相信了。每个人也许都只能看到真相的一部分，但却都相信得到了真相的全部，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我们不能不为官员互信的两端越来越快地滑向两个极端而深感忧虑——没有什么断裂，比不相信还有人在坚守公共价值更为严重。

在我们看到公共领域的公众质疑越来越多地被质疑本身代替而丧失其公共性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公共领域内昆明警方对“处女卖淫案”中有过信息暴露偏差的当事人的“执法报复”。当公共领域内充满了对立的情绪，我们祈求未来的，究竟是正义还是报仇？

任何报复，都基于正义的想象，而对立的双方，不会具备同一想象，那么从现实出发，指责与对立都是不恰当的。基于对法律信仰的尊重，杭州警方当然应对29秒视频缺失的质疑作出说明；基于对法律信仰的尊重，在获得足够证据支撑的说服面前，公众自然应放弃受害悲观的猜测。如果选择不相信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那么选择相信就是出离情绪之外的理性。

公信力不能在29秒中发烧死

作者:马想斌

43岁农民王树坤在昆明官渡区看守所拘押了19天后死亡。警方对此通报称王树坤突然出现发烧，被送往医院救治后出现异常死亡(今日本报A13版)。

7日下午，杭州市检察院通报马芳芳被撞死案，但公布的视频恰恰少了事发当时的29秒钟(今日本报A12版)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来不论是云南的狱警，还是杭州的交警，对于孔夫子的圣语领悟颇为至深。不管是翻版躲猫猫，还是再现“欺实马”，公权力总会在关键的29秒里发烧，群众总会在“被选择”的信息中不明真相。

公权在“29秒”中发烧，社会的不信任便由此滋生。当然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公民社会的天生产物，但是公权力被天天的不信任，那么群众就会天天“不明真相”，我们又怎么能让极个别的不法分子天天都找到煽动的良机？

而我们从“发烧死”和“29秒”中，并没有看到公权力对弥足珍贵的社会信任怀有珍惜。原本期待能够在躲猫猫和“欺实马”之后，公权力对常识和正义产生敬畏。但是，云南农民王树坤再蹈玉溪男子李乔明覆辙，昆明看守所再创新死法；马芳芳丝毫没有借到谭卓的东风，杭州警方“70码”之后再来“29秒”。发烧糊涂的公权力把本就很简单的案件，硬要逼着社会产生仇富心理和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权力、金钱等因素构架的潜规则可以让一些特殊人或者利益群体凌驾于法律和常识之上。但是在意见泛起的时代，公权力已经回归不到控制社会话语权的日子。尽管发烧的权力可以选择公开部分信息或者阻止信息公开，可以试图造就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是，日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网络话语多元的时下，尽管群众不明真相，但不会有兴趣和发烧的权力玩起躲猫猫的游戏。

29秒是修补70码的最好机会

作者:李晓亮

有时，真的不怪人们太多疑，而是公权力部门对公共事件的权威信息通报，总是会显出“漫不经心”的一面，有意无意地给人留下一个诡异的联想空间。

肇事司机魏志刚酒后驾车致人死亡，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坊间几乎没有异议。可“死者马芳芳没走人行横道，要负次要责任”，却引发了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而且，让当地司法机关头疼的是，这次质疑虽不排除因袭此前类似事件中屡次遭遇的惯性成分，但即便剔除这一小部分可能存在的无法明辨的惯性质疑，信息通报的说服力仍然有限。

警方公布的监控视频，恰恰鬼使神差地缺少事发当时的29秒。这29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马芳芳来说，这是致命的29 秒，死者最后的生命尊严全部维系于此；对于曾经骑过“欺实马”、信誉因而蒙污的杭州警方来讲，这是修复公信力的关键时刻；而对于公众而言，这是触摸真相的一把钥匙，是舆论监督的命门所在。这29秒即便对于肇事者魏志刚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它对于量刑定性都有着特殊的含义。

但是，就是视频中这对于所有人都十分关键的至关重要的“29秒”，却奇迹般地消失了。结合类似公共事件中的视频缺损经验，联系当下公共舆论的思维习惯，套用时下被用滥了的一个句式，似乎就只剩一种解释了，那就是“29秒”是“被缺失”。

这不是故意要煽动公众对开好车的人的敌视情绪。公众不会是非不分地盲目“仇富”。假如马芳芳确实没按规定走斑马线且不幸遭遇车祸，警方就该将监控视频完整公布，这样便于公众引以为鉴，更加遵守交法，也有利于为魏志刚的肇事行为定性。警方应该相信舆论理性，公众不会蛮不讲理地在看到马芳芳违法之后，还将其违法责任强加于魏志刚之身。

而假如公安机关一面单方面宣布马芳芳负次要责任，一面将事发的29秒删除，这既是对马芳芳“死无对证”式的亵渎，又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结果只能招致民意反感和不信任。不要轻视“29秒”。看似无关宏旨的“29秒”，若沦为怀疑时间，经由全国数亿网民的联想揣测，将对当地政府公信构成多大的戕害，绝不能等闲视之。

肖畅：杭州保时捷撞人案何以成为“重典”

8月8日下午，杭州公安部门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杭州“8·4”交通肇事案有关细节，并表示公安机关继续全面收集证据，待全案侦查终结后依法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对于该案细节，网上出现了不少质疑之声。这些声音凝聚了民间的侦查智慧，呈现于媒体舆论中，颇具影响力。

有媒体对这些质疑之声做了归纳，大致提炼出了三点疑问:其一，“两者相隔2米撞上？”其二:保时捷撞人没滑行？其三:为何视频少了关键的29秒？这些疑点值得人们思考，尤其是当地公安机关的思考。虽不能说这些疑点的提出对公安机关的通报构成彻底颠覆，但必定是其无法回避的，甚至是要给予回应的。

当然，我们也无法对这些质疑之声给予判断，这种判断是需要交给司法工作来完成的，是需要法律专业背景与司法权威作为保证的。但是，在法律之外，这里面仍有话可说。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的侦查与审理，本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然而，现在民间智慧也自觉参与其中，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力，甚至能对专业的侦查、司法工作施压，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一个案件的侦查与审理工作，由专业机关向民间拓展，媒体中的官方通报与民间质疑形成交锋，甚至在司法外围形成了另一个“庭辩”场所，那么，不承认此案是“重典”案件都难了。作为“重典”案件，自然体现了许多“不正常”的地方，而最关键的莫过于:侦查、司法工作社会化。因为总有一些案件不能自行被侦查、司法工作消化，公平、正义因而不能通过常规机制在公众心中得到自然印证，那么它们自然会从专业领域向民间拓展，自然需要通过更多的民间参与以获得舆论支持，并期待“重典治理”。

推动“8·4”交通肇事案成为“重典”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例如“胡斌案”对交通肇事案件舆论效应的激活，例如很多交通肇事案件背后还隐藏着社会敏感议题，例如类似案件中公安机关所表现的执法公信力明显不够……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足够民间智慧、声音乃至情绪的发挥，共同将案件推向“重典”。有人说此案是被放大了，但此案无可避免地要被放大，这既是因为“胡斌案”的社会关注未曾完结，需要找到延续点，更是因为前后一系列交通肇事案远未得到司法上的统一解释。正因如此，民间智慧的活跃，民间声音的表达，民间情绪的渗透，都无可避免地要将此案变成新的“重典”。

需要保持警醒的是，无论网友提出多少质疑，无论质疑声音的专业性有多么高，它们都不可能取代司法的判断。但是，它们的出现，毕竟代表了民间的力量，代表了民间的关注热情，这是无法回避的。虽然“重典”案件体现了许多“不正常”，但也提供了转变的契机，是公安机关加强执法公信力的一个契机，是检察、司法机关加强司法公信力的契机，甚至是完善交通管理机制的一个契机。“重典”案件并非要“重典治理”才能完结，它需要诉诸常规机制的改善，否则只会让“重典”案件的社会性关注一直延续，最终连舆论关注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