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大陆妹，香港讨尊严——做人的尊严与分量(2009-07-21 10:13:57) 标签：杂谈 当我把以前的奋斗故事再讲给大家听时，看到这么多网友的热情回复，真是很感动。有时我在想，如果当年没有经历过那些磨难，我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我的两个女儿会不会像今天这样优秀？我一直认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只有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才能教导孩子懂得为人的道理。
初到香港的我，尽管只能靠做些粗活重活为生，但我还是很知足。因为在香港，我既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英语，这些粗活儿不需要说多少话，只要闷头不停地做就好，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工作。我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两个女儿，和远在青岛的妈妈。除此之外，我没过多的要求。日子沉重但简单的过着，我无怨无悔。
1978年3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酒楼做工，端着几十斤重的毛巾盒行走，不小心被一个急匆匆走来的年轻人撞倒了。虽然很痛，但我没有在意，趴下来运了运气，好不容易起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跌得那么重，回到家后，我想坐下来休息休息，然而，腰痛难忍，我是什么苦都能忍，都能吃的人，被人撞一跤，只想赶快爬起来别让人笑话，哪里还去想别的。
没想到，医生在检查完后，脸色凝重地告诉我：“腰骨裂伤，得住院，而且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躺在病床上的我，精神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年纪轻轻的我，怎么会这样？！
（未来的路到底会怎样，我该如何正确的抉择呢？）
我，惦记着家里的两个女儿，她们都还不懂事，还需要我的保护和爱，尤其是需要我来挣钱养活他们。如今我躺在医院，两个女儿该怎么办啊！我不能干活了，谁是她们的依靠！想到这些，眼泪就不听话地在眼眶里打转。
在住院的这些天里，我想到了死。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死？女儿和远在青岛的妈妈，都指望着我生活。一个人，死是容易的；但只有活下去，家人们才有依靠；只有活下去，才有办法，才有出路！
病床前，两个女儿看着不能动弹的妈妈，害怕地哭着。我抚摸着孩子们的头发、脸蛋，为她们擦掉泪水。可两个女儿额泪水好像是擦拭不干的。刚擦去一波，又涌上来另一波。我的泪也在心里汹涌着，使劲咽下去，和孩子们说：“妈妈能起来，你们放心，妈妈一定能起来。蓓蓓该怎么学习还怎么学习，这才是妈妈喜欢的孩子。蓬蓬好好玩，妈妈才疼你！”
后来，酒楼方面来看我，在听完我对当时情况的如实相告后，他们竟不愿意承认这是工伤。酒楼老板认为我是有意要讹钱，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虽然酒楼老板没有挑明，但我听得出他的弦外之音——因为我是大陆妹，大陆妹都穷，借此事来讹诈他。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痛和苦我都能受得了，可别人对我这种歧视和侮辱我受不了。我身处弱势，身体也垮了，处在人生的最低谷，没有任何依靠和安慰，一旦别人再将歧视加在我身上，一种被侮辱的感觉爬上心头。我感到一种双倍的痛苦：腰骨裂伤了，痛在身上；别人歧视性的语言，伤在我心上。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按照香港的法律，劳工法律援助处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帮我把酒楼的老板告上了法庭。在法律部门和劳工处的裁决下，我赢了官司，酒楼必须向我支付三万块的赔偿金和补发的工资。
在宣布判决后，我在两个律师的陪同下回酒店拿支票。酒店老板拿出两张支票，一张是赔偿金，一张是补发的工资。看着那两张支票，我只拿走了其中补发的工资支票，把三万元的赔偿金支票还给了老板。老板一下子愣住了，像不认识我似的。两个律师也愣住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对我说：“臧姑娘啊，骨气可不能当面包吃啊！”此时老板疑惑吃惊的眼神也变得内疚起来。
我只是一脸平静的对老板说：“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其实不是，我要讨回的只是尊严，不是钱!”
我讨回的是内地来香港的人的尊严，作为一个新移民，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而我争的也就是这口气，钱在我眼里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人的尊严！
我心里清楚，我的决定，一定会影响到两个女儿。我要以自己的力量，让女儿看到做人的尊严与分量！
今天的博文先写到这里。当我把三万元赔偿金的支票还给老板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是什么样子？我还能不能兑现对女儿们的承诺呢？！
（生活是击不碎我们的，只能重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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