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族纵横百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0/07/16 22:06:51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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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文章导读】
梁启超: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
梁家第二代:从抗战到文革
梁家第三代:低调的社会中坚
梁启超  雄文横扫旧世界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实习记者  翁倩  发自广东新会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初识康有为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变法前后
对于梁启超的祖父、秀才梁维清来说,孙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应该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也能成为内阁中书。
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梁启超不谙官话,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比起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非常失败。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君王师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见的鼓舞。这也为后来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话。
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因为海外华侨多为广东人,梁启超会讲广东话,便于活动。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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