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系列：曾国藩家族

2009-04-04 18:26:33　来源: (广州)　 
从清末开始，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曾国藩家族
紫光阁功臣曾国藩
后刊曾文正公文献百年家族系列：曾国藩家族
本刊编辑部
1885年，大清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称中国“似入酣睡，固非垂毙”。
同治年间，由恭亲王奕和文祥在北京主持，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京外推动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棒喝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最初的觉醒。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和文祥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中国积极致力于国防的近代化，而国防的近代化又必然要求交通、教育和经济的进步，于是同时有了建铁路、设新式学堂、设招商局、开采煤矿金矿等一系列的新举措。
自强运动只是在科技层面上学习西方，该运动的五大领导者都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内在精神完美无缺，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借鉴他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遗憾的是，技术进步远不能解决一切，甲午海战，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海军败给了排名十一的日本海军。梁启超对于自强运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变法——王莽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1898年，光绪亲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推行了冒犯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百日维新。很快，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
1901－1905年，慈禧太后推动了一次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雷同的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实业家张骞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也开始大力鼓吹君主立宪思想。1905年12月，五人考察团赴国外考察。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宪法大纲”，规定宪法生效以前，仍有9年预备期。这个“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统统属于皇帝。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宣布宪政筹备期缩短为6年，但是很快他就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13个任命者中皇亲国戚占了5位。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
20世纪的中国以如此轰轰烈烈的巨变开始，随后的百年，有更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迂回曲折——民国兴起、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国共角逐、八年抗日、国共内战和新中国建立。1949年以来的历史，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因为距离我们更近已被穷尽，它的深处，深处的更多真相，仍在被人们不断挖掘。
回顾历史，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第一年说起。这样一种做法有它的方便之处，但是也有可能斩断近代史这一处处因果相联、难以机械拆解的活体。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最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从哪里来，以便知道我们想要和可以往哪里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哪儿前进了，又在哪儿倒退了，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哪些方面却原地踏步。
自创刊以来，《南方人物周刊》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办刊宗旨——“记录我们的命运”。2009年，无疑是一个挖掘中国和中国人之命运的富有意味的年份。不久前，国外有人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政治大国，而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49年距今是一个甲子，再往前推进一个甲子，恰恰可以涵盖百日维新的重要时刻，并且可以衔接由奕和曾国藩等人主导的自强运动，将近代中国的梦想和今天的光荣打通，将百年前的激荡与今天百味杂陈的现实联接，通过一个个影响过中国的著名家族的故事，来完成我们对于百年中国的回望。这是我们推出“百年家族系列”的缘由。
首先出场的是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晚清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堪称革新和守旧的典型。从清末开始，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上，人们汲取了诸多政治智慧、实干精神、为人处世之道。喧闹中，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沉潜学人的声音，他们沿着曾国藩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和诗文，深入到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身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真面目给出独立的判断。
内文导读：
                    
曾国藩：守旧的国家栋梁
本刊记者 李宗陶发自湖南娄底、长沙
将书包斜挎在身后，像鸭群一样走在小路一边的小学生，在往富厚堂去的路上遇见好几拨。初春的双峰县荷叶镇正下雨，空气清甜，柳条抽出嫩芽，远山笼在薄雾里，曾国藩百年后的湘乡依然是农耕样貌。
1875年7月初，《伦敦日报》北京通讯员报道：
大清国的教育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们抱着满满一包书去上学，他们的书包通常只是个蓝色的布袋。
这位英国记者参观过的一所乡村小学堂里放着一具新的柏木棺材，上面贴着红纸，纸上写着“喜”字，取升官发财之意。
全体孩子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在叫喊，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正在朗诵的课文背诵下来。他们正诵读的都是大清国的经典著作，譬如孟子的作品。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而且要凭记忆把它们背下来……
升官的路径是获取功名，发财倒未必，清代穷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烧饼之类的事迹就躺在那些笔记、书信里。各省乡试，竞的是秀才、举人。竹亭公曾麟书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曾国藩24岁那年中了举人，入省学岳麓书院。
贡生和进士的功名则要进京赶考才能获取。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展示过一张北京贡院的照片：大约9、10个4尺见方、狗窝似的小房间连成一排，共有100多排，可容纳1万多名各省来的秀才或举人。每间小窝三面由粗砖砌成，一面敞开，考生自带布帘挂上。考试共进行9天，每3天为“一科”，3天内一步不得出来。常有年老考生死在里面。在清朝，如果一个男人穷经皓首，坚持赶考到80岁，皇上会授予他一定的荣誉。而他们作为晋身之阶的作品，在英国记者看来，“包含了数不清的引经据典，都是些以华丽词藻堆砌而成的空泛文章”。
曾国藩书写过父亲所作的一副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61年的生命中，曾国藩实践了“耕读”，却从未在士大夫经世济国的理想面前停下脚步，他的官运也随着政绩的卓著日渐亨通，直至位极人臣。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获取的一连串功名，如今镌刻在富厚堂一块长4.35米，宽1.7米的“篤親錫祜”匾额上：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特赏黄马褂、双眼花翎、一等毅勇侯。从小在富厚堂附近长大、如今是讲解员的廖静告诉记者：这相当于今天的名片。
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清朝接受了传统儒家秩序，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二元种族体制是清朝王权的特色，但通常皇帝信任满人胜过汉人。
从1852年在家乡组建1万多人的团练，到1860年5月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咸丰年间，朝廷两天内下发两道诏书，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九帅曾国荃率吉字营攻下天京1个月后，曾国藩便开始裁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远在紫禁城的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1870年曾国藩60寿辰，同治帝亲题“勋高柱石”4字，送到两江总督府。
书生带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过一则新闻专稿，记录了《天冿条约》得到咸丰帝批准后，法国公使葛罗及其秘书、卫队12人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经历。
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什么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一概不知……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统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出版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对记者细述了清代的兵制：八旗兵实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记载；绿营兵(各省由汉人组建的常备军)主要实行余丁制。所谓“余丁”，就是在军队中省口饭将未成年的穷孩子养起来，他们平时打杂，也出操。当守兵不够时，从余丁中选拔，步兵不够时，从守兵中选拔，骑兵则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种。在长期无战事情况下，余丁制导致绿营兵数代“吃官粮”，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胜者争功，败不相救”已是一种常态。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乡勇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继光发明的兵制，组建了一支体制外的新军，并为其注入捍卫传统、驱逐异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太平军烧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是对几千年中国礼义人伦的反动。梁启超说过：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背离中国文化，不得人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说：“在太平军的主张之下，不仅儒学存活不了，佛学、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踏为平地，教中国人怎么活？”
书生有血性，书生带起了兵。曾国藩首先集聚同乡师友，量才而用为营官——湘军的幕府一度多达88人；再招募“朴实山农”，拒绝市井油滑。他对最早的湘军将士说：大刀长矛，好比四书五经。清末学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述过“诸生讨训山农”的景象。杨国强认为，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农民显示出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曾国藩与诸儒生用卫道意识唤醒的，是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这场战争，是农民与农民的交战。
胡林翼行军必讲《论语》；在奔赴战场的路上，曾国藩坐在轿子里读杜甫、韩愈的诗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跃马横弋，心扬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亲六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里，讲述了这些前清进士(胡、曾)举人(左)带兵打仗的有趣情形。
这些私募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听一个长官的号令，而每个营官又只听命于一个统帅。长江上，到处飘扬着湘军水师那面长12米、宽7.85米的“帅”字旗。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都表现出“将在营在，将死营散”的特征——唐浩明对记者说，中国军阀的源起，恐怕要追溯到曾国藩；而杨国强教授从中看出：清廷冲破祖制从建立湘军始，它直接导致了中央权力的下移。 
洋务运动
曾国藩像
曾纪泽
中国首批留美幼童
总督飞虎旗京城做官12年，曾国藩是琉璃厂旧书肆的淘书客。10多年军营生涯，曾国藩一直没有放下经史子集。他在道光年间得邓显鹤、唐鉴、欧阳兆熊的引导，醉心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咸同之际在长沙传忠书局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使得这部藏于四库馆130年的文稿，终在世间传播，并且深深影响了整个湘军集团。
78岁的钟叔河先生在他位于长沙某小区廿层的“念楼”，向记者忆起少年时与曾国藩的“初识”。那是解放前，第一次在表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曾国藩为湘军所作的《爱民歌》，“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钟老笑着说：“这不就是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另有《得胜歌》 ：“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
曾国藩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他在家书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乱世须用重典”。他在长沙审案局时赢得了“曾剃头”的名声——4个月里杀了230多个所谓“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战争的酷烈还在后头。
1860年9月中旬，戈登(英国人，1860年9月随远征军到中国，10月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抢掠焚毁圆明园。1863年3月接替美国白齐文统领“常胜军”，协助湘军、淮军围剿太平军，清廷赐其总兵头衔，相当于二品武官)在上海逗留了3天，在那里初次洞悉了中国人打仗的方式并留下“悲惨而强烈的印象”：
当地城墙上悬挂着许多篮子，里面放着攻城时被杀的太平军的首级。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夺到一个敌人的首级，他的胜利会显得美中不足。
1860年12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其中记述了外国记者在广州所见的审判与行刑：
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20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据说一天处决300人的情形多的是。
他们还在广州的监狱里遇到一位84岁的老妇，是一位太平天国将领的母亲，4年的牢狱生活和饥饿令她形容憔悴、神智恍惚。
这期间，曾国藩也因战败3次想自杀。其中长沙靖港之战，是他刚任大帅一年多时一次仓促的上阵。当败局已现，曾国藩投水自杀，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边的章寿麟救起。史料载，曾帅当时披头散发，满脸泥沙。左宗棠因此专程到长沙，痛斥他的“虚荣心”。
1864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清军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
天王府布置得非常华美，尽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烧毁了，但仍留下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何等富丽堂皇。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
忠王李秀成在离城几英里外被一伙村民抓获，并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带回南京。据说，当忠王判定这队人马无法全部逃脱时，坚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天王的儿子……年轻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现被关押在曾国藩帅部的一个小房间里，严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头，但未上镣铐。……他正在撰写自传，同时等待北京的裁决……
1944年春的一个阴雨天，两乘轿子停在富厚堂前。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和一位照相师下轿，与曾约农(曾国藩曾孙)见面。他们是征得同意，带着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刻本(经曾国藩删改的版本)，来对勘《李秀成自述》亲笔件的。一连两天，富厚堂众兄弟轮番陪护抄写拍照，当晚再将《自述》交回曾约农。吕集义总共抄补了5600多字，并拍摄了15帧照片。1954年，原来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梁岵庐公布了这15帧照片，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李秀成亲供手迹》，据称是曾约农带去台湾的。记者在富厚堂的藏书楼拍下了台湾寄来的影印本复印件。
从1931年拿着日本广智书局刊入的《近世中国秘史》本为《自述》作注解，到1982年终于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史学家罗尔纲为忠王的这份自白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直到今天，关于这几个版本的《自述》与当年忠王写下的到底相去多远还在争议中。
唐浩明曾从曾国藩2000多道存世的奏折中精选了47道给予评点。他认为，曾国藩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奏折，是同治三年6月23日奏报攻下南京，生俘李秀成和洪仁达。他将报功隐于平实叙事，不作夸饰，将成就归于皇家，为朝廷歌功颂德，却不露讨好的痕迹。同治四年，曾国藩再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任命，推出僧格林沁，表示不敢与皇亲相比，对剿捻之战已心存厌弃和恐惧。
自从史家范文澜在1947年给曾国藩下了“汉奸刽子手”的定语，曾氏后人没能过上安稳日子。但今天，荷叶镇的老人们用外语一般的双峰话说，他是个文化人，读了很多书，他不是贪官。
洋务之痛
正同太平军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同时面对的，是挟《天津条约》北上的西方人。当他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签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以“五胡乱华”相比拟。
1860年10月8日星期一，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10天后被焚烧)，他记道：
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将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陈设着各式各样的大镜子、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在温莎宫所见的一模一样。……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他们用无数大车运走了大批丝绸，可还留下不少。他们还劫去了大量御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鲁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见夷人的诏谕；此外还有一部御藏的记载二千年事迹的中国史。
曾国藩的内心，是鄙夷、憎恶“奉洋若神”的，当买办起家的杨坊被打，他在信中说“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称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这样的胁迫，让士大夫在仓皇之中不得不产生紧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自强”。
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提出过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他的弟子杨国强教授则将这种新旧的撕裂和嬗递阐释得更为深彻——
1840年前后，林则徐和魏源已见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1843年，魏源完成了带有操作性意见的《海国图志》初稿50卷。但直到20年后圆明园一把大火燃尽，大清国人才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买船炮、用来剿洗太平军之议。“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书中的心里话道出了真正的威胁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就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4年1月，中国第一艘火轮船制造完毕，尽管长不过3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本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
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是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获得了恩准。14天后，他死了。
他在给次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予生平有三耻，……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后来三子曾纪鸿精研数学，著有《环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粟布演草》等，可惜33岁就过世了。如今，这些专论静静躺在富厚堂藏书楼架上的6册《白芙堂算学丛书》里。
杨国强教授说，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国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长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伦敦每日新闻》报道过清廷深入骨髓的腐败和列强的恣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3两白银的价钱为大清政府买进一批数量巨大、几近报废的毛瑟枪，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两白银，结果他们只得到了每支9两白银。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连接处都松开了。
而此前，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无不中饱私囊。记者在曾国荃的大夫第遇到土改时搬进来的刘老伯，他听上辈人讲过，曾国荃攻下南京后，往老家运东西的船队在湘江上走了一个月，“把国库搬回来了”。而民间称李鸿章为“李合肥，真的肥”，据说李家当年在合肥城里拥有一条街的店铺。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会面，随行的丁美绅记下了他对曾的印象：
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们两人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有些吝啬……
曾、李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的用人上，他们的幕府里聚集着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唐浩明告诉记者，早期的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的人，奉“德大于才”为第一要旨；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以“了事”为才干。按《曾国藩通鉴》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从中选定了李鸿章；李鸿章的幕僚也有百余人，他选择了袁世凯。晚清的中国，事事燃眉，事事须了，义理的伸张、德行的坚守只能暂搁一边。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这种矛盾纠缠中彷徨。
杨国强教授说：“晚清最后50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前后相连地面对内忧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觉的首当其冲者。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格……他们在几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洋务派的曾国藩接受了一部分西洋人的器物，譬如“落地开花炮”，譬如60岁那年在容闳带回的相机前拍下平生惟一的照片；也坚拒另一部分，譬如电灯和电报——他说，那是没有根的东西。
天津教案
杨国强教授在他的晚清史课上详述了教案在近代中国的源起。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间，大小“教案”600多起。其中《辛丑条约》后10年，高达225起，出现了教会势力与民众冲突的最高峰。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为了发展教徒，常将中国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引入教会；他们修教堂、作弥撒、开医院、收留孤儿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绅士、宗族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到了义和团时代，“大毛子”(传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视、扑杀的对象。
鲁迅曾在文中提及，在他的家乡绍兴，有洋教士家的女佣声称看到一坛盐渍的小孩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民间哄传天主教堂迷拐儿童并用其眼珠制药，酿成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百姓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业在混乱中向天津知县刘杰开了枪，击伤随从高升。愤怒的中国人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又烧了教堂，捣毁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领事署，打死了16个外国人。关于这次教案，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娄斐迪在6天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一份比较客观的报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婴、刘杰与丰大业的会晤以及丰的傲慢——他说，“知县级别低于领事，不能举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这次冲突本可避免。
法、英、美、俄、意诸国随即提出联合抗议，他们又找到了出动军舰的理由。
清朝官员在应对时分成两派，一派以醇亲王奕譞为代表，反对抑民奉外；另一派以曾国藩、丁日昌为代表，主张妥协议和。最后，清政府一面从陕西调李鸿章的淮军备战，一面诏谕59岁、右眼已失明、正在家养病的曾国藩赶往天津。出发前，他备好了棺材，写好了遗书。
曾国藩一到天津，定下查办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也就是说，只求迅速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上处置是否得当。结果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判处20人死刑、25人流放，并赔款49万7千余两白银。李鸿章急赴天津，通过几道奏折保下死刑犯中田二、张帼顺、段大、项五4条人命。曾国藩事后也对发配黑龙江的张光藻、刘杰多有关照，他在家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两个人是好官，没有错，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引得朝野哗然，他在京的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所题的匾额砸碎烧毁。曾国藩在天津时，曾纪泽在保定，父子俩几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纪泽在信中说：“照会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词。”他指出父亲将天津道、府、县官都迅速处置，没了退路。李鸿章也写信给曾氏父子，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曾国藩怕洋人再开战，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再上演，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大清国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的污名；他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他更看重的名声。他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弱国外交
容闳曾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之特产人物”。他的文化背景和理学修养，让他对朝廷与洋人大体上都遵循孔子的“忠信笃敬”。在外交上，他手持一本《万国公法》，“推诚”于西洋人，以至于听到李鸿章打算用“痞子腔”对付洋人时，长久地凝视着面前的接班人。
洋务始兴时，曾国藩曾请了江南制造局的两位传教士兼翻译史迪文森、傅兰雅在家中指点两个儿子学英文。天津教案后，曾纪泽痛于洋人的欺压、翻译的拨弄，写信给父亲，立志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父亲殁后，曾纪泽回乡守制，在日记中记下一些苦学的片断：一本字典，两本教材，从26个字母学起，每天规定读6句，后来8句，进而10句，笨拙而艰难；清早起来，一遍遍练习，出门会客，坐在轿子里一个人叽哩咕噜地说。从长沙到湘潭到双峰到荷叶，湘江上，山路上，他都“诵读不辍”。回京师后，他结交了同文馆总教席丁韪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友人，口语写作都有精进。当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联名举荐他做出洋使臣时，慈禧当面问他：“你懂洋务否？”又说，“你既然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
10多年过去，1891年12月，20岁的光绪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他正由两位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其一是为慈禧担任翻译的德龄)负责教授英语。据史料，这是受了慈禧的督促。慈禧本人也尝试过两个小时的英文学习，但很快头昏眼花，体力不支。
1863年4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述评，题为《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 ；1871年12月24日的新闻专稿《广州的一天》则记录了外国记者在大烟馆的见闻：
“10到12个各种年龄的男人在喷云吐雾。他们看上去都相当龌龊……我向这兽穴一般的屋子尽头走去，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鸦片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旁边有个男人，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着，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似乎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奇怪的梦中去了。”
1878年8月，曾纪泽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德使臣，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动两年前拟定的《中英烟台条约》被英方批准并实施。
8年后，曾纪泽终于跟英国外相沙里斯伯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虽然没有实现禁烟的最终目标，至少短期内为国家增加了税银620多万两。
曾纪泽的元配贺氏因难产早逝。父亲的同乡密友、陕西巡抚刘蓉将19岁的女儿刘氏许配给他。作为公使夫人的刘氏在英法8年多，一面恪守中国传统，一面学习西方外交礼仪。早先她随丈夫学过英语，此时又开始苦攻法语，与外国君王、王后见面，“受旨进退无紊于仪容”，“西人皆称之”。她曾在英国的“手工赛会”上，以古色古香、娴雅万方的茶道表演赢得第二名，还辅佐丈夫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乐《普天乐》。虽然曾纪泽上奏朝廷的《国乐草案》未获批准，但当时在国外《普天乐》已被当作中国国歌演奏。
此时的曾纪泽已经明白外交是一种讨价还价，所以据理力争，敢于在谈判桌上拍桌子。1881年2月24日，经过半年多曲折紧张的谈判，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中俄伊犁条约》上签了字。曾纪泽在《奉使俄罗斯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最后对他说的话：“我办外国事件42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俞樾在为曾纪泽所撰墓志铭中称这次谈判为“夺肉虎口”：迫使俄国将业已吞下的领土(伊犁，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吐了出来。《中俄伊犁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作为一名半殖民地国家的弱国外交官，曾纪泽已经尽力并显示其才能。
他的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1885年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的富强运动意在自卫，一无军事扩张的企图，二无移民海外的必要，当务之急是“善处寄居海外之华民”、“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清朝最后20年乃至民国，“醒狮”二字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但有时，用得并不严肃，如在民国小说《人海潮》里，作者就将这二字赋予一位孔武有力的新派女学生。而在国外，舆论对这两个字也时有讥讽——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天津讯：
把大清国说成是被抑制了气息的睡兽、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是多么地流行。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除了日本和俄国)阿谀奉承的态度又养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觉，并一天天持续和发展下去。
曾纪泽47岁回国，先后在海军衙门、户部、刑部任职，但他的视野、眼光和变革图强的主张，是不能被像化石一样顽梗的清廷所接纳的。丁韪良称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成为猜忌的对象”，左右掣肘，有志难酬。不到51岁，他死于伤寒。
在他身后，举全国之力建立起来的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因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仅赔款便高达2亿两白银。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美军士兵借助云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在那里升起星条旗；由此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额达4.5亿两白银。曾纪泽在北京台基厂的故居，也在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
在曾家后人的电脑里，记者看到曾纪泽当年戴着绅士礼帽、站在英国工厂的蒸汽机旁的留影；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对各种西洋事物的好奇……他那“通四夷之学以自强”的宏愿，该如何应对这一幕幕割地赔偿的屈辱？
(参考：《曾文正公全集》、《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王闿运著《湘军志》，容闳著《西学东渐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伯纳特·艾伦著《戈登在中国》，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陈旭麓编《近代中国八十年》，杨国强著《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唐浩明著《曾国藩》、《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以及曾国藩故居管理所胡卫平、黄鹤鸣、刘建海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曾府幕僚
郭嵩焘
左宗棠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娄底、长沙
光绪年间，曾氏门人薛福成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列83人。曾在幕府中担任要职后又官至一、二品大员的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锜、厉云官、孙长绂、万启琛等人都没有提及，而一些过客，如吴敏树、俞樾、王闿运等却被植入。
《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3110多人。跟他有过或深或浅关系的亲友同僚，《曾国藩通鉴》中梳理出425人。其中，有200多位在不同时期经常出入他的湘军大营或两江总督府。
始于汉唐甚至更早的幕府和幕僚制度，到了曾国藩的时代仍在运作。这些门人或精通政务，下笔有神；或善理钱财，能包揽钱粮；或熟悉律令，能代办词讼。通常，督抚公务有限，聘请若干幕僚，最多8-10人，足以应付。
因为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晚清组建了体制外的湘军，导致“中央权力下移”。督抚权力扩张，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募勇、筹饷、办粮台、办盐务、劝捐、征厘、办案、报销(将军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加上洋务兴起后办书局、制造军械等等，人才需求随之大长。
据说，每有投效者上门，曾国藩先发少量薪资让他安顿下来，然后会面，察其言观其色：有胆识血性的派去领兵打仗，胆小谨慎的分派筹办粮饷，文才好的办理文案，学问渊博的校勘书籍。个别人身兼、历任数职。
唐浩明说，在选湘军将领时，曾国藩的原则是：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气重的人不用，口若悬河的人他也不喜欢。理想人选是农民出身，祖父、父亲都是种田人。谢绝侠客，因为那些人容易“坏律”。
作为一个“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文人，曾国藩身边汇拢了当时的名儒宿学，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汇聚了各路才俊，如忠义局的陈艾、方宗诚、汪翰；编书局的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刘寿曾(刘毓崧之子)等。还有秘书处的多位智囊：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
审案局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如长沙审案局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是最早的一批，“曾剃头”的得来，有他们一半功劳。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协助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的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
曾氏幕府，实际上涵盖了一个小型政府的职能部门。曾国藩本人是最高领导兼“组织部长”，任用提拔、弃用参劾，他说了算。如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患难与共，像家人一样，曾对李有“六不能忘”之说，包括李曾经3次救了他的命。但因触犯曾氏大忌“失诚”，而且改换门庭投的是敌对方幕府，多年私谊转成私怨，遭曾国藩两度参劾。
智囊与奏折
智囊也是谋士，须通晓政务，文才优长，尤擅草拟奏章，他们是离曾国藩最近的人。
唐浩明对记者说，李鸿章是曾国藩惟一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两人师生之谊长达30多年。李比曾小12岁，入仕之时，曾已是二品大员。李鸿章于咸丰九年入曾氏幕府，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终须赖之以立功名”。35岁的李鸿章听劝重返，果然青云直上。两年后因曾国藩的奏保由道员直升江苏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
1861年，上海士绅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并许以重诺。九帅曾国荃当时正攻天京；同乡大将陈士杰正在湖南与太平军交战；幕僚中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脱不开身。此时，李鸿章毛遂自荐，曾国藩便让他去淮北招募一支新军，即日后的淮军。就这样，曾并非刻意地将李鸿章推上淮军首领的位子，20多年里，淮军逐渐取代湘军，成为主力。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幕府里聚有后世所谓“文学四弟子”的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都为他代拟过奏折。而同治元年李鸿章凭一道《参翁同书片》参倒帝师家人，一时间成为大小幕府争相传抄之物。
这年年初，办团练起家的安徽凤台人苗沛霖在清廷、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来回投靠、首鼠两端的事迹败露。安徽巡抚翁同书处理苗案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湘军在安徽的战事。曾国藩自然要参他一本。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其二弟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后来官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三弟翁同龢以状元入仕，是同、光两朝帝师；后因辅佐光绪维新，在史上留有大名。
曾国藩命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奏折，结果，39岁的李鸿章所拟的这道696字的折子脱颖而出，其中称翁的行为“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廉耻丧尽，恬不为怪”，故“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最后还没忘“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其笔墨之干净、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切和由此产生的杀伤力，远非今天的大部分时评可以比拟。
结果是：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判绞监候(即死缓)。后因翁心存病故，同治帝给翁家一个面子，才改判充军新疆。
另一种影响
曾国藩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当他犹豫不决时，如果不是幕僚的推动，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进的。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派遣留美学生这类洋务事宜，主要是接受容闳的建议，跟丁日昌、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商量后决定的。他后来吸纳的“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徐寿、对格物致知之学格外有兴趣的华衡芳、在伦敦布道会上海分站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助手的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一批人。
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以及后来和上海同文馆合并等等，又为他带来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以及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幕人。
常常，幕僚也对他有一种行为上、政绩上的监督。治军闲暇时，曾国藩喜欢跟宾朋下棋，王家璧切谏他“惜精神”，集中精力安内靖外，曾国藩听了为之动容，从此收敛。
更严格的监督来自左宗棠。左宗棠的个性，恰好是曾国藩的反面。二人交往几十年，数次失和——
靖港战败，左宗棠特去长沙，痛骂曾国藩一顿。
江西某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回乡丁艰(父丧)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国荃痛骂其兄。曾国藩忍让了，过后拜访左宗棠，此后交好7年。
曾国荃攻下天京，曾国藩报捷奏折中说幼天王已死，左宗棠上奏纠正说没死，所幸朝廷喜兴头上没有追究“欺君之罪”。此后二人8年不通信。
曾国藩病逝，左宗棠闻讣“甚悲之”，“致币百金”为其料理后事。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左宗棠说：“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
随着曾国藩登上当时汉人官员所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幕僚中也有野心勃发之人。
有两则幕僚劝进(劝曾国藩称帝)的史料 ：一是彭玉麟(水师统帅)递纸条 ：“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据说曾国藩看罢连骂两声“放肆放肆”，将纸条吞下去了；二是王闿运的游说，王一生致力于“帝王学”，曾在肃顺家中教书，肃顺被慈禧杀后，改入曾府。当他言明此意，曾国藩一语不发，手蘸茶水在桌上写字，并借口走开。王闿运走过去一看，满桌都是“妄”字。
1977年12月16日，俞大缜教授在“中过风手不灵活，眼内白内障很严重”的情形下，“费尽了力”写下一则200多字的材料。其中提到，她曾听母亲曾广珊(曾国藩孙女)亲口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
曾家直系后裔很少做官 很多女性终身未嫁
曾国华像
曾国潢
曾国荃
曾国葆直系后裔 很少做官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娄底、长沙
57岁的胡卫平原是双峰县图书馆员，一介书痴。据说，他收集的湖南省大小地方志比省图书馆还全。当他在长沙新民路、定王台、清水堂、窑岭一带的旧书店转悠时，店主会迎上来。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儿，一本民国三十二年由正中书局刊印的薄薄小册子《博物馆》寄到了，编著者是曾昭燏(曾国潢曾孙女)和李济。这是胡卫平主持的曾国藩研究会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以380元的价格买来的，原价1元2角。4月初，富厚堂要为这位优秀的考古女学者、前南京博物院院长开一个研讨会。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凡在大陆能访到的在世者，胡卫平和同事都上门见过面。有些后裔一开始淡而疏远，渐渐被他的诚意融化。在荷叶镇那间阴冷的宿舍里，他随手从一个马夹袋或蛇皮袋里抖出来的，是曾家某位后人的日记影印件，或各家珍藏的书信、手迹和照片。在长沙，曾宪琪(曾国藩直系第五代，曾纪鸿的玄孙女)对记者说，“曾家的好多事，胡所长比我们都清楚，都戏称他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这五房里出过的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界诗人曾广珊(曾与陈寅恪唱和，女儿俞大是曾昭抡夫人，儿子俞大维)，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曾昭枚，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湖南广播电视台工程师曾昭棉，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曾昭权，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榛，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厚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曾国藩与欧阳夫人生有三子，长子曾纪第，早殇；次子曾纪泽，51岁过世；三子曾纪鸿，33岁英年早逝。曾纪泽这一脉，刘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两子一女夭折，由纪鸿过继的广铨及次子广銮传递香火。
曾广铨跟随曾纪泽在英国多年，精通英、法、德语及满文，后来出任过驻韩、日大使，驻英三等秘书之职；参与过《金陵书局刻书章程》的拟定；1897年与叶翰、汪康年、汪钟霖等联名创办主要译述西方通俗儿童作品的《蒙学报》，1898年任《时务报》(后改名《昌言报》)总翻译，与主笔章太炎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还创办过《中外日报》等，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代报人中的活跃分子。
他这一支，到曾约农(终身未娶)一辈断了；曾广銮这一支，有洛阳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曾宪文(曾昭权次子)及其一子一女；曾广銮的女儿曾宝苏在美国，如果在世，也有100多岁了。相比之下，曾纪鸿这一脉的垂丝图比较丰茂。
君子之泽，五世未斩
曾国藩在家书中讲过自己的曾祖父竞希公俭省的事迹：“少时在陈氏宗门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高祖)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馀九十九文还其父，其俭如此。”还提到祖父星冈公在他进了翰林院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
星冈公传下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富厚宅正厅取名“八本堂”，现有曾纪泽手迹：“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氏后代均奉行不懈。此外，曾氏家训中还有三不信：不信僧巫(和尚师公)，不信地仙(风水先生)，不信医药(凡药三分毒)；三致祥：孝致祥，和致祥，恕致祥；以及“勤俭孝友”等等。
曾国藩说过，“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还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他一年俸禄2万两银(含养活众幕僚)，过世前家人清点遗产，钱银恰好2万两，他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存款”这么多(李鸿章身后仅白银一项达4000万两)。
他平时着土布衣，仅有的一件天青缎马褂礼服要逢重大活动才穿，穿了30年。每顿只吃一个菜，“决不多摄”。族人花七千串钱(一串一千文，约合5000两银)修缮富厚堂，被他痛斥一顿，并说“新宅一次不踏其门”。
熟读《曾文正公全集》的胡卫平告诉记者，除去那些“不为圣人便为禽兽”的自我修炼，曾国藩有时也很诙谐：跟湘军将领一同吃饭时常讲笑话，诸将喷饭，而他捋着胡须不动声色；曾家妇女常常纺纱到深夜，“夜治木棉，声达户外”，有天夜里曾纪泽被扰得睡不着，向屋外的刘氏恼道：再吵下去，把你纺车砸了。片刻，从另一房内传出曾国藩的声音：把你母亲的一并砸了。
钟叔河当年编《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与弟书》时，称前者为“爱之以其道”，后者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
唐浩明则说：君子之泽，五世未斩。但他读着曾老夫子的言行事迹，有时也不免拍案。譬如对长女曾纪静，许给袁家，夫君在她过门前就纳了小妾，成亲后花天酒地不算，还常有家庭暴力。曾国藩很生气，将女婿逐出家门，却勒令女儿回夫家侍奉公婆——今人恐怕难以接受。
后人大多规矩、老实、谨慎、勤奋
曾国藩的直系后裔，目前国内能访到的约有十余位，分布在长沙、北京、阳、济南、洛阳和大同，多为宪字辈。原中国艺术学院副院长张庚(2004年去世)的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长曾孙女，其夫人张玮现居北京，张玮的母亲是清末著名书法家黄自元的外孙女，在京的曾氏后裔常在张家聚会。其中，曾樾(人大教授曾宪森之子)是曾国藩的直系第六代，北京双榆树小学校长，一个在教育上很有想法和建树的人；他的儿子曾沐在北京某公司工作。
海外的有曾汝剑(曾纪鸿曾孙女、曾昭桓之女)，病毒学家，现居美国底特律，她丈夫王定明的父亲王东原曾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曾群(曾纪鸿玄孙、曾昭杭之孙)从北京大学毕业，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曾樾的妹妹曾力现侨居加拿大。
记者在长沙登门拜访了两位：63岁的曾宪华(曾纪鸿曾孙、曾昭棉之子，字小岑)和73岁的曾宪琪(曾纪鸿曾孙女、曾昭楗三女)。
像家族中同辈人一样，曾宪华和曾宪琪的命运都被笼罩在那个一度沉重的“曾”字底下。曾宪华报考湖北艺术学院声乐系，到最后一关被告知“你没考取，水平不够”，19岁下到农场，一呆14年。从“四清”到“文革”，家里没安宁过。他的4个姐姐各有一份不易的经历。曾宪华回城后在长沙园林局工作，1987年被动员入党。他笑着回忆道：“那个评议会很有意思，有个老工人站出来说，‘小岑这个同志平时表现还可以，但他家里的成份蛮高的嘛。’”领导发话说：“现在还说这些干嘛，都什么时代了！”
曾国藩的直系后裔少有做官的，用曾宪华的话说，他们大多规矩、老实、谨慎、勤奋。“我不会应酬，不愿去领导家，见了领导不会点头哈腰，也做不到说假话不怕丑。”在几十年的阅人历事中，曾宪华找到了默守尊严的诀窍：“见了领导，你不理他，他就尊重你；你老往前凑，那就是讨骂。”
记者也见到了曾宪华的大女儿曾梦佳，一个谦和而柔美的女子。她现在是长沙市某区法院的副院长，有个5岁的女儿。她从唐浩明的小说开始对先祖有了理解，这些年，才读了文集和书信。在她心里，这个姓氏是一种荣耀，但不需要宣传。“曾家人的性格和素养，让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时世，我的几个姑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们身上都没有市井味。”
曾家很多女性终身未嫁
曾家的女性终身未嫁的比较多，如开办长沙艺芳妇校的曾宝荪、专注于考古的曾昭燏，按照荷叶镇富圫村的习俗，后辈常以男性称呼尊为“伯伯”、“爷爷”。湖南省化工医药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曾宪琪也是独身，她说：“几个姑姑是榜样。”
她外公的祖父是两江总督陶澍(左宗棠长女孝瑜许配陶澍独子陶桄为妻，其孙有女，嫁回曾家。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先后任过两江总督)。7-9岁，因抗战避难，她在富厚堂度过两年多的时光。当时的大宅内，住着二伯曾约农、三姑曾宝荪，两位早年留学英国；三伯曾昭权和伯母、五伯曾昭桓都是留美归国；长沙有名的化学教师袁鹤皋先生当时也寄居在思云馆。据藏书楼的管书人王席珍回忆，曾家女婿叶剑英(娶曾国荃玄孙女曾宪植为妻)在抗战期间，曾到富厚堂，与曾宝荪、曾约农相叙。
曾宝荪回国后与曾约农在长沙开办艺芳女校，此时担当起教育子侄之责，每天会向适龄子弟教授语、数、英等课程；曾昭权则教授国文。九姑曾宝葹当时看的都是原版小说，九姑爹在英国大使馆工作，二人有共同的译著。曾宪琪还记得到无慢室汇报学业，坐在三姑腿上背诵，之后得了一件小奖品的事。
富厚堂那两年，她从长辈那里获得的认知是：做人要正直，读书很重要，不读书，不明理。她也记得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书读不好，没脸见长辈。而那些学习较好的兄弟姊妹，才有资格上藏书楼。
“曾家第三代、第四代，绝大多数留学海外，潜心做学问的多，做官的很少。曾家不重男轻女，曾家的女人不缠足。我这些姑妈素质都很高，她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强，不能只做男人的附庸。”曾宪琪比曾宪华长10岁，青春期适逢50年代，因此成为第五代中不多的上过大学的人。许多年里，她在各种登记表的“成份”一栏里，填的是“职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会“找几道数学难题来解解”。
“这一百多年里，对文正公的评价反反复复变了好几次，我认为现在的比较接近历史真相。作为曾国藩的后代，我觉得欣慰。”曾宪琪说。
每当有人对曾国藩的第五、六代未能出一个显达人物表示惋惜时，曾宪华会略低了头，缓缓地说：“可是，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
曾国藩影响过他们：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
藏书楼一角
梁启超
毛泽东
蒋介石曾家30万卷藏书的命运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娄底
在竣工至今的143年里，富厚堂迎来送往，独没有迎进过真正的主人——曾国藩果然一步未踏进这新宅，只在富厚堂旁边的思云馆住过1年零6个月。
1866年，曾纪泽携家眷及77箱书住进来；抗战期间，曾家100多口人避难老家，是这座宅子人丁最兴旺的时段。土改后、“文革”中，这座宅子是当地公社、卫生院、供销社、粮站等单位的“公房”。
曾纪泽入住富厚堂后，因为没地方放书，征得曾国藩同意后建了藏书楼，于是有了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夫妇的“艺芳馆”，后来曾宝荪又将“思云馆”辟为藏书楼。
据曾昭棉先生回忆，抗战期间，曾有四五位驻华美军军官来到富厚堂，曾约农办了一桌酒菜请他们。席间对谈，曾约农、曾宝荪是标准的伦敦音，曾昭棉的众多兄弟嫂子留美归国，也个个能说英语，让这些身处山区的美国人大感诧异。他们参观了藏书楼，看到曾纪泽从英、法、德带回的各国原版书，以及从艺芳女校运回的英文书，爱不释手，几乎不想下楼。“他们后来又来过几次，有一次吃醉了酒，是用轿子抬回去的。”
与晚清四大藏书楼媲美
曾国藩未点翰林之前收藏的书籍，有文字记载的是26岁进京赶考、返乡途中在金陵书肆典了四季衣裘购进的《二十三史》。归家禀告父亲后，竹亭公且喜且诫，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借钱买书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赎还，你若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起我了。这一年，曾国藩几乎足不出户，将《二十三史》通读了一遍。
京师为官12年，也是曾国藩流连琉璃厂30多家书铺、结交书友的12年。身居高位之后，一些地方官和士绅投其所好，大量呈赠书籍字画，其中不乏珍本。
据胡卫平考证，富厚堂这4座藏书楼16间房、800平方米，历经5代人，共藏书30万卷(约计10万册)，足以与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和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媲美。
胡卫平告诉记者：曾家藏书的价值，首先在于相当数量的宋版书，如宋绍熙刻本《公羊传》31册、宋抚州本《礼记》16册、北宋本前后《汉书》各60册、宋刻本《仪礼疏》、宋版《庄子》、宋本《笺注陶渊明集》、《苏写陶书》、宋拓《皇甫碑》等。其次在于，凡是曾国藩做过官的地方，只要有县志，他都收藏，共计70多种。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说过：“我家的县志是很珍贵的一部分。”
曾家保存了丰富的研究近代史的资料，如奏折、咨札原稿；录存的朝廷谕旨；兵部、吏部、户部以及平行督抚、将军来往公文的抄件；不同年份的军饷、协济征解、调拨银两、钱粮收支账目和下属官吏月薪年俸的批定、改定；还有太平军将领和触律违纪者的“供状”、“供词”；甚至与下属会面后，此人才、器、识、学、状、貌、可用与否的亲笔手批，也保存着。
此外，楼内收藏文物字画、字屏画屏等1000多件；大量的外文原版书，涉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农学等等，曾纪泽的“归朴斋”里还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
楼在，书散
今年91岁的第四代管书人王席珍健在。她最乐意讲的，是跟曾宝荪学英文那段。她没有正经上过学，却很能说几句英语。
父亲王子陵是曾府第三代管书人，教给她“典守”之责：“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这些典籍和文书。”1942年曾宝荪返回老家，看见庭院荒芜，不免凄惶。当她转到藏书楼，只见琳琅满架，一尘不染。当时，曾国荃大夫第中的藏书已经一本不剩了，曾宝荪大叹“天壤之别”。曾宝荪在家期间教侄辈学英文，王席珍在一旁伴读3年，进步很快。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派人回富厚堂，将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手迹以及部分珍贵文献(包括《李秀成自述》真迹等)装成4大箱运到九龙。他们在香港寓居了两年。1951年，陈诚以“中华民国副总统”名义一再邀请曾氏姐弟赴台，运到九龙的这部分曾氏家藏手稿文献同年随曾氏姐弟迁置台北。1972年，年事已高的姐弟二人将它们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到今天。
王席珍守着剩余的部分。她清楚地记得，1949年下半年，长沙来了两个姓陈的人，将3座书楼打上封条；又过了四五年，省城来人雇请民工将书担至衡山县百果镇，足有200多担，然后装船发运长沙。现在湖南图书馆收藏有曾氏富厚堂各类图书和手抄本12000多册，湖南博物馆收藏有曾国藩亲自批点的鄱阳湖胡克家翻元兴文署本《资治通鉴》以及部分书画等。
藏书楼里的其它东西，在经历“土改”、“四清”、“文革”等等之后，大部分散佚了。胡卫平告诉记者，“土改”时，曾有村民将曾家线装书上、下的留白部分(用作眉批之类)裁掉，因为“可以充当一本记账的小本本了”。今天的藏书楼，架上零星躺着些影印件或从附近村民家收来的线装书，摆摆样子。曾经存在110年的曾家藏书楼，空了。
2006年，曾国藩故居藏书楼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国藩影响过他们
梁启超
从旅日期间到最后病逝于北京，曾国藩在德性修养方面的克己慎独工夫对梁启超起到过精神支柱的作用。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晚年，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性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你们都能。”
毛泽东
杨昌济初见青年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记有：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他在《讲堂录》中还评议说，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曾国藩也高过与其“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范、曾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唐浩明先生说，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期间，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曾任范文澜秘书)在双峰跟他讲过一件事：1967年，范文澜病重住院，毛泽东派女儿去医院看望范先生，转达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
蒋介石
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曾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胡林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离别12年的父亲身边。蒋介石要求他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蒋家父子一直在研读曾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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