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谢幕 一个家族的百年背影

2009年4月8日，香港最知名的商人之一、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荣氏家族的荣耀沉浮，已然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轨迹的重要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2009014期封面
一个家族的百年背影
2009年4月8日，香港最知名的商人之一、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而在5天前，作为对中信泰富涉嫌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行为调查的一部分，香港警方搜查了该公司总部。
荣智健及其所代表的荣氏家族的命运，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曾经的中国式民族工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广泛联系，不但给荣智健这位资本运作的长袖善舞者提供了远较他人华丽的舞台，也提供了他个人成长的非凡际遇。荣智健黯然谢幕，但荣家的故事显然远未结束。荣氏家族的荣耀沉浮，已然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轨迹的重要部分。
中信泰富换帅
2009年4月8日，衔玉而生、商场戎马半生的荣智健，无奈地选择了“退位让贤”，辞去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称中信泰富)董事长及主席职位。当天下午6时15分，67岁的荣智健乘坐一辆灰白色私家车，从香港金钟中信大厦驶出，坐在车上的荣智健神情疲惫，满头白发映衬得脸色黯然。
中信泰富大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下称中信集团)新闻发言人冀峰当天发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传真显示：“中信泰富召开董事会，同意荣智健先生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请求，同意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先生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兼总经理。”
从去年9月中信泰富投资外汇衍生品巨亏以来，中小股东要求荣智健辞职的声音此起彼伏。而截至3月25日，中信泰富香港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荣智健仍坦言，“目前仍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而该公司的业绩显示，中信泰富在2008年净亏127亿港元，总负债与2007年同比翻番。
事情的急剧转机发生在4月3日。3日9时左右，20多名香港警方商罪科探员到达中信泰富集团，搜查了中信泰富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并带走多箱档案及电脑等证物。
“香港警方的高调介入，使荣智健辞职一事最终提上日程。其实在投资巨亏爆出后，荣智健就应该选择安全降落，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被动辞职。”一位接近中信集团高层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并且认为，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香港分公司，并非荣家个人的公司，投资巨亏给其他股东带来了损失，作为中信泰富集团董事长的荣智健必须对此负责。
此次由在中信集团位高权重的常振明坐镇中信泰富，香港市场反应良好。4月3日在香港警方介入调查后停牌的中信泰富股票，在4月9日复牌当日从9.47港元迅速回升至10.62港元，全日升幅为10%以上。
 
被迫“硬着陆”
拥有两万九千名员工的中信泰富，在香港是一个无人小觑的商业王国。香港市场上戏称之为“紫筹股”，意即中信集团作为大股东，等于在这支香港蓝筹股上加了一层红色。
而自去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曝出炒澳元巨亏的消息后，市场对荣智健的去留开始关注。中信泰富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立即引咎辞职。作为财务部主管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被降职减薪。
中信泰富在10月20日发表的公告中称，为对冲澳元升值风险，锁定公司在澳洲铁矿项目的开支成本，中信泰富与香港的银行签订了四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其中三份涉及澳元，最大交易金额为94.4亿澳元。而令中信泰富损失最为惨重的，就是其中一份澳元外汇合约。按照合约内容，中信泰富每月以0.87:1的固定价格用美元换澳元，合约在2010年10月期满。
由于澳元在2008年下半年大幅贬值，一度跌至0.6:1美元左右，导致中信泰富损失严重。中信泰富在12月2日的公告股东通函显示，由于澳元的进一步走低，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合约亏损总额已扩大至12月2日的186亿港元。
香港政府多部门对中信泰富的调查也由此展开。去年10月，香港证监会对中信泰富展开调查；12月中旬，香港警方商业犯罪调查科也介入调查，但当时中信泰富相关内部人士并不认为公司高层会被刑事起诉。今年1月17日，调查再次升级，香港证监会开始调查包括荣智健在内的中信泰富17位董事。
4月3日，香港警方商罪科高调突袭中信泰富总部，对中信泰富影响巨大。当日9时许，中信泰富职员刚刚上班，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多位警员就搜查了中信泰富高层人员的办公室，警方逗留一小时之后，运走大批文件。
中信泰富内部的工作气氛此后更显紧张。员工接到内部通知，称不排除香港警方进入员工寓所搜查，并呼吁集团员工与香港警方合作。随即，4月7日上午，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来到香港中信大厦。
 
中信泰富员工已经对高层的人事变动有了心理准备。不过，当这一天到来时，个别女职员仍然禁不住饮泣，气氛伤感。
4月8日下午2时半，与荣智健一同辞职的董事总经理范鸿龄逐一跟员工握手道别，荣智健并没有出现。公司高层表示，常振明上任后，暂不裁员、不减薪。
此时，即将公布重大人事变动的香港金钟中信大厦门口，挤满了记者。据在场的一位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荣智健的车子离开大厦一段距离后，荣智健回头深看了一眼他为之奋斗了20载的中信泰富总部。这一刻的心情，别人也许无法体会。
显然，一个属于荣智健的中信泰富时代已成过去。4月8日，荣智健在辞职函上这样写道：“商业罪案调查科根据搜查令要公司及董事提供资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这个现实，本人觉得退位让贤，对公司最为有利。”
4月3日，中信泰富在停牌公告中明确表示：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要求中信泰富及其董事就2007年和2008年签订的外汇合约，以及从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3月16日期间发布的公告提供详细资料，以调查中信泰富是否存在“公司董事做出虚假陈述”，或者“串谋欺诈”的违规行为。
“外汇衍生品巨亏事件后，市场已经对中信泰富管理层非常失望。警方的调查，更使投资者担心，该公司会否无法持续经营。”国泰君安香港公司分析师罗雷(KEVIN)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直接因袭英美法系的香港证监会，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极为严格。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98条规定，“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为刑事罪行，经循公诉程序定罪，最多可处罚款1000万元及监禁10年。”
时任中信泰富主席的荣智健在去年10月20日召开的记者会上曾表示，早在2008年9月7日，公司已察觉外汇合约会“带来潜在风险”。但9月12日，在中信泰富下发的有关子公司大昌行的股东通函中，却表示“就董事所知，本集团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的财务及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多位香港业界人士认为，香港警方商罪科的高调调查表明，警方已掌握中信泰富高层触犯刑律的确凿证据。而荣智健本人，可能在半年或者更长时间里，需要不断接受警方的问讯。显然，这对中信泰富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中信集团及时对中信泰富进行人事调整，实属必要。
中信泰富曾经是上个世纪末中资企业在香港的一个重要平台。中信集团发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传真也表示，“今后中信集团将充分利用中信泰富作为中信集团非金融业务的优势，提振投资者对中信泰富健康发展的长期信心”。
但对今后中信集团全面接手中信泰富后，将有怎样的发展计划，冀峰并没有透露。
 
“去荣智健化”难题
中信泰富是一家综合性的实业公司，其前身为泰富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泰富发展)。事实上，说中信泰富是荣智健一手打造的一个公司，并不为过。
1979年10月，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后来的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在香港的分公司中国国际信托(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香港)也同步建立。1987年，已经在香港奋斗8年，并赚得第一桶金的荣智健正式加入中信香港，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智健任职之后，首先向中信集团要求人事和经营的决策权。在得到中信集团的许可之后，中信香港从此正式步入荣智健时代。1990年，中信香港收购泰富发展49%的权益并注入若干资产，其中包括港龙航空38.3%的权益，荣智健本人也成为泰富发展的董事。第二年，泰富发展更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意即后来的中信泰富。
中信香港一直把中信泰富视为大陆的一个融资窗口战略性资产的收购平台。凭此背景，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在1990年至今的不到20年间，已经从房地产、贸易延伸到隧道、民航、水厂、发电、公路等战略资产范围。
荣智健本人在“中信泰富”的股份，也经历了显著变化。1996年，中信集团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票给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荣智健持股上升到3.8亿股，成为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荣智健本人也藉此三次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对于荣智健在中信泰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中信集团也做出了高度评价。在4月8日的声明中，中信集团表示，“中信集团对荣智健先生为中信泰富公司的创建、成长多年来的辛勤操劳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然而，此次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之职，也为中信集团全力介入中信泰富创造了机会。“20余年来，荣智健已经把中信泰富经营成一个独立王国。”一位在中信集团工作十余年的管理中层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于中信集团而言，显然更希望，作为融资窗口的中信泰富，对中信集团能更透明、更亲近一些。
 
其实，荣智健以67岁之龄仍任职中信泰富主席，已经破了中信集团60岁退休的人事规定。去年10月，中信泰富爆出投资澳元巨亏155亿港元消息后，中小投资者纷纷给予荣智健以辞职压力。而中信集团内部部分高层也认为，应该立即令荣智健辞职。但碍于荣智健本人的家族背景，中信高层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决。
但事情的演变之剧烈，已经由不得中信集团从容做出决策。中信泰富传出巨亏之后，股价从9月初的27.3港元跌至10月24日的5.06港元，跌幅为82%。股价风雨飘摇，救市如救火。无奈之下，12月中旬，中信集团一次性注资中信泰富15亿美元，约合116亿港元，以期平抑市场悲观情绪。
此次注资后，中信集团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由29%增至57%。荣智健本人持有的中信泰富股份，则由19%下降为11.5%。按现在中信泰富10港元左右市价估算有40亿港币。
“去年年底，荣智健如果自己请辞，不仅可以保留荣家在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的位置，还可以选定接班人，为子女在中信泰富的前途留一条道路。”前述接近中信高层的人士表示。
荣智健的长女荣明方，目前是中信泰富集团财务部的董事、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主席，同时兼任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公司董事。长子荣明杰，目前担任中信泰富公司董事，以及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董事。
但荣智健并没有选择退却。分析人士认为，荣智健此举，也令其子女在中信泰富的未来难料。
荣智健曾在一次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抱屈说道：“中信香港我经营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讲，我问心无愧。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当时约20亿港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
但中信泰富受益于中信集团，却是不争的事实。1998年，中信泰富因过度扩张又正逢亚洲金融危机，中信集团以10亿计的港元出手，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2008年年底澳元巨亏之后，中信集团又以116亿港元注资帮其脱险。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中信集团内部，甚至为此纷争很大。有些管理者认为，应该先让荣智健退位，再注资也不迟。
4月1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泰国帕塔亚向港澳记者表示：“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中信泰富与中信资源整合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中信集团除了调派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管中信泰富外，还派了数名中信集团高层进驻中信泰富，准备逐步接掌管理层。
3月25日，在香港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中信泰富宣布委任两名非执行董事张极井和居伟民，前者为中信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及战略与计划部主任；后者为中信集团董事及财务总监，同时也是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中信银行等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现年52岁的常振明，是商界罕见的7段围棋高手，国内著名棋手刘小光评价常振明下的是“聪明棋”，思维灵活，手段很多。
2001年，常振明曾成功拯救中信嘉华银行。2000年， 中信集团嘉华银行原董事长金德琴因贪污受贿，挪用巨额公款，被判处无期徒刑，中信嘉华银行濒临破产。2001年，常振明临危受命接掌嘉华总裁一职。上任后，常振明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动作。2001年11月，斥资42亿元收购华人银行，到2002年上半年，中信嘉华的净利润增长了22.6%。中信嘉华银行从此起死回生。
但这一次拯救中信泰富，困难似乎不小。常振明上任之后，曾公开表示要与媒体界朋友茶话共叙，但近日，他突然称“很疲惫”而不能履约。
长期关注中信泰富的罗雷(KEVIN)介绍，中信泰富目前的市场处境极为困难。中信泰富在2008年净亏127亿港元之后，今明两年还分别有93亿元及56亿元的债务将到期。而截至2008年底，中信泰富的净负债权益比率达到了71%，高于50%的警戒线。
 
此前，中信泰富所投资的西澳铁矿项目，因资金匮乏被迫停期一年；在航空业整体亏损的状况下，中信泰富持有近18%股份的国泰航空也很难盈利；此外，中信泰富的商业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整体前景不甚明朗，其在上海接手多个大型综合性商业项目，仅陆家嘴新金融区这一个项目，总投资就高达219亿元左右。
“今明两年，中信泰富还债压力很大，短期估值低于内在价值。中信泰富主业繁杂，现在如果做减法，长期前景才会被业界持续看好。” 罗雷(KEVIN)如此建议。
困难情况之下，只有钢铁似乎还一枝独秀。中信泰富曾先后收购了内地三家特钢企业，是国内特钢的龙头。2008年全年特种钢业务净利润大幅提升68%，盈利达28.44亿港元，成为对中信泰富利润贡献最大的业务。西澳铁矿建成后，一年能开采2700万吨钢材，将成为中信泰富盈利的另一个增长点。
因此，多位业界人士估计，常振明可能以特钢、铁矿等作为中信泰富重点发展业务，出售国泰航空、香港东西两隧道、澳门电讯等股份。
更有可能的是将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重合的业务进行全面整合。常振明对此态度已经明朗：“中信泰富这个公司是好的，中信泰富资源整合很有前景。以前中信集团有些公司和中信泰富有竞争关系，以前只是持股29%的股东，但现在我们是大股东了，不仅要避免竞争，还要进行整合。”
从竞争到整合，两字之差却走过了整整20年，“分久必合”的中信泰富，在2009年迎来一个别样的春天。
多面荣智健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4月8日晚，辞职后的荣智健黯然离开香港中信大厦。这也意味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谢幕。而此前，荣智健曾数次向公众表示，他从未考虑过退休。
身为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的性格并不像父亲荣毅仁那么低调平和。荣毅仁曾手书示子，望他能“隐忍”。但荣智健显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更多是“另”一面。
少年荣智健沉浮
荣智健1942年生于上海，那时荣家正处于内忧外困的艰难时期。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开进租界，荣氏企业纷纷被日军接管，荣家上下焦头烂额。
4年后，日本人离开上海，本以为自此天下太平的荣家又遭不测，荣智健的爷爷荣德生被人绑架了34天，荣家前后支付100多万美元后才息事宁人。
1949年解放前夕，许多民族资本家商人举家离开大陆。除了荣德生与荣毅仁父子，荣家人几乎都跑光了。近的去香港、台湾，最远的到了美国和巴西。
但外面世界的变化，并不影响荣智健在大宅子里衣食无忧地长大。
《荣智健传》中引述荣智健的描述：“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
1952年，10岁的荣智健第一次开车，开的是父亲送给他的一辆红色皮座的英国singer敞篷跑车。
1957年，父亲荣毅仁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并得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的支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此时，虽然已经完成了公私合营，但荣智健感觉家中的生活标准并没有改变。
 
1959年，荣智健考上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离家北上。上学期间，他经常请同学下馆子吃排骨。而当时的大跃进运动正让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混乱中，吃排骨在当时可谓奢侈享受。
1966年，荣智健大学毕业后来到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做技术员，所谓下基层锻炼。不意文革突然爆发，荣毅仁被打倒，荣智健也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的四川凉山龚嘴水电站。而做技术员的工作，就是抬路轨、背石头。
离开了父亲荣毅仁的庇护，青年时期的荣智健，过早体会了命运的沉浮。在四川凉山，荣智健一待6年。
这期间，年过半百的荣毅仁夫妇当过看门人，干过重体力活。中间荣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由于耽误了治疗，造成左眼失明。
1971年，荣毅仁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调回北京。荣智健也于随后的1972年来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参与华北电力系统的稳定研究。几年之后，荣智健意识到，他已错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
1978年，荣毅仁受国家之命，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国际融资。几乎就在同期，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独自去香港闯荡。
这次是荣智健本人主动选择离开父亲。但是，随后荣智健却发现，父子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荣智健凭借父亲荣毅仁在香港的一些既有财产，从600万港币起家。他最早与两位亲戚共同开了一家叫爱卡的电子厂，专门生产集成电路与电脑随机存储器，以出口到美国为主。虽然美国订单节节上升，但荣智健很快发现，更大的市场应该在内地。
彼时，大陆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消费者从未见过如此物美价廉的电子用品，荣智健的产品成了畅销品。爱卡越做越好，6年后，被一家美国公司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
荣智健出走美国创业，依然盯准电子产业，做起了电脑自动设计。1982年，荣智健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叫做加州自动设计的公司，却把营销的目光瞄向香港。此时，正是香港电脑业大启蒙的时候。荣智健回到香港，游走多方朋友，频频在港开办各种研讨会和展览。港英当局都给他面子，“电脑化”迅速成了香港人的口头禅，市场很快打开。两年后，又有一家美国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raphics 公司重金收购了他的公司，荣智健乘势跳了出来。
短短几年，荣智健的个人财产已经升至4800万美元。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总经理。
此时，荣智健已来港多年，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
 
“紫筹股”中信泰富崛起
进香港中信，荣智健只有两个条件，“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利”，这实际是提给父亲荣毅仁的。
条件一获许可，荣智健一系列“收购香港”行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彼时，中英已经签订联合声明，‘97回归乃迟早之事，香港内的英资和华资，都在迷茫地寻找出路。
荣智健第一战就计划把刚上市的国泰航空公司纳入旗下，他看重的是香港作为进出口重镇对运输业的依赖。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香港中信董事局的否定，因为国泰航空属于英国太古集团，是外资。
荣智健凭着“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定坚持干到底，绝不因故轻易放弃”的果敢干练作风，直接北上去找了父亲荣毅仁。在荣毅仁的支持下，国务院不仅完全同意他的计划，还借给他8亿的收购资金。
1987年1月，45岁的荣智健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购案。香港中信一跃成为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
由此，似乎形成了荣智健日后做事的方式：只要香港中信不听取他的意见，他就北上直接请奏，而结果，往往会出现戏剧性变化。
之后，荣智健的收购变得频繁无比：1990年，收购港龙航空，成为第一大股东；1990年收购香港电讯，成为第二大股东。1991年，荣智健用铁腕手段，以40亿元资金收购了资产值70多亿元的恒昌企业。
恒昌的这次收购，也充分显示了“荣公子”善于交际、借力打力的斡旋本领。
 
荣智健向以高超的高尔夫球技而闻名香港华人圈。而全资收购恒昌行，也凭借了荣智健在高尔夫球场与李嘉诚的一次洽谈。据说香港商界传闻，荣智健收购恒昌之前，买下泰富并经过资本运作上市成功的过程，均受惠于李嘉诚的帮助和指导。
《荣智健传》中提到，当某次高尔夫球场上荣智健与李嘉诚对杆时，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球进洞了，我就买下恒昌行。”身为荣毅仁好友的李嘉诚由此顺水推舟、成人之美，主动出让了恒昌的股份，并动员郑裕彤等其余股东让出股份，成就荣智健的收购。
通过一次次蛇吞象的收购举措，荣智健时代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
很难说是不是因为荣智健特殊的政商身份，使其他商人给其礼遇。不仅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代表华资的香港顶级富豪曾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许多英资企业也频频向荣智健示好。
1990年，进入中信4年就让其成功买壳上市的荣智健踌躇满志。他带队前往欧美日巡回推广，想吸引更多的外资，却遭到了冷遇。
《荣智健传》中记载：外商大肆批评中信泰富乘“九七”过渡之便，在香港左买右卖。尽管中信泰富拥有旗下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中信泰富本身没有自己经营的生意，不可以作为长线投资的对象。
外商们的看法，或许能够窥视到当时舆论的微妙。在香港，荣智健是风头人物，人人欲想通过他打开一条通往内地的光明大道。
荣智健的长于斡旋，使得中信泰富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中信泰富一直与大股东中信集团若即若离。但他开创的这种体制，却让中信泰富愈升愈快，成为一只“紫筹股”。
而荣智健最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1996年，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此时，父亲荣毅仁已经成为了国家副主席。
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坊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据悉，当时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北京的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
2002年开始，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荣智健应是第一人，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张扬其个性。
 
“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生活较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但仍引来不少“挥金如土纨绔富豪”的议论。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
《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个人生活喜好别人无从议论，不过荣智健“在商言商、不热衷慈善”的形象，在香港人心中已经扎根。
在中信泰富爆出澳元巨亏事件前，荣智健在2005年也曾一度成为香港人关注的焦点。当时，他所参股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和西区海底隧道不顾多方反对而坚决加价60%，引起香港民众极大的反响。
据香港交通署及东、西隧道的资料显示，香港东隧道在2005年5月1日加价后，收费从原来的8港元至45港元不等，猛增至13港元至75港元不等。这导致三条隧道中的红隧，成为三条过海隧道中收费最便宜的一条，在多个香港机构团体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收回中信泰富隧道经营权未果的情况下，大量司机涌向红隧，一度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事件。
荣智健辞职前后，也有不少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特区政府应该趁机向荣智健讨回东、西隧的经营权。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之后，小股东们多要求荣智健和范鸿龄引咎辞职。香港部分议员，也纷纷要求廉政公署“打大老虎”。
荣智健近年来多次荣登福布斯和胡润中国富豪榜榜首，但是，荣智健在中国富豪慈善榜上却“默默无闻”。在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荣智健家族以控股中信泰富14.9亿美元荣登榜首，约合人民币120亿元。他每一次被评为首富的同时，都会带来一些港媒的指责，甚至有评价认为，假如评一个中国富豪奢侈榜，他还可以再夺一冠。
 
他的奢侈纪录也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比如，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荣还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荣智健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
荣智健也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荣智健的爱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薄荷糖。
而平时，荣智健行事颇为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只是经常与儿女出入香港赛马场。
这种作风虽然迥异于他的父亲。曾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1998年退休后与老伴在北京一间四合院中安静地度过晚年。《荣毅仁传》的作者计泓赓到荣毅仁家去做客时发现，他们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家常菜为主，基本是三菜一汤。荣毅仁妻子杨鉴清曾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在气度和做人方面，望族公子荣智健并不如他的祖辈们。荣氏家族向以“兴资助学、好善乐施”的家风良德而被家乡后代敬仰。其祖父荣德生，曾在无锡市开办8所小学，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还捐资建造了“江南第一大桥”无锡宝界桥。
曾有无锡学者为荣德生的公益事业立传，竟写了厚厚一本。而对于荣智健来说，人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来自他征服香港，挺进大陆，走出国门继续并购不绝的野心。
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看来，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结束。之后荣毅仁父子为中信集团所做的商业贡献，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荣毅仁是政治上的旗帜，荣智健则是资本上的操盘手。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傅国涌说。
而财经作家吴晓波则认为，荣家的光荣百年来一直都未消散。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采取外债吸纳外资的开拓做法，以及荣智健对于香港中信泰富的贡献，都具有深远意义。
荣氏家族百年浮沉
一个家族的数次磨难，刻下了时代的缕缕印记
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在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中，不过是无数危机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间，荣氏家族企业共经历过三次巨大的危机。而这三次大危机之中，荣氏家族企业也像一叶小舟，飘荡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1934年，申新纺织大危机
75年前的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其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荣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既得益于无锡早年开放的通商环境，也得益于当时人们对于棉纱的需求猛增，更得益于荣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扩大企业的作风。这也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环境和发展伦理。
荣氏老大荣宗敬，向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荣德生的女儿荣漱仁对此的回忆是，两位老人家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在弟弟荣德生看来，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之前，民国政府的赋税已经日渐增多。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如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税。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
申新纺织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减免新税，孔祥熙答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而荣氏老大荣宗敬的投机失败，也加剧了荣氏企业的困难。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终于巨亏1000多万。
这立即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800万，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
此时，债权人索债日频，却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荣宗敬，若非要走这条路，各银行则要求申新纺织内部必须进行“倒阁运动”，逼荣宗敬让出总经理的位置。
荣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断给国民政府的人写信寻求援助。而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陈公博给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财政部拨款三百万为由，接管申新纺织。
由此种种，荣家彻底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纺织情况越来越紧急。到了当年6月，需向银行还款500万，此时的荣宗敬已经毫无办法。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而最后，这次危机仍导致两个纱厂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业。
 
孤岛中求生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依靠“上海市民协会”为其寻求保护，这是一个日军变相成立的带有“维持会”性质的组织。
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这是汉奸走狗的活动组织。
仅仅几天后，荣宗敬与长子溥仁匆匆离开了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荣宗敬每日以泪洗面。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离世，终年65岁。
 
公私合营考验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 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近代政商缩影
像荣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时代做一面旗帜。
而做了不同选择的其他商业家族，则各自留下了不同轨迹。
董氏家族之沉浮
与荣毅仁的决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1949年携家眷离开上海，举家迁往香港。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资产者的共同选择。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开始铺展他的产业，重组并注册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业后虽然在战乱中经历了日本的没收、美国的扣压，董浩云还是抓住香港经济上行的大势，在60年代已经奠定了自己“世界级船王”的地位。
随后，董氏家族产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整个70年代发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长，1982年，世界航运业陷入低潮，董家产业陷入财务困境，欠下的债务高达230多亿港币。当时有人曾经说：董建华所欠的款项，与奥地利一国的国债一样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突发去世。董氏家族产业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眼看父亲几十年心血创下的海上王国行将要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彼时的董建华四处奔走求救，动用了父亲在日本、台湾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却一直无果。不仅台湾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日本方面也拒绝推延交货时间，这对于资金短缺、船舶过剩的董家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汇丰银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华提供了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一家大陆银行为其分担了5000万美元，这家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这是董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从此，董氏集团的兴盛和大陆再也分不开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华获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东的1.2亿美元注资。这次注资至关重要，两个月后董建华宣布公司重组计划，并随后乘风破浪，于1990年偿清了所有债务，开始赢利。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由于他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这一次注资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次神秘注资，传说很多，最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注资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来自大陆方面。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曾经六七次反复问他，他才勉强谈到“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之后，董氏集团开始扩展大陆业务，并最终于1989年完成宇宙号的上海首航，阔别40年后重回内地。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基都到场祝贺，江、董二人交谈愉快，这是董第一次与大陆高层领导人“亲密接触”，这或许为董之后当选特首埋下了伏笔。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开设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火柴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死得早，没遇到后来的运动，可称他的幸运。与他同期的商人卢作孚，在“三反”期间，就被他的养子揭发为在公私合营期间，收买公方代表。而所谓“收买”，不过是吃了一顿饭。
在“三反”运动中，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终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