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一门的百年辉煌-《纵横》在线阅读

荣氏一门的百年辉煌
作者：金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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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叶，江苏无锡城内荣巷，诞生了后来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第一户”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祖先，世代务农，勤劳致富。熙字辈分家后，按照年龄长幼，分为“上荣”、“中荣”、“下荣”。近期，笔者与荣氏后人（“中荣”一脉）作了访谈，她向我讲述了出身草根的荣宗敬、荣德生创业史及其后代继承上辈事业，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白手起家

荣宗敬又名宗锦，晚号锦园。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其父荣熙泰思想开明，认为在乡下种田无甚前途，送时年13岁的荣宗敬到上海一家铁锚厂做学徒，不久转入钱庄习业，后来又当了“跑街先生”（推销商品），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荣德生，原名宗铨，号乐农，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他比兄长荣宗敬小3岁，长到4岁还不会说话，5岁才开始习语。1889年，他14岁时也到上海闯世界，在通顺钱庄做学徒。
荣德生在钱庄习业3年，受益匪浅。一把铁算盘，一手好书法，满腹金融知识，为以后拓展企业打下了基础。19世纪末，他远赴广东谋生。在广州码头，他看见英国轮船运来的面粉，马上想到：“我们何不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呢？”
1900年夏，荣德生离职回家，他把上述想法说给荣宗敬听，得到其支持。两人发誓：一定要创办比洋人还要好还要大的面粉厂。
经过调查研究后，兄弟俩认为：由于北方局势动乱，其他行业生意清淡，唯独面粉销路颇佳。看准了市场行情，两人拿出全部积蓄，又向亲友借贷；同时邀约荣德生在广东抽税局任职时的上级、曾任该局总办的朱仲甫，请他出股金15000元，荣氏兄弟出6000元，其他部分招股，共集资3万银元，在无锡建造了“保兴面粉厂”，购买从法国进口的4台粉机石磨。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开机生产。朱仲甫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发挥他当过“跑街先生”的才能。
朱仲甫因南下重新做官，抽走股金，荣氏兄弟成为“保兴”最大的控股股东，又相继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厂。至192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振新、申新4家纱厂（后来纱厂增至13家），获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称号。
荣氏兄弟为了创造名牌产品，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将商标视为本企业的“金字招牌”。1923年8月29日，他俩先后向无锡、上海地方政府申请注册茂新、福新两家面粉公司的商标。商标为“兵船”牌，寓意“振兴中华，以牙还牙（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中国第一个注册商标。按照面粉等级，将商标分为绿、红、蓝、黑4个等级，绿色表明面粉质量最佳。“兵船”牌商标含有“实业救国”的思想，享誉海内外，是上海面粉交易所的标准粉，吸引了全国各地顾客。
在荣宗敬、荣德生的创业精神鼓舞下，荣氏家族其他人创办了许多工业企业，确立了荣氏家族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的历史地位。
百折不挠
1925年，荣氏不满帝国主义对学生、工人的迫害，决定本公司所属工厂企业参加“五卅”罢市斗争。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荣氏拒绝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蒋介石接到报告，以“与军阀孙传芳勾结”的罪名，下令通缉荣宗敬，并查封财产。此事最终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斡旋而告和解。
1932年1月，日军大肆进攻上海。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公司所属7家工厂先后关闭停工，债台高筑，处境十分危急。全部资产为6800万元的申新公司，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元。1934年6月到期的向钱庄应付款达500多万元。荣德生以面粉厂、棉纺厂的股票和存款作担保，向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借款5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中国、上海两家银行在付过280万元后，于7月4日拒绝交付余额220万元。申新总公司在这一天宣告“搁浅”。
荣氏兄弟曾通过各种关系，多次上书国民政府首脑人物，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出乎意料之外，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及棉统会等派出官员，到申新进行调查，最后竟提出一份所谓的“整理”申新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的9家纱厂。经营期间，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6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
陈公博的上述“方案”，是以“整理”为名掠夺荣家的申新。荣氏兄弟气愤地说：“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们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陈公博的阴谋引起全国棉纺业界的义愤，很多同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和反对。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整理”方案流产，荣氏兄弟以顽强的毅力保住了申新。
“七七”事变仅一个月后，敌我双方军队在申新五厂附近激烈交战。三个月的上海激战，设在无锡、济南两地的茂新、申新各厂均遭到严重破坏。1937年12月8日，日军占领无锡后，抢走了茂新一厂的4万多袋面粉，茂新二厂的数万包小麦、面粉也被抢劫一空。申新三厂因曾为抗日将士制造军服军布，日军放火烧了工场和仓库栈房。上海、无锡申新8家纱厂中，有6家被日军委托日商纱厂接管，只有租界内的申二、申九还能照常经营。

抗战时期，虽然企业损失惨重，但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荣宗敬留守上海，利用公共租界坚持生产。1937年11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荣德生逃难到汉口。他未随国民政府入川，于1938年6月取道香港，重返上海。
在工厂损失大半的情况下，荣宗敬无奈移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他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5岁。荣德生悲痛万分，流着眼泪对子孙们说：“吾荣家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家兄一生事业，非持有充实之资本，乃持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此乃最大的财富！”
1941年，汪伪“外交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厂、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荣严词拒绝。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其子荣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决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褚民谊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返回南京。
两次遭绑
20世纪30年代，荣德生第一次遭绑架。家属找薛明剑（孙冶方之兄）出面救人。荣家与薛家在无锡是最有实力的两家。薛代表青帮与绑匪谈判，最后将人救出。
抗战刚刚胜利，荣德生又一次遭到绑架，损失款项达百万美元之巨。
1946年4月25日清晨，荣德生像往常一样，走出位于上海高恩路18弄20号（今高安路）住宅大门，准备去上班。突然，几个自称“国军第三方面军”的人冲将过来，将荣德生架住，拖进一辆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牌号的黑色轿车。
当日中午，荣德生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拿50万美金来赎人，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你们来收尸吧！”
舆论哗然，各界传言：这次绑票是军方与匪徒串通作案，当局不应不管。荣家如数交出了赎金。荣德生回到家里，愤愤不平，写信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告状，希望尽快破案。蒋介石闻讯，感到此事影响极大，当即命令军统和上海军警共同派人侦查。
毛人凤派人赶到上海秘密调查，发现该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个小头头一夜暴富，穿上了进口毛料的西服，还买了一辆高级轿车。侦破人员当即将他拘押，严刑拷问，那人受刑不过，只好交代了绑架荣德生的来龙去脉：原来，他早就盯上了荣德生，经过周密策划，请一批绑匪化装成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官兵，开着他提供的一辆轿车，对荣德生实施了绑架。蒋介石非常恼火，下令枪决匪首8人。
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万美元，超过绑匪索要的赎金10万美元。荣德生叹口气说：“早知如此，还是不请人破案为好。”国民党腐败透顶，令荣德生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
荣德生被绑架勒索赎金，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被安上所谓“私套外汇”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这些痛苦的境遇，都为荣德生主动留在大陆埋下了伏笔。

迎接光明
解放军即将兵临上海城下，亲朋好友劝说荣德生：“共产党要打来了，你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难逃厄运，你的大哥在香港有纱厂，你还是出走香港为好。”荣德生却说：“我生平未做恶事，从未危害共产党，也未与国民党有牵连，焉用逃往香港？共产党总不可能比国民党坏吧！”
荣德生与其子荣毅仁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留在上海。当时荣氏在大陆的资产有多少已经不重要，对新建立政权的共产党来说，荣氏是一个标志，对稳定工商界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病逝，享年77岁。
解放战争后期，荣氏家族许多成员已经转移到广州、香港、台湾及海外。到1949年，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已经被抽走大量资金和设备。由于长子荣伟仁、三子荣伊仁和六子荣纪仁已经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荣德生是最坚定要留下的人，1948年底，迁厂风声更盛。他要求将申新一厂、三厂、五厂各厂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各地的设备、物资一律运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制止将申新工厂机器拆迁台湾，与工人一起护厂迎接解放。听从父命，最终荣毅仁又将妻儿接回上海。
荣毅仁，1916年5月出生于江苏无锡，自幼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1933年，他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办的老牌教会学校）攻读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入侵中国，对荣毅仁刺激很深。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和不甘屈服的灵魂。1937年，荣毅仁大学毕业，他激动地对同窗好友说：“我们年轻学子应该去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立志报效祖国和人民。我父亲和伯父都是经营实业的，我想我还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为好。”
荣毅仁回到了故乡无锡。家里中堂挂着父亲手写的条幅：“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这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他也要把这三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弃文从商，最初从底层做起，在无锡荣氏企业茂新面粉公司任经理助理。荣德生对他言传身教，使他逐渐掌握并具备了经营管理的才能。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仅一周，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首次邀请上海产业界人士座谈，荣毅仁名列其中。
1950年年初，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主席宴请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荣毅仁也在被邀之列。周恩来总理见到时年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喔！少壮派！”宴会上，毛泽东紧紧握住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来了，你好啊！老先生好吗（指荣德生）？”短短几句话，使荣毅仁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宴会上，毛主席特别讲道：“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这句话给荣毅仁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五反”运动中，陈毅将荣毅仁划分为“基本守法户”。上报中央时，毛泽东说：“何必这么小气。”大笔一挥，改为“完全守法户”。就这样，荣毅仁安然度过了“五反”。
“五反”之后，继去世的荣德生后接任荣氏大陆企业掌门人的荣毅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
1956年1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他在参观完江南造船厂研制的第一艘潜艇后，便前往申新九厂视察。一下车，毛泽东就同荣毅仁握手，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老板换了。”荣毅仁连连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说：“你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
听了毛泽东的话，荣毅仁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干事业，来报答祖国对自己的关爱。
1956年底，由毛泽东建议，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57年就职。毛泽东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产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1957年，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从商人跨入高官行列。
“文革”对荣氏而言是一次跌入谷底的痛苦体验。荣毅仁被抄没家产，成为“无产者”，但荣毅仁却对妻儿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点曲折，要坚强，要看实质，挺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改革先锋
1979年1月，邓小平点将，要求荣毅仁“出山”，并允诺荣毅仁可以全权负责他主持的单位。与荣毅仁素来交好的叶剑英曾经说：“你（共产党）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代替不了，共产党员代替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同年10月，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广罗海内外的精英人物，甚至请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做中信的顾问。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册资本是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荣毅仁个人的存款供给公司1000万元，只能算是借贷，不能看做投资，因此荣毅仁在中信并不拥有股份。
荣毅仁不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期望，扬自己熟悉商品经济之长，以非凡的才干和胆识，把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中信，发展成近3万人、总资产达507亿元的大企业集团。10年时间，荣毅仁领导的中信为我国树立了最好的对外开放形象。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这个仪表堂堂、衣冠楚楚的人，几乎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和一个重要的象征。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病逝北京，享年89岁。
荣氏家族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是中信的成立。这个公司不仅让荣毅仁重新成为“荣老板”，实际上也是荣毅仁真正创立自己事业的开始，同时还成为父子两代首富交接的地方。
荣毅仁独子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他长到十六七岁时，作为公私合营中资方的下一代仍然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他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经常请同学们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阔绰大方。在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读书的荣智健也过着很优越的生活：“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到的。因此 ，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颗明珠。”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棒球好手，几乎达到了职业棒球运动员的水平。
“文革”来临，荣智健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电缆等活。
1978年，在遭逢了“文革”大变，下放劳动8年之后，36岁的荣智健办了单程证只身前往香港，准备和香港荣宗敬的后人（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会面。当时荣智健的手上戴着“柏达翡丽”的手表。这个细节令他的香港亲戚们惊讶——大陆荣氏的奢华程度并不亚于他们。
作为荣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他虽出身名门，但他身上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习气，而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创业。到了香港，堂弟荣智谦劝他先到国外去深造，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荣智健不以为然，他说：“从商从政的人，明白世界在变，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他们懂得借助别人的长处，糅合以为己用，这才是真正的本领。你我的祖辈文化都不高，但他俩都胸有大志，又勤奋肯干，在实践中学，掌握了经营的门道，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听了荣智健的话，堂兄荣智鑫也有同感。他和其弟与荣智健联手创业，开办了电子厂。
荣毅仁1949年后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主要是当初在香港开办纺织厂的股份，如九龙纱厂、南洋纱厂，荣毅仁都占有一定的股份，30多年没有动用过这些股息和分红。这笔财产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也就成了荣智健在香港立足的资本。1980年，荣智健开办的爱卡电子厂的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在香港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其85%以上的产品供出口外销。在美国拿回的订单，1980年比1979年翻了一番，经营前景十分喜人。
从1985年起，荣智健开始辅助荣毅仁在中信的工作。1986年下半年，中信发出加盟邀请，荣智健正式出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荣智健成为中信香港的主要决策者，1996年更成为中信香港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北京中信）。
1978年，荣智健从不到100万港元起家，发展到1984年拥有个人资产达4亿港元，他现在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信富泰的市值达300多亿港元。香港刊物称荣智健为“亿万新富”，“已成为香港华资巨头之一”。
荣家的第四代是“明”字辈。荣智健的儿女荣明杰和荣明方如今都是中信富泰的董事，已然崭露头角。
责任编辑：贾晓明